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讨论的是一个完整的命题，这个讨论到此结束。这三节的论述从历史经验和制度设计上说明了，企业资本金私有并非达到经济效率的必要条件，有效率的公有制企业是可能的。从历史经验上看，当代市场经济中存在过许多有效率的公有制企业，法国这样有着大量国有企业的国家同样建立了很有效率的发达的市场经济。这样的历史经验本身就足以说明，市场经济中的公有制企业也可以具有足够高的效率。而前边简述的制度设计则详细描述了一个有效率的制度框架，只要严格执行这种制度，市场经济中的公有企业也会有非常高的效率。？
第五节 并不充分的经济效率条件
前几节已经说明，企业资本金私有并不是达到高度的经济效率的必要条件。这就是说，即使许多企业的资本金不是私有的，这些企业运营资金的效率也可能很高，一个经济也可能具有高度的效率。即便如此，也存在着这样的可能的性：有了资本的私人所有和自由运用，就可以自动地形成一个高效率的现代市场经济。果真如此，我们就可以说，资本金的私人所有虽然不是经济效率高的必要条件，却可以是达到高度经济效率的充分条件。
本节的目的就是否定上述论点。我们将利用历史上的经验事实来说明，资本金的私人所有并不是达到高度经济效率的充分条件，甚至不是它的主要条件。
现代的发达经济都以大量使用机器的高效率生产为基础，而且都有大量的雇佣许多员工的现代企业。要保证一个经济能够有效地利用现代企业来组织和协调以机器为手段的生产，必须具备许多方面的条件，仅有资本金的私人所有是远远不够的。限于目前的研究水平，本节还不能系统而详尽地列举这些方面的条件，而只能剖析某些国家的案例，这些国家在发展现代化经济上遇到了严重困难。仅仅是对这些国家的剖析就足以说明，资本金的私有制并不是发展高效率的现代经济的充分条件。
第一个案例是法国的私营经济。尽管法国在16－18世纪的重商主义时代创办过许多官办的国营手工工场，但是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明确写进了宪法。此后法国在100多年中一直坚持企业资本金的私有制，依靠私营企业来发展经济。
但是私有制市场经济在法国运行得并不成功。在法国大革命前，法国的工业水平已经是西欧大陆国家中最高的；到19世纪中叶，法国仍然能够维持仅次于英国而居世界第二位的工业生产，但是总的生产量只是英国的几分之一；而到19世纪下半期，美国和德国在工业生产上赶上和超过了法国和英国，使法国落到了世界工业生产的第四位。不仅如此，法国此后的经济发展继续相对缓慢。在1876－1938年间，德国的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了400％，英国增加了300％以上，而法国增加不到200％。经济发展的缓慢是综合国力增加慢的一个表现，其结果是法国的实力相对下降。19实际初的法国军队在拿破仑的统帅下曾经横扫欧洲大陆，而1940年德军只用一个多月就完全粉碎了法军的抵抗。
对于19世纪法国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经济史学家们惯用的解释是：普法战争后法国被迫向德国支付了大量的赔款；缺乏当时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煤铁资源；高利贷资本势力太大，金融资本大量外流；工业的部门结构落后，等等。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制度性原因妨碍了法国的经济增长，这个制度性原因就是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低，经济生活中盛行家族主义。
上一章的第四节曾经提到，法国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低，主要依靠紧密的家庭纽带来形成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由于对自己家庭之外的人缺乏真诚和信任，法国的企业家惯于依靠本家族的成员经营企业，因而妨碍了大企业的发展，使法国的企业不能取得“规模经济”。私营企业中的家族经营传统造成了保守主义的壁垒，导致法国形成了一种超保守主义的“市场硬化症”。这种市场硬化症表现为法国的小型家族式私营企业缺乏竞争压力和对生产效率的关心。法国的商人和生产者有很强的不愿受雇于人和不愿改变现存生活方式的传统观念，即使变化比现状有更大的盈利可能时也是如此。这种文化观念再加上对贸易的种种公共和私人限制，就导致了经济生活中中小型的家族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投资率低，对新技术的投入少，经济的增长不能不缓慢。
法国社会中的家族主义传统还造成了另一个严重的社会后果：它极不利于那些没有富裕的亲属但又富于创造性才能的人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无法通过管理私营企业而进入社会的领导阶层。这就在这些人中造成了极端仇视私人资本所有者、反对私有财产制度的情绪。这种情绪集中地表现为法国19世纪以来不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从圣西门、傅立叶到卡贝，从路易。勃朗到蒲鲁东，法国在19世纪涌现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并且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名词都是法国人发明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列宁才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来源于法国的社会主义。
每当法国私营经济的运营状况显著不佳时，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就会对国家的经济政策发生重大影响，推动政府去实行国有化。这样就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两次企业国有化浪潮，而20世纪80年代末法国的那个庞大的国有企业部门主要是在这两次国有化浪潮中形成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法国政府就从1946年开始在很短的时期中对一大批企业实行了国有化。促成这次国有化浪潮的原因有：对当时的那种具有自由放任特性的市场经济的经济绩效不满；政府决心指导经济现代化和结构转变的过程；希望惩罚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与德国占领军当局勾结的私营家族企业；希望控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经济部门（如能源和交通）；政府当局则想以此促进经济的恢复、增长和独立，同时使经济中有更多的民主，因为私营家族企业在经营管理上是排斥外人的。
在对某些企业实行国有化的同时，法国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转而实行指导性的经济计划，形成了行政市场体制。转而实行指导性计划的动力与企业国有化的动机十分相似，它主要包括：在两次世界大战及其之间的时期中，法国人对法国经济停滞不前的不耐烦情绪一直在增长，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惨败使这种不耐烦情绪上升到了极点；力图重建受战争破坏的法国经济；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大力提倡；法国人在近代一直具有的国家主义倾向——法国人把1914－1945年间糟糕的经济绩效归罪于市场力量的无调节性，认为30年代的大萧条产生于“市场及其神圣法则的混乱和失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第二次国有化浪潮，出现于1981年社会党人密特朗当选法国总统之后。当时的社会党政府认为，法国受着高失业率和收入分配极不平等这两大问题困扰，而私营家族企业过多则是造成这两大问题的根源。这反映了许多法国人的观点。在很多法国人看来，造成法国极不合理的财富和收入分配的，是自由放任的政策、私有权的扩大及其对生产资源的控制。许多法国人，特别是左翼的知识分子，还批评在无调节的市场力量的作用下，法国生产了过多的为富人享用的赚钱产品，而法国社会大多数人需要并能够买得起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却十分不足。这种批评显然是指向私营家族企业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行的国有化和指导性计划曾经对法国起过很好的作用，法国1950－1973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5％以上。法国由此摆脱了它在发达工业国中的落后地位，恢复了经济上的强势。
仅仅法国的这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企业私有并不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充分条件。在家族主义的社会环境中，企业全部私有可能并不利于整个经济的发展。
意大利的情况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意大利也是一个家族主义极其强烈的国家，它的私人企业一直以家族经营的方式著称。现在的意大利总理、传媒大亨贝卢斯科尼和控制菲亚特汽车公司的阿涅利家族都是这种家族式企业经营的典型。而意大利在发展使用机器的现代化经济上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出现了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但是这个“经济奇迹”恰恰出现于意大利有了大批国有企业之后——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中，墨索里尼政府为了挽救经济而收购了大批私营银行和企业，从而造成了一个庞大的国有企业部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意大利的国有企业也曾经有过相当强劲的发展，著名的国家能源控股集团（ＥＮＩ）就是一例。有趣的是，这个时期意大利也曾经试图实行指导性的经济计划，1976年它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需要重点分析的第二个案例是旧中国。当代的历史学者们越来越明确地承认，中国在18世纪还曾经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中国的落后始于18世纪末，其原因是英国的产业革命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中国没有及时跟上这个经济发展的步伐。
但是中国为什么没能及时跟上西方国家产业革命的步伐？更深刻的问题应当是：中国为什么没能首先进行产业革命？是由于没有资本金的私人所有吗？任何熟悉明清两代历史的人都不会作出这样的回答。在那两个朝代，手工业者和商人们的资本金私人所有是一个无可质疑的事实。我们从大量的历史文献中、甚至从“三言两拍”和《金瓶梅》等小说中都可以窥见，宋、明、清三代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市场交换是何等发达，甚至连股份制的经营当时也已经出现。这使得当代国外的某些学者坚持认为中国在这几个时代中实行的是“市场经济”。问题只在于为什么中国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不想发明和大量使用机器，以至于中国繁盛的手工业没有发展为现代的大量使用机器的工业。
世界体系学说的代表人物弗兰克1998年出版的名著《白银资本》（英文原书名是Ｒｅｏｒｉｅｎ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ｎ Ａｇｅ）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答案：中国和印度这样一些手工业发达的东方国家资源相对贫乏，劳动的相对丰富降低了劳动对资源的相对报酬；而欧美国家资源相对丰富，工资相对较高，它们的手工业产品成本较高，因而在全球贸易中竞争不过东方国家的产品。正是为了抵销高工资造成的竞争劣势，欧美国家才致力于发明和使用节约人力的机器，从而发动和完成了产业革命。这就是说，中国与其它东方国家一样，由于在国际贸易中只是发挥其劳动力相对丰富的比较优势，坚持使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技术，从而丧失了发明和使用现代机器的动力。
弗兰克的这个答案极富于洞察力。要素禀赋上的比较优势确实是使中国在发明和使用机器生产上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我们还可以举出其它许多原因。例如，中国古代的政府根本不想促进使用机器的生产，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19世纪末以前，中国历代的王朝都奉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商业和手工业得不到政府的扶植，甚至受到许多限制。中国的统治者把手工业上的各种发明创造看作有害无益的“奇技淫巧”，这当然也妨碍了机器的发明和使用。
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是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中国古代的私有财产制度到底对发明和使用机器生产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自宋代以后，古代中国存在着相当完整的私有财产制度，而这种财产私有以家族为单位，其特征是由男性家长掌握最高支配权。这种私有财产包括的范围相当广泛，可以用私人财产交换的“物品”更是无所不包。在中国，土地的私人所有实际上实行了上千年，土地在普通私人之间的买卖也极为广泛和普遍。中国古代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是，人也可以当作私人的财产来买卖：不仅父母可以出卖自己的子女，男人可以出卖自己的老婆，而且债权人可以把债务人变为奴婢来抵债。奴婢们更是主人的私人财产，主人可以把他们买进卖出。甚至连科举上的“功名”和某些官位都可以买到（这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捐功名”）。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古代的市场交换和私有财产制度不仅极其发达，甚至是过于发达了——就是现代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人本身也不能成为他人的私人财产，而在明清两代的中国却允许这种“私有权”。中国古代的富人们可以进行“私人投资”的领域是如此之宽广，而且“投资回报”是如此之有保障，这也是近代产业革命前的英国所不可比拟的——英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对近现代的英国经济一直有着很强的影响，以致工商业者在近代早期并不容易买到土地。而花钱“捐功名”更意味着中国古代的政治和官场也是私人资金的一个货真价实的投资领域。这样广阔而自由的“私人投资领域”，意味着古代中国的货币资本和资金可以在各种不同的行业和物品之间很顺利地流动。
不仅如此，中国古代晚期个人在各社会职业和阶层之间的流动性也是西欧所不能比的。中国的科举制度使任何社会阶层出身的人都可以成为中央集权政府的官吏，官吏和经商致富的人都可以用积累的货币买入大量的田产，中国的大地主多半都是这样产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富贵人家可以在商人、地主和官吏之间相当顺畅地变换其职业和身份，对下层劳动者的职业改变也没有多少限制，而且社会下层的人上升到上层去的道路也是相当通畅的——当然富贵人家也很容易落魄为贫穷阶层。广泛的土地买卖、个人在不同职业和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意味着古代晚期中国的劳动力和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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