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骗人的神话。想靠白送公有企业来解决就业问题更是异想天开：在现在的公有企业人员过多的条件下，任何购入企业的资本家都会大量裁减员工，又哪里会解决谁的就业问题！如果说私营企业能够增加就业，那也是新开办的企业有这个作用。想靠私营企业增加就业，那就应该要求资本家拿出自己的钱来开办新的私营企业，而不应该靠白送公有企业来培殖资本家。
白送公有企业所直接造成的最大问题，是间接地剥夺了用来补偿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资金。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中，国有和集体所有企业的职工都享有大量的社会保障；这使得我们这种国家在过渡到市场经济之后，国家仍然必须向这种企业的原有职工提供大量的养老金、医疗费用等社会保障，而国家可以用于这种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却又极度缺乏。最近一些地方试图以买断工龄的办法来减少政府未来的社会保障负担：政府按公有企业职工的工龄一次性地付给职工个人一笔钱，从此不再为该职工提供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即使实行这种做法，政府也恰恰是在目前需要大量的资金收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本来应当尽可能地增加资金收入以用于职工的社会保障，而出售公有和集体所有制的企业本来是筹措资金以向这些企业的职工提供社会保障的一个非常正当的渠道。以这种方式筹措职工社会保障资金之所以正当，是因为应当在未来向职工支付的社会保障金是原公有企业欠整个社会的最大债务，而偿还这笔债务的资金当然首先应当来自这些企业，包括来自出售这些企业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白送公有企业，不仅是减少了政府可以用于公有企业职工社会保障的资金收入，而且实际上侵占了本应用于原企业职工社会保障的基金，是将可以为公有企业职工提供社会保障的资金白送给少数个人。白送公有企业产权的实质不仅是人为地制造企业原有职工社会福利基金的流失，而且是让少数人靠剥夺原公有企业的职工而致富。
最可笑的是，有人在这个问题上竟援引德国在前东德地区实行私有化的例子，大肆渲染德国政府如何向私人资本家白送公有企业产权，以此来作为应当向少数人白送公有企业产权的证据。这些人所引的德国的做法不仅不能证明白送公有企业产权正确，反而恰恰说明了中国绝不能走白送公有企业产权的道路。为了能够跑步进入资本主义，德国政府确实在前东德地区向私人资本家大量白送公有企业的产权；但是这样作的结果是少数私人资本家迅速致富，国家却必须承担原公有企业员工的一切社会福利负担，而出售企业又没有给国家提供用于这方面的资金。德国政府靠在原西德地区提高企业和个人的社会保障缴费和税收来筹措东德地区的社会福利资金，以此来每年向东德地区输送1千亿马克的财富，结果是搞得民怨沸腾，造成了至今为止日甚一日的对执政党的不满。而老百姓的这种不满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德国政府的这种做法等于将向人民大众收的税白送给少数资本家作他们的资本。德国的例子恰恰是向资本家白送企业失败的典型例证。德国原来是一个政府财源雄厚的高度发达国家，这样一个国家尚且被这种政策搞得陷入困境；中国这样的政府财源极窄的穷国如果实行这种政策，将势必会被搞得民穷财尽。
那么，在企业改制的过程中，是不是绝对不可以向个人白送公有企业产权呢？回答应当是：不是绝对不可以，但是必须把这种白送限制在极其有限的规模上；白送的不应当是企业的全部产权，而只应当是企业的部分股权；必须在极其严格和公开的法律规制下进行这种送股；得到白送的股权的首先和主要地应当是原来的企业职工，他们应当得到白送的股权的大多数，这是对他们的一种补偿，因为他们过去为这些企业的发展作了贡献而没有得到足够的报酬；也可以向企业的领导、特别是已经作出了一定成绩的企业领导白送少数股权，但是这种股权只能占企业现有股权的极少数，其作用一方面是作为对企业领导成就报酬的一部分，更主要地是为了激励现任的企业领导努力地经营企业，因此不允许企业领导在离开企业之前
转让这种股权。但是更为关键的是，白送公有企业股权的行为必须只能由某种特定的法律主体来实施，这种主体的经济利益、其成员的个人利益必须是与公有财产的保值和增值有紧密的正向联系的。现在的许多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企业集团、控股公司的性质就类似于这种特殊的法律主体。这种有权白送公有企业股权的特殊法律主体必须不是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但是其转让公有企业产权的行为又必须接受专门管理公有财产的政府机构的严格监督和批准。这样才能防止超过必要限度地过多白送公有企业的股权。
其实，对于公有企业“转制”和出售过程中所出现的上述问题，笔者在将近两年之前就撰写过专文进行批评。笔者当时就指出：近年来，各地在与外商合资、对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拍卖和股份合作制改造的过程中，已经和正在将大量的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产权有偿转让给私营企业和私人。这些对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产权的有偿转让都是向私人出售公有企业产权的行为。笔者当时就指出，应当允许出售公有企业的产权，而且应当以法律规定保证做到这一点。但是更重要的是设计一套规则和机制，以保证公有企业产权转让有效率和不会造成公有财产的损失。笔者当时就指出，近几年的这种公有企业产权出售是极不规范的，它们基本上都是由少数政府官员个人任意而为。大多数国有企业产权的出售是由少数地方政府机构、甚至是由个别地方政府官员决定的，乡镇企业产权的出售更往往是由乡镇政府的个别领导说了算。而许多经营不善的企业往往卖给了原来的经营者。这样的出售带来了很严重的弊病，不仅会造成公有财产的大量流失，而且必然严重危害剩下的公有企业的经营效率。可惜的是，笔者当时指出的弊病并没有得到消除，反而有日益严重之势。因此，在这里概述一下当时笔者指出的消除弊病之道，应该是有益处的：
——必须使公有企业产权的出售法制化。目前对许多情况下的公有企业产权出售都没有适当的、详细的法律规定，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抓紧立法工作，制订适当的关于公有企业产权出售的法律规定并严格地执行这些规定。这样说的出发点是，关于公有企业产权出售的法律规定必须有其非常独特的特点。这是由于直接决定是否出售、如何出售公有企业的人，并不就是公有企业的所有者。负责出售公有企业的人可能并不想使企业的卖价最大化，其结果是企业的出售很可能会造成公有财产的大量流失，而且可能严重危害剩下的公有企业的经营效率。因此，不仅应当以一般的商法或民事法来调节出售公有企业产权的交易，而且应当在一般的财产法的规定之外制订出专门适用于公有企业产权出售的法律规定。
——禁止任何一级的政府官员直接从事出售公有企业产权的交易，规定只有受严格监管的公有资产运营机构（经营公司、企业集团、控股公司、基金等等）或集体财产的所有者集体有权作出售公有企业产权的交易主体，决定是否出售、在什么条件下出售公有企业。这种公有资产运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也他们必须处于政府的公有财产监督机构（国有资产管理局等）的严密监督之下，以防出现贪污、受贿、虚报、隐瞒以及其它损公肥私的不法行为。
——在法律上为公有企业所欠债务的债权人提供足够的保障。公有企业的购买者必须付清企业拖欠的到期债务本息，必须为其它债务提供足够可靠的私人抵押品或私人担保。否则该企业的债权人有权制止该企业的出售。
——出售公有企业必须顾及社会上的各方面利益，相应的政府机构和组织有权代表这些方面的利益制止出售某一公有企业。有这种权力的机构包括：出售公有企业必须经相应的公有资产监督机构（国有资产管理局等）批准，公有资产监督机构在这方面的主要任务是防止公有企业售价过低，它有权由于售价过低而拒绝批准出售公有企业；当地的劳动部门和工会有权由于出售某一公有企业过度恶化当地的就业状况而否决这一出售；企业的债权人有权由于企业的购买者不能保证向自己还债而制止出售某一公有企业；政府的财政部门和当地的社会保障资金统筹部门有权由于这种出售大大减少了财政收入或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而否决这一出售；全国性的行业管理协会有权由于出售某一公有企业会使某种产品的国内市场被外资企业所控制而否决这一出售；等等。
应当说，如果我们一直坚持按照上边所说的这些规则来作，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前些日子中小企业改制中所出现的那些严重问题。
07、关于中国的公有制企业“改制”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国内通常都把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统称为“公有制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的高速经济发展中，农村的乡镇企业日益成为集体所有制企业中的主要部分。而在20世纪90年代，对中国的原公有制企业进行“改制”的浪潮悄然兴起，而且一浪高过一浪，越来越多的原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所有权在这个过程中变为归于私人所有。
这股“改制”风最初在90年代初兴起于南方沿海的广东和福建等省，采取的形式一个是“卖”（主要是将原国有和集体企业出售给外资、外国企业），一个是实际上的“分”（主要是对原乡镇企业实行“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改造”，将其所有权变成股份分给其员工，而原企业主管一般都分得了较大股份）。在这场“改制”浪潮中最先出现了“靓女先嫁”的口号，要将最好的公有制企业先卖给私人。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4－1996年，“改制”风已经蔓延到中国东部各省。当时最引人注目的是山东省诸城将所有的国有企业都以资产原值卖给其职工而变为“股份合作制”企业，这时出现了“经营者持大股”的主张。但是改制搞得最多的其实是浙江和江苏两省。这两省的改制都不事声张，却力度极大。到1996年，浙江将几乎所有的乡镇企业都变成了私人所有或股份制，而且股份制企业实行的都是“经营者持大股”。江苏原来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很发达，到90年代下半期也把乡镇企业几乎都变成了所谓的“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企业，而且这些企业几乎都是“经营者持大股”。在这个时期，连辽宁的许多地方都实行了所谓的“一元钱送国企”的政策，将许多中小国有企业变为经营者私人所有。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后，公有制企业“改制”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政策，各地政府以“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发展民营经济”和“引进外资”为口号，纷纷攀比公有制企业“改制”和“民营经济”的百分比，以清除公有制企业和国有企业为光荣。在这个时期之前，对原来的集体企业的“改制”已经基本完成，许多国有企业也完成了改制，但是“改制”还基本限于原来的中小型公有制企业。而在这个时期中，“改制”迅速向中型和大型国有企业蔓延，在各地实际上已经成为一场运动，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让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以极低的代价取得国有企业的私人控股权。国有企业工人曾经形象地把这样的“股份制改造”描述为“量化到个人，集中到干部”。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近几年许多大型国有企业的经营者热衷于对其企业实行“ＭＢＯ”（经营者买断），力图以此成为拥有上亿私人股权的企业大股东。而某些股票上市公司的管理者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这样的ＭＢＯ。
08、点评：“被瓜分的草原兴发”
《新财经》杂志2004年第3期以“被瓜分的草原兴发”为总标题发表了记者李盾写的一组文章，对股票上市公司“草原兴发”到2003年10月8日为止完成的股权变更提出了强烈的质疑。文章指出，这些股权变更使草原兴发的大股东由国有控股公司变成了私营公司；表明上看，草原兴发的这些私人控股公司又是由9个自然人亿万富豪控股的，但是文章以具体事实强烈地暗示，这些股权变更实际上是由草原兴发的管理层暗中操纵的ＭＢＯ（经营者买断）。
草原兴发是1997年6月在深圳交易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是原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五家镇镇长、乡镇企业家张振武。上市之初，草原兴发60％以上的股份是由赤峰大兴公司、赤峰万顺食品厂、元宝山五家镇企业公司、五家镇房身村企业公司持有的非流通股，其中的赤峰大兴公司一家就持有草原兴发30％多的股份。赤峰大兴公司持有的草原兴发股权被界定为国家股，而赤峰万顺食品厂的所有权也属于国家。
2000年1月12日，草原兴发发布公告称，内蒙古草原兴发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名义上是与上市的草原兴发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公司，简称兴发食品）分别受让了大兴公司和万顺食品厂所持有的部分草原兴发的股份，以及五家镇企业公司、五家镇房身村企业公司所持有的全部草原兴发股权。兴发食品这次从这4家公司受让的草原兴发股权，分别占草原兴发股份总数的15。8％、6。54％、0。62％和1。82％。这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草原兴发的3个最大股东在其股份总数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兴发食品24。81％，赤峰大兴公司19。37％，赤峰万顺食品厂17。16％。它们是草原兴发的主要非流通股东。
据公开发布的正规资料，草原兴发的这第一大股东兴发食品公司创办于1998年10月15日，其实际出资人为林西兴发肉联厂（成立于1998年9月18日）和敖汉兴发肉联厂（成立于1998年9月15日）。在公开资料中，林西兴发和敖汉兴发的企业性质都为“全民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