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带农产品）和廉价原材料销售到另一些国家，等等等等。
可是，只要我们以完善的市场为基础来进行考察，跨国公司的这些特殊功能就没有任何必要性。如果市场是完善的，任何技术和能力、甚至各种具有特殊技能的劳动力就都应当是正常的商品，更不要说资金、中间产品、资源和原材料这些早已被当作正常商品买卖的“物品”了。只要市场是完善的，就可以用而且也只能用“正常”的市场价格买到所有这一切，通过跨国公司内部的等级制组织来对这些物品实行跨国转移不会带来更高的效率：
——在完善的市场中，任何国家的企业都可以以一个均衡的市场价格购买到先进的生产、销售和管理技术，而不需要通过外国公司在本国的投资来附带地转移这些技术。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以市场交换方式直接购买技术也确实是跨国技术转移的重要方式之一，这些从外国购买技术的方式包括进口设备、进口技术许可、购买国外的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等等。其实日本、韩国等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高速经济发展就主要是靠从国外直接购买先进技术来支撑的，它们并不是靠外国企业在本国的直接投资获取快速的技术进步。据说我国信息产业部的某位专家也曾经说过，在当今的世界上，只要你有足够的钱，什么样的先进技术都可以买到。
——如果市场是完善的，企业就可以以均衡的市场价格，通过付费的咨询、培训和聘用优秀的管理人员等方式来“购买”到足够的管理和经营能力，而不需要外国公司在本国的直接投资“带来”这些能力。如果市场是完善的，那就连国外有特殊技能的各种人才都是可以用最合适的价格“购入”的，市场经济中屡见不鲜的“猎头”、“挖人”和“跳槽”现象就是明证。在这种完善的市场中，通过跨国公司来在国家之间转移经营管理能力和人力资本，只不过是增多了一道不必要的中间环节，让跨国公司这个中间商多扒一层皮，增加了交易费用而已，不会使经营能力和人力资本的跨国转移更有效率。
——如果市场是完善的，缺乏资金的国家完全可以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以借贷甚至出售股票的方式引进资金，根本不必让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来介入其中。确实，正如克鲁格曼所说：“跨国公司经常充当国际借贷的载体”，“当跨国公司给其海外子公司提供财务支持时，外国直接投资就与国际借贷扮演着同样的角色，只是形式不同而已”。但也正是克鲁格曼强调了其它的跨国资金转移形式的存在，我们需要说明的正是为什么要选择直接投资而不是其它的跨国资金转移形式。他还说：跨国公司的存在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反映了从一国到另一国的净资本流动。“有时跨国公司就在当地而不是在母公司所在地为其子公司的扩张筹集资金”，“工业化国家之间存在大量的双向外国直接投资”（Ｋｒｕｇｍａｎ ａｎｄ Ｏｂｓｔｆｅｌｄ，第7章第3节，158页）。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就主要是通过政府严格管制下的国际借贷来引进外国资金，在那之前的很长时期中它几乎一直封杀外国的直接投资。而我国则自1997年以来资金长期净外流，跨国公司的投资不可能起到任何引进外国资金的作用。
——如果市场是完善的，任何国家的特殊自然资源、廉价的原材料就都可以以最优的均衡价格在竞争性的市场上出售给任何国家，分布在不同国家的上下游不同工序也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得到有效的整合，而根本不需要通过跨国公司内部的等级制组织来完成这些国际性的初级产品和中间产品交易。在完善的市场中，这些特殊的自然资源、廉价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都由其生产所在地的本国企业生产并供应给国际市场，它们的使用者则可以直接从国际市场上购入这些物品，用不着跨国公司在中间插手跨国地组织它们的生产和销售。
克鲁格曼曾经很精确地概括说：“一个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的经营活动中总存在一些重要的往来：”如分布在不同国家的上下游不同工序间的联系，跨国的技术转移，通过管理而协调各国子公司的行为等等。“这些往来就是把跨国公司结合在一起的东西”。“但是，国际业务往来却不一定限制在一家厂商内部”。零部件可以在公司之外的开放性国际市场上购买和销售，“技术也能转让给其它厂商”（Ｋｒｕｇｍａｎ ａｎｄ Ｏｂｓｔｆｅｌｄ，第7章第3节，160页）。而上边的讨论则更进一步说明了，如果在任何地方市场都是完善的，上述那些国际业务往来就必定不会限制在一家厂商内部，它们可以根本不必通过跨国公司而在开放性的国际市场上完成。
当然，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当代最优秀的正统经济理论家其实已经看到了市场的不完善对跨国公司存在的决定意义。克鲁格曼说：“跨国公司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实践证明在厂商内部进行”上述的国际业务往来“比在厂商之间进行更加有利”（Ｋｒｕｇｍａｎ ａｎｄ Ｏｂｓｔｆｅｌｄ，第7章第3节，160页），而要理解这种相对有利性，就必须从市场的不完善出发。
克鲁格曼总结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正统经济理论对跨国公司研究的新发展，把跨国企业的动机概括为“内部化”。在这种内部化动机的支配下，“扩大公司控制权是外国直接投资的基本目的”（Ｋｒｕｇｍａｎ ａｎｄ Ｏｂｓｔｆｅｌｄ，第7章第3节，160、158页）。值得注意的是，自19世纪中期以来，强调资本主义企业以内部控制为目的历来是马克思主义等左派经济学的特征，而这些左翼的经济学从来就不承认市场的完善性。把跨国公司对其它国家直接投资的目的视为扩大公司控制权，就在实际上把市场不完善当成了理解跨国公司现象的基础。
二、以等级制组织将不完善的市场内部化
海默（Ｓ。 Ｈ。 Ｈｙｍｅｒ）1960年的博士论文《国际经营：外国直接投资研究》第一个论证了外国直接投资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外国金融资产投资，开创了以外国直接投资（ＦＤＩ）为对象的理论研究，标志着对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理论研究的诞生。海默在其论文中首先指出，跨国公司之类的外国投资者必须具有某种垄断优势。此后对外国直接投资－跨国公司的理论研究基本上沿着3条不同的研究路线而发展：第一条路线运用产业组织理论，以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为前提；第二条路线将产业区位理论与跨国贸易理论结合起来，以完全竞争的市场为前提；第三条路线则以科斯的产权理论为基础，形成了所谓的“市场内部化”理论（朴商天，第一章第一节）。
第二条研究路线显然还把说明的对象局限在完善的竞争性市场上。毫不奇怪，基于前边所说的原因，它虽然能够解释什么时候某种产品在哪一类国家生产这个“区位”问题，实际上却不能解释跨国公司为什么要把在母国之外的生产控制在自己手中。早就有学者批评这条路线上的研究不能说明企业直接在国外开发新产品并跨国组织生产的现象，当前对跨国公司的理论分析也不再重视按这条研究路线提出的理论假说。
第一条研究路线强调对外国进行直接投资的企业必须拥有垄断优势，以抵销与东道国企业竞争上所遇到的不利因素，并且指出是市场的不完全导致了跨国公司拥有这种垄断优势。这种研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市场的不完善和非竞争性是跨国公司存在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并且对20世纪最后几十年跨国公司的强劲发展作出了正确的预测。但是它的理论基础还不够深，不能进一步说明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市场的不完善，哪些因素使跨国公司具有了垄断优势。
由于这个原因，可以把第三条研究路线看成是对第一条研究路线的补充和进一步发展，它也是现在正统经济理论对同一个公司在不同国家跨国组织经营的主流解释。英国经济学家巴克利（Ｐ。 Ｊ。 Ｂｕｃｋｌｅｙ）和卡森（Ｍ。 Ｃａｓｓｏｎ）以及加拿大学者拉格曼（Ａ。 Ｍ。 Ｒｕｇｍａｎ）提出了这种市场内部化假说，强调企业在生产上使用的关键的中间产品和人力资本、知识、营销和管理技能等等的市场难以组织，这些物品的市场是不完善的；为了避免这些不完善的市场所造成的过高的外部成本，企业会建立内部的“市场”以替代外部市场；而这种跨越国界的内部化导致形成了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朴商天，第一章第一节）。
克鲁格曼坦率地承认，“有许多理论”“解释到底是什么促进了内部化的进程”，“但它们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证据上都不如分布理论那般完备”（Ｋｒｕｇｍａｎ ａｎｄＯｂｓｔｆｅｌｄ，第7章第3节，160页）。在这些理论中，有两个比较有影响的观点分别讨论了为什么由跨国公司来从事两种特定的国际经济技术往来。
第一种观点涉及由跨国公司组织的国际技术转移。巴克利等人的市场内部化理论认为，跨国公司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主要采取以技术优势为依托的外国直接投资方式。采用这种方式在公司内部调配资源，既可以最大限度地保守技术秘密，维护其技术垄断地位，又可以最有效地利用公司的生产能力，形成公司一体化的规模经济，从而独占创新技术的特殊利润。技术转移的内部化又可以避免和消除与公司外边的人进行交易的各种风险，还可以采取区别性定价策略，使技术转移的内部价格的确定服从公司总体利润最大化的要求。此外，以技术优势为依托的外国直接投资方式还有利于减少投资东道国政府的干预，饶开贸易保护的各种壁垒，并可利用各国税法规定的不同，提高公司总体的获利能力（转引自朴商天，第一章第二节，16页）。
克鲁格曼从理论上进一步概括了跨国公司的内部化给国际技术转移带来的好处：技术有时是能够出售或转让的，但是，在技术的转让过程中却存在极大的困难。首先，技术中的许多东西是无法被记录下来的，它体现在一组个人的知识中，且无法被包装和出售。其次，对一个潜在买主来说，也很难估价某种技术值多少钱：如果他与卖主知道得一样多，他就不需购买这种技术。最后，法律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往往无法界定清晰的范围，如果一家欧洲公司允许一家美国公司使用某项技术，可能会使别的美国公司找到某种方法来合法地模仿这种技术。而如果企业不是向国外出售技术而是通过设立外国子公司来充分利用其拥有的技术获利，以上所说的问题都可以消除（Ｋｒｕｇｍａｎ ａｎｄ Ｏｂｓｔｆｅｌｄ，第7章第3节，160页）。
有关为什么由跨国公司来进行国际技术转移的上述解释，可以称作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解释”。这个解释完全是从技术交易市场的不完善性出发的。这种不完善不仅表现在技术本身不象一般的商品那样易于交易，而且表现在单个企业往往是某种技术的垄断者。由此才产生了跨国公司在进行国际技术转移时的强烈保密欲望，也才使它千方百计地要防止自己的技术在投资东道国扩散。而内部化理论实际上指明了，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其实是跨国公司保守自己的技术秘密以避免其在东道国扩散而同时又利用其在东道国获利的最好方法。
解释由跨国公司从事国际经济往来的第二种比较有影响的观点，进一步发挥了威廉姆森关于企业形成原因的学说，强调跨国公司的内部化在垂直一体化上带来的好处。如果某一国家的某个“上游”厂商生产的一种产品，是另一国家某个“下游”厂商的投入，当这两个厂商在经营上相互独立时，会带来许多问题：首先，如果两个厂商各自分别在“上游”厂商产品的供给和需求上具有垄断地位，它们之间就可能产生双边垄断式的冲突——上游厂商要尽量抬高其产品价格而下游厂商则努力压低其价格；其次，如果由于外生的原因造成该产品的供给和需求不确定，上下游厂商之间的合作就有大量的麻烦；最后，该产品价格的波动也会给双方带来过度的风险。而如果上游厂商和下游厂商合并为一家“垂直一体化”的厂商，就有可能避免或至少减少这些问题（Ｋｒｕｇｍａｎ ａｎｄ Ｏｂｓｔｆｅｌｄ，第7章第3节，161页）。
我们可以把上述第二种观点称作对于跨国公司的“垂直一体化”解释。这一解释的基础，是上游厂商产品的供给和需求都具有高度的垄断性，这样的市场当然是极不完善的。
三、跨国公司的内部化给东道国带来的损害
我们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主要关心的，当然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我们中国这样的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
在这个问题上，近年我国对经济政策有重大影响的各界人士中存在着许多错误看法。这些看法片面地夸大跨国公司的外国直接投资给东道国带来的好处，低估甚至根本抹煞它对东道国经济的有害影响。抱持这一类看法的人绝大多数都没有经济理论上的依据，但是也有一些人想为这种看法找到经济理论上的根据，并力图以统计回归或计量检验来支持这些观点。个别经济学者在一知半解地阅读和转述了有关跨国公司市场内部化理论的某些文献之后，就大力宣传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如何有利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以为市场内部化理论已经论证了外国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必定能提高东道国的经济效率。而在实际上，这只是对市场内部化理论的误解和误用，它的根源在于不明白将“外部性内部化”的制度安排在利益分配上的特性。
首先必须明白，有关跨国公司的市场内部化理论并不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明白无误的认识基础。克鲁格曼就明确指出，解释跨国公司内部化原因的那些观点“绝对没有象”正统经济理论对国际贸易的分析“那样严谨”，“这是因为组织经济学理论（即我们在试图发展跨国公司理论时所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