面对面的杀戮- 第11部分

　　　　也有人把空战比作“打猎”。见沃尔特·布里斯科，《少年空中英雄：从学龄男生到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得主》（伦敦，1921），全书各处；空军D。克鲁克上尉，《喷火式战机驾驶员》（伦敦，1942），页41—42；空军阿索尔·福布斯中校、休伯特·艾伦少校，《飞行员小伙子们》（伦敦，1942），页97；E。肯尼迪教士，《不朽的第七师随军记》，第2版（伦敦，1916），页114；T。帕特森，《战争、作业中的精神面貌：军队管理新法》（伦敦，1955），页88。飞行员第一次出征，叫“初次接受血的洗礼”。引自约翰·比德，收加文·莱尔（编），《空战文选1939—1945：切身体验》（伦敦，1968），页278。另见C。格雷，《英国战机》（伦敦，1941），页3—4。地面上的看客会以　“回合”来记述两选手在空中的战斗。《在加拿大第一分遣队的日子》（多伦多，1915），页76—77。“古时的战争之乐”可以在战机上体会到，因为它迅疾、灵巧。莱斯利·桑德斯中尉信，1917年3月4日，收劳伦斯·豪斯曼（编），《阵亡英军书信集》（伦敦，1930），页231。他于六天后阵亡。罗德里克·克里斯霍姆在二战中是一名夜机飞行员。1942年，他击落了一架海恩克尔飞机，之后他反思这种打法　　　　
　　　　就像捕猎大家伙，满心都是个人成就。打下之后会庆贺敌人少了架轰炸机，但在当时会为自己的战功而得意。罗德里克·克里斯霍姆，《夜幕》（伦敦，1953），页73。另见71。　　　　
　　　　如此吹捧飞行员，意味着奖励也是针对个人的，尤其是当天“中头彩”的飞行员。海克特·伯莱索，《战事报告：一战机驾驶员的故事》（伦敦，1943），页45及58及卢·德伦多，《……击落米格：空战越南》（卡罗尔坦，1974），页17。　　　　
　　　　如此看重个人技术，会使飞行员间不论国籍而相互尊敬，在战争初年尤其如此。海克特·伯莱索，《战事报告：一战机驾驶员的故事》（伦敦，1943），页133；沃尔特·布里斯科，《少年空中英雄：从学龄男生到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得主》（伦敦，1921），页50；《全员军训——不！》（出版地点不明，1919），页8。1918年诸圣日在兰坦小隐修院布道时，弗兰克·伯特兰·梅里韦瑟以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作开场白，这是关于英国王牌飞行员艾伯特·保尔上尉的。并且告诉教众他讲的是“往昔”的一场单打独斗，双方都是勇士。一天，他说，保尔发现他的老对手（德国王牌飞行员马克斯·殷麦曼）正在对面战壕里，于是飞临德军阵地，扔了张传单，点名下午两点要和殷麦曼“单挑”，并保证英军高射炮不会开火，相信殷麦曼也能让德军做到。约定的时间一到，所有大炮都安静下来，两军将士看他俩在半空斗法。结果保尔赢了，在英军欢呼声中他飞临殷麦曼坠机的地方，等地面的人把他的尸体从残骸里抬出来，从空中丢下了一个巨大的花环。该故事的一个版本，见弗兰克·梅里韦瑟，《傲视死亡：关于一个勇士之死的几点想法》（伦敦，1918），页14—16。该故事——虽然众口流传——纯属虚构。沃尔特·布里斯科给保尔作的传证实，击中殷麦曼的并非保尔：《少年空中英雄：从学龄男生到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得主》（伦敦，1921），页62—63。二战中也有类似事情发生。驾驶员保罗·里奇看到自己刚击中的一架飞机螺旋下栽时，不禁怔住了：　　　　
　　　　我下意识嘟哝着，“哦上帝，这太惨了！”只见机尾转向一边，接着就脱落下来，此时机身已被火焰吞噬。再下面，好不容易才看见边上打开个白色的降落伞。我长舒了一口气。还好。　　　　
　　　　敌机飞行员后来被俘虏了。里奇说，“大家都觉得他在空中的表演特别精彩，其精神我们都很钦佩，为此决定把他待作上宾，请他和我们一起用餐”。说到做到，他们用当地最好的饭菜招待了那名德国飞行员，又给他找来最好的衣服。保罗·里奇，《战机驾驶员：法国战事的个人记忆》（伦敦，1944），页11及42。与之类似，空军中校罗兰·博蒙特在不列颠战役中也不忍心击毙自己打下的一名德国飞行员。“看过他刚才展示的美妙技术，我实在不忍心向他开火。”他自辩道。那名飞行员于是得以炸毁自己的战机，在向博蒙特行礼后束手就擒。空军中校罗兰·博蒙特的日记，收爱德华·兰奇贝里，《迎着太阳：空军中校罗兰·博蒙特的故事，英国优异服役勋章、英帝国勋章、英国空战有功十字勋章获得者》（伦敦，1955），页56—57。　　　　
　　　　


第二部分：武士迷思武士迷思　11

　　　　个人介入不止于此。沉迷于神话的武士除了屠戮轮廓清晰可辨的个人，还把武器也人格化了。“米格战机”（苏联造，北越军队普遍使用）可以被“谋害”，好像它们有生命一样。见卢·德伦多，《……击落米格：空战越南》（卡罗尔坦，1974），全书各处。这种人格化的情形在坦克战中也有。经常会说起“毁掉”一辆坦克，就好像在说人一样：见安东尼·厄文，《步兵军官：个人纪事》（伦敦，1943），页62—63及无名士兵访谈，收巴里·布罗德富特，《战时岁月1939—1945：全体加拿大人的回忆》（安大略，1974），页3。子弹打中对方飞机，高射炮手会说看到“敌人晃了下，向上蹦了蹦，蹒跚了一阵，接着就打起滚来”。博伊德·凯布尔，《空军战士》（伦敦，1918），页24。有着“长长机腹”的梅塞施米特式战机被径称为“德国佬”。艾伦·米切尔，“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得主、中士飞行员詹姆斯·艾伦·沃德”，收德里克·唐吉（编），《岁月流逝》（伦敦，1942），页11。人与机器没有区别，甚至可以互换。一名绰号“大傻”的炮手曾向上级报告说：“我干掉了敌机的尾射手，返航时……‘他’的一个引擎正往外冒甘醇呢。”空军阿索尔·福布斯中校、休伯特·艾伦少校，《飞行员小伙子们》（伦敦，1942），页105。刚轰炸过德军潜艇的飞行员说不知道是否已“将他干掉”时，实际指的是潜艇，而非人。见K。穆尔、亚历克·吉布的访谈，收空军海克特·伯莱索少校，“两个人在二十二分钟”，收《滑流：英国皇家空军文选》（伦敦，1946），页10—11。士兵不仅逢人必杀，就连“有人格意义”的武器也不放过。　　　　
　　　　这和狂轰乱炸形成了鲜明对比。相形之下，后者似乎没那么正当，似乎是因为它没太多技术成分包含其中。向手无寸铁的平民扔炸弹，不太容易和英勇的猎手联系起来。一位曾在英国皇家空军任少尉以上官职25年之久的飞行员这样说：　　　　
　　　　感谢上帝，我开的一直是战斗机，从没开过轰炸机。否则我肯定会抗命；往德国城市扔炸弹一点成就感都没有。史蒂芬·加勒特，《二战伦理和空中力量：英军空袭德国城市》（纽约，1993），页84，引自H。艾伦，《特伦查德勋爵的遗产》（伦敦，1972），页Ⅸ。　　　　
　　　　现　实　挫　人　　　　
　　　　但上述武士神话很少能和现实重合。上阵士兵，很少有人曾预想刺刀可能卡在敌人身上没法取出来，还会恐慌；也没几个事先预备了人血会有恶臭。没人想到，敌人一拨倒下去，另一拨又会上来：总也杀不完。想逞“英雄”，只会自己丧命。过于想靠刺刀终结对手性命，不料把自己的命也陪上：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E。科尔布鲁克，“家书集”，致父书，1915年5月28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甚至连空战——本该是最浪漫的——也会让人失望。例见“飞行队驾驶员”，《碧空死影：一个飞行队驾驶员的战时日记及照片》（伦敦，1933），页75及詹姆斯·麦卡登，《怒飞》，（伦敦，1930），页170。用一战某飞行员的话说，幸好“大人物”们没给驾驶员和机枪手太多思考时间，不然更麻烦。“妈的，见鬼。”他言语中满是不屑，　　　　
　　　　一想到这事我就要买醉，好让自己血液一直在沸点——兴奋起来好去杀人，然后再笑对自己的战绩。这种无拘束的日子据说很好，人也据说要比兽强些。一派胡言！“飞行队驾驶员”，《碧空死影：一个飞行队驾驶员的战时日记及照片》（伦敦，1933），页97及99，或见页57。　　　　
　　　　1942年，海军中校B。W。霍根在指挥进攻瓜达卡纳岛时，体察到了飞行员们面临的困难。击落日本飞机固然让人兴奋，可随后须低空飞行，“地上，人们在四下逃命，可得打开所有机枪一齐扫射。我们射杀的都是素未谋面的鲜活的人啊”，这不能不给飞行员们以极大的震撼。海军B。霍根中校，“高级卫生官员在美军航母‘黄蜂号’的精神病学观察，时在战区进行鱼雷战，以及幸存者的反应”，《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00期（1943—1944年），页91。但他也说，没多久他们就习惯了。斯坦利·约翰斯顿在描述瓜达卡纳岛上空轰炸、扫射的飞行员时也说：　　　　
　　　　他们并非在云间出没，与敌机周旋，这种既扬名、又受勋的好事可轮不到他们。任务危险系数很大……可这些飞行员总是默默无闻，名字根本不见诸报端，更别提通报表彰了。斯坦利·约翰斯顿，《死神》（伦敦，1945），页77。　　　　
　　　　空战那点浪漫情调，早已被轰炸造成的大规模毁灭削弱了大半。正如历史学家约翰·H。莫罗所言：　　　　
　　　　所谓轰炸平民是出于战略考虑的遁辞，开脱了那些指空战为总体战时代必然产物，由此混淆军民界限，滥杀无辜，视屠戮妇女、儿童为理所当然的人。约翰·莫罗，“空中骑士：军用航空的兴起”，收弗兰斯·库特希亚、玛里琳·谢文库特希亚（编），《权力、认同及一战的社会历史》（普罗维登斯，1995），页321。　　　　
　　　　


第二部分：武士迷思武士迷思　12

　　　　与之类似，所谓两人势均力敌、在空中对峙，也不过是想象罢了。历史学家罗伯特·L。奥康内尔的结论是，“一般王牌飞行员的大部分斩获都是欺负对手初出茅庐，在他们连飞机都开不稳的情况下取得的。”罗伯特·奥康内尔，《武器与人：战争、武器及侵略史》（纽约，1989），页263。空战中所谓骑士风范，就是有也未能延续到1917年以后。斯坦利·约翰斯顿在1945年曾说：“敌人就算是你乘隙抓住，也千万不能放了……在这场战争中没有风度好讲，也没有它存在的空间。”斯坦利·约翰斯顿，《死神》（伦敦，1945），页39。　　　　
　　　　狙击的命运也一样，成了“肮脏”、可耻的勾当。要是“抠扳机的手急不可耐”，这里面一定有问题。诗歌的例子，见陆军H。朱厄戴恩中校，《别动生涯》（牛津，1934），页216。所谓狙击手，业已“沦为仇恨的同党”。陆军F。希区考克上尉，《“戒备”：战壕纪事1915—1918》（伦敦，1937），页47。阿瑟·恩普瑞狙击起来毫不手软，可连他也不愿以此营生。在他满是血腥味的《首应》（1918）一书中，当谈及自己六周的狙击生涯，连声调都变了：　　　　
　　　　在我看来，在酣战中“搞定”个把敌人本属正常。可一埋伏就是几小时甚至几天几夜，等敌人暴露自己——而且一露面就被干掉，就有点不光彩了。　　　　
　　　　他在这样狙击了两人后感到“恶心”，只好请求上级另派任务。狙击手不能一直处于精神紧张状态，他的请求很快就被批准了。阿瑟·恩普瑞，《首应：派驻柏林》（纽约，1918），页222。狙击手自己也承认，他们的活儿“近乎谋杀”，实在“有点卑劣”。拿维克托·G。里基茨的话说就是“已经沦落到和德国佬一样了。”无名英国军官信，落款1914年11月19日写于狙击四人（伤两人）后，收艾米·格兰特，《善恶对决：一战书信集》（波士顿，1930），页37及维克托·里基茨，“从军记”，页3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另见A。特纳，“总攻时刻”，页51，帝国战争博物馆藏。　　　　
　　　　对狙击的不满，在官方档案中也有记载。弗兰克·珀西·克罗热人很冷峻，却也忍受不了狙击的残忍。在其回忆录《都是我杀的》（1937）中，克罗热讲自己曾在非洲西南、西部和中部有过一段惬意的狩猎时光，却尽量回避以人为猎物的情况：“这事不太体面。没多久我就不干了。孤傲冷淡、一心算计、谋杀手无寸铁的人，在我看来实在太残忍。”在他看来，这样的反应再正常不过：只有“变态”才会快意于如此“冷血”的杀人方式。当然，他知道狙击手在部队中的重要性，所以在评论时尽量就事论事，不带感情，怕手下的冷枪手会“感染”上道德的悬疑。战争进行到后来，他也承认，在用18磅野战炮狙击坦克时，他　　　　
　　　　挺乐意。那感觉不同。如果是狙击一个人，他至此并没有伤害你，可透过望远镜瞄准具，他似乎就在近前，伸手就可以摸到。那种罪感和良心所受的谴责，在狙击坦克时荡然无存。陆军弗兰克·克罗热准将，《都是我杀的》（伦敦，1937），页101—104。　　　　
　　　　比尔·霍威尔也是名狙击手，曾在卢斯服役。对别的士兵为什么特别厌恶狙击手，他有自己的看法：　　　　
　　　　其他士兵讨厌我们，军官也讨厌我们。但他们没法把我们调走，因为打仗离不开我们。麻烦就在我们得透过观察孔瞄准几个小时，确保万无一失才会开枪。其他士兵开火得有上面的命令，就我们不。一抠扳机，德国人就知道遭到了狙击，防区里的东西就都丢下不要了。我们当然不会在那儿多呆，而是一得手就走，一刻也不多停留，而其他士兵还得留下来打扫战场。　　　　
　　　　营部里绝大多数其他士兵对狙击手都不友好，所以狙击手通常都单独行事，也不用干部队里的杂事。《狙击、侦察及巡逻》（奥尔德肖特，出版年份不明），页10—11及陆军N。阿姆斯特朗中校，《野战技巧、狙击枪法及情报工作》，第5版（奥尔德肖特，1942），页ⅩⅢ。　　　　
　　　　在士兵的信件和日记中都留下了有关肉搏、狙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