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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总的贸易规模会增大，因为两国间的贸易量增大了。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流入资本的国家用流入的资金购买资本流出国的产品时，资本流入国在任何实际汇率上的国际购买力都增加，这本身就增加了资金流出国的出口和流入国的进口。这是实际的资本流出增加国际贸易的“非汇率效应”，因为它的作用与实际汇率对贸易的影响无关。
凡是实行广义的“外向型经济”的国家都可能出现上述的这些情况。而实行狭义的“外向型经济”的国家的真正特殊之处，在于它是通过过多地吸引外国资金流入而造成对外贸易上的“过度外向型经济”。
当然，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我们几乎无法精确地判断一国的最优资本流动量到底是多少，从而很难断定现实的国外资金净流入量是否已经大于最优的资本流入量。但是从事后的角度反倒可以提出一个几乎万无一失的标准——只要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发生了不能偿还外债的危机，我们就可以断定它的经济是或者将会是过度外向型的：它在外资净流入时进口过多，从而进口占总产出的比重过高，而在靠资金净流出偿还外债时则出口过多，从而出口占总产出的比重过高。在这样一个先过度借债再被迫还债的过程中，该国的对外贸易占整个总产出的比重平均起来在整个时期中一般地会过高，从而使它的资源配置偏离了最优的国际经济均衡。这是因为偿债危机是一个明确无误的标志，表明该国早先借入外资的数额太多，大大多于它与国外相对的资本盈利状况所决定的那个最优数额即资本的最优流入量。
当资金的流出流入都要通过货币市场来进行本币与外币的兑换时，过多的国外资金净流入会使本国货币的汇率过高，从而增加进口、减少出口，以实现更多的资金净流入；过多的资金净流出国外会使本国货币的汇率过低，从而减少进口、增加出口，以实现更多的资金净流出。如果资金的国际流动只是这种单纯的货币资金流动，那么更多的国外资金净流入或更多的资金向国外净流出究竟能否增加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一个先过度借债再被迫还债的过程能否提高整个时期中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这要取决于在国际经济均衡的汇率水平基础上汇率上升和下降时进口的变动与出口的变动哪一个更大些。
这里会出现种种复杂的情况组合，无法简单地一概而论。但是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当国外资金净流入过多从而本国汇率过高时，一国的进口会过多；当资金净流出国外过多从而本国货币的汇率过低时，一国的出口会过多；而当一国先过度借债再被迫过多地出口还债时，由于该国承担了过多的利息负担，在这一过程的整个时期中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很可能会过多。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使资本的国际流动总的来说增大了国际贸易的规模。这个原因就是前边所说的实际的资本流出增加国际贸易的“非汇率效应”。
综合国际资本流动对贸易的上述两种效应，实际的、真正的国际资本流动本身会增大国际贸易规模。
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指出，资金的支配者们常常会对一国的盈利前景作出错误的预期。这就使一国的资本净流入量常常会偏离最优的资本流入量。而在实行狭义的“外向型经济”的国家，政府为了吸引尽可能多的国外资金，常常尽量制造高回报的印象，这就特别容易使国外投资者形成错误的过高盈利预期，从而特别容易造成资金先过度流入再过度流出的过度外向型经济。在1997年的货币金融危机前后的一段时期中，东亚的各个新兴工业化国家都变成了这种类型的过度外向型经济。
在衡量一个“外向型经济”是否“过度”时，关键的一个因素是判明它吸引外资是否过度。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一点是应当明确：任何国家吸引外资都有一个合理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吸引外资将会降低整个经济的效率，并且最终引起国际性的货币金融危机。而一国吸引外资的合理限度则是由该国国内的资本盈利率与国外的资本盈利率的差别决定的。
当然，过度的外向型经济虽然降低了当前的经济效率，如果它能够提高一国的经济发展速度，长远看来它可能仍然值得实行。但是，下一节的分析将说明，对于落后国家来说，外向型经济并不能在任何条件下都使经济发展速度达到最高。这也适用于我们前边说过的广义的外向型经济。
1997年东亚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货币金融危机已经宣告，靠狭义的“外向型经济”高速发展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当然，这个危机本身还不能证明“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已经失败，因为前边我们已经说过，东亚国家靠高估本币汇率造成经常项目逆差来引进国外资金的做法，宁可说是与广义的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相冲突的。尽管如此，这次的货币金融危机也是一个征兆，它预示着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战略很快将陷入困境。从那以后到今天的事态发展其实都在警告我们：即使是广义的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道路也快要走到头了。
尤其是对我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想通过不惜一切代价地扩大出口和对外贸易来实现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那更是在追求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就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进出口依存度已经很高，我们有理由认为它已经过高。这也就是说，中国在过去这些年中也已经受到了“过度外向型”之害。
一般来说，一国的对外贸易额占其ＧＤＰ的比重（进出口依存度）取决于国家的大小（特别是人口的多少）、经济发展的水平等因素。
由于运输成本的限制，其它条件不变，国家越大进出口依存度越小。这被克鲁格曼概括成一个规律：越小的经济体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越高。在1951－1996年，城市国家新加坡的年平均进出口依存度超过130％，小国韩国的进出口依存度超过30％，而大国美国的进出口依存度一般都在20％以下。最有意思的是，象德国这样的国家对外贸易虽然占ＧＤＰ的60％，但是它的大部分对外贸易是对周围的欧共体国家进行的，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只占其ＧＤＰ的20％。整个欧共体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也只占其总产出的20％。而欧共体在土地面积和人口上与美国处于一个数量级。这是一个典型的证据，说明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与国家的规模成反比。
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越低，进出口依存度也越小。同是大国，进入发达国家之列的日本1981－1990年的平均出口依存度为12。4％，发展中国家印度1961－1970年的平均出口依存度为3。8％。
除此而外，如果一国计算其对外贸易金额的货币不是其本国货币的话，则该国货币对这种对外贸易中的计价货币的汇率也影响其进出口依存度的统计值，而一国汇率的高低又体现在该国的对外贸易差额上。这样，就使一国长期有对外贸易顺差时统计上的进出口依存度高，因为该国货币在将对外贸易额换算为本国产出时被低估了。而长期有对外贸易逆差的国家统计上的进出口依存度低。
中国从土地面积和人口两方面看都是比美国和日本都要大的大国，经济发展程度又远远低于美国和日本，因而中国的进出口依存度最多也不应当高于美国和日本。但是美国1995年进口占ＧＤＰ的比重（进口依存度）为10。6％，出口占ＧＤＰ 的比重（出口依存度）为8。1％，总的进出口依存度不到19％；而同年我国的出口依存度为21。3％，进口依存度为18。9％，总的进出口依存度超过40％，比美国的比例高一倍多！
当然这里有一个不可比因素：那年美国有巨额对外贸易逆差，汇率因素会压低它的进出口依存度；而中国则有大量贸易顺差，汇率因素会抬高它的进出口依存度。但是即使把汇率因素综合起来加以考虑，中国的进出口依存度仍然过高：日本1996年有巨额贸易顺差，按理说那年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应当是过高的，这应当会高估日本的进出口依存度。但是按当年1美元兑换108。89日元的平均汇率计算，那年日本的进口依存度为7。6％，出口依存度为8。9％，进出口依存度总共不过16。5％，仍然低于中国一半多。而且日本在土地面积和人口上都比中国小得多，进出口依存度本来应当比中国高。
从中国自己的情况看，1993年中国出现了对外贸易逆差，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可以说是高于均衡水平的，但是中国的进出口依存度也达到32。6％；在1989年以前的几乎整个80年代中，中国也一直有对外贸易逆差，但是1986－1989年中国总的进出口依存度也是在2425％之间，仍然高于美国和日本的正常水平。
根据系统的分析，其国家大小可以与中国相比的美国、日本、印度和巴西四国1951－1996年的经验表明，这样大小的国家的出口依存度应保持在8－9％之间，进口依存度应保持在7－8％之间，整个进出口贸易的依存度则应当保持在15－17％之间。按照上述国际经验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这样的国家正常的进出口依存度应该是20％。即使考虑到中国的一些特殊情况，我们至少可以有把握地说，30％这样高的进出口依存度对中国来说绝不会是一个偏低的进出口依存度。目前中国的进出口依存度不仅过高，而且高于正常水平过多。
形成这种过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的首要原因，是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中国生产可贸易商品的生产率相对较低而生产非贸易商品（如理发）的生产率相对较高，从而使中国国内以人民币计算的非贸易商品对可贸易商品的相对比价，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非贸易商品对可贸易商品的比价。这一方面低估了中国的总产出，另一方面又高估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有人以购买力平价方法估算，认为就实际产出来说，中国的ＧＤＰ应当比现在的统计数字高4倍，相应地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就降到只有10％了。这说明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统计方法问题，是由于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进行统计的结果。
但是，对于我们现在研究的问题十分重要的是，在经济增长很快的国家，由于可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增长得快于非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在进一步的高速经济增长中以本国货币计算的对外贸易额增长会慢于当年价格ＧＤＰ的增长，导致就是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统计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会下降。日本和韩国都曾经出现过按现行统计数字计算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先上升后下降的现象。这不仅说明对外贸易依存度并非越高越好，而且说明经济高速成长到一定时期后还要求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适当下降。
中国出现过度外向型问题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多年来给了出口和加工贸易的进口原料、零部件以过多的政策优惠。我国多年来对出口一直有过多的政策优惠，直到现在还力图以尽可能高的出口退税来刺激出口。对进口虽然名义上实行高关税，但是却一直有许许多多减免关税的政策优惠，以致对进口的高关税行同虚设。此外，我国还给了加工贸易以过多的政策优惠。例如，国内流通的商品一般要缴17％的增值税，而加工贸易的进口料件和出口产品却可以免缴增值税。这样的政策优惠扭曲了资源的配置，把本来可以由中国人民自己消费的财富白送给外国人享受，长远看来也不利于本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第三节 不成功的发展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以增加出口带动经济增长，从50年代开始出现了“经济奇迹”。以后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从60年代中期开始也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在短短几十年中从落后国家和地区发展为人均ＧＤＰ接近了发达国家水平。这著名的“亚洲4小龙”也是靠增加出口来带动经济发展。这5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很快就使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成了高速经济发展的金科玉律。
此后，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也仿效“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道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也取得了不错的经济发展业绩。这更坚定了许多人对出口导向经济增长的迷信，以致在一般人心目中，“外向型经济”成了唯一可能成功的经济发展道路。
实际上，历史经验早就证明，“外向型经济”并不是一条成功的经济发展之路。在最近一百多年中，靠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完成经济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只有亚洲的日本和东亚“4小龙”。而大的发达国家完成其经济发展的历史和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受挫的教训，都不能证明“外向型经济”是一条成功的经济发展之路。
本书第七章的历史概述已经说明，大的发达国家在经济上严重落后于别国时，都是靠保护本国的制造业而发展经济的。当然，对本国制造业的这种保护是可以与大力增加出口相一致的，这就是欧洲历史上有名的重商主义政策。英国就是这样在保护本国制造业的前提下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从而成功地发展了经济。但是美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都主要依靠开发本国市场。特别是美国，它走的是典型的内向型的经济发展道路。这也就是说，几个第一流的经济强国主要通过内向型的道路而完成经济发展。就是英国那样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国家，使它能够成功地发展经济的主要也不是大力增加出口，而是保护国内的新兴产业。
拉丁美洲各国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