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力场也会变得 越来越大。
虽然初期在美国招聘效果很不好，但是我没有 放弃，我相信，随着亚勤的回归，会有更多的聪明
人愿意回到中国。
经过多次沟通，我在卡内基·梅隆的师弟沈向 洋终于答应回来，他是微软总部的研究员。另外， 我们也找到了惠普实验室的主任研究员张宏江，他 在多媒体检索方面可以说是“鼻祖”。
在中国，我们继续深挖人才，四处寻找知名教 授加盟的可能。王坚是浙江大学的教授，当时正为 如何拒绝浙大提升他为“理学院院长”而发愁，他 欣然接受了我们的邀请，趁机离开了学校。黄昌宁 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也是中国自然语言领域最著名
的学者，l999 年 4 月，他成为了我们中的一员。
另外，我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到处去翻名校 的校友录，去查留学生的电子邮件“群”。在清华、 北大、科大，我四处打听：“你们最杰出的校友是谁？ 当年编程最厉害的是哪一位？留学后论文做得最好
的是谁？”
清华的朋友告诉我，有一个叫李劲的“邓摸头”，
就是当年邓小平说“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时身旁 的那个男孩，他后来到了美国，在夏普实验室工作。 而中科大的朋友告诉我，他们成绩最好的是李世鹏， 得过三次郭沫若奖学金，现在人在桑纳福实验室。 我决心把他们都拉过来。很巧的是，这两个人最尊 敬的人都是张亚勤，当他们听说亚勤已经加入微软 中国研究院，也就义无反顾地加入了。
1998 年底到 1999 年，沈向洋、张宏江、黄昌 宁、王坚、李世鹏、李劲、朱文武陆续加入微软中 国研究院，给研究院不断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也形 成了研究院第一批管理团队。
1999 年 2 月，研究院从六层搬到了五层，办公 室什么都不缺，除了需要更多聪明的“中国大脑”。
我相信，微软的招牌绝对不会让优秀的人止步， 因为我相信，凭借我在美国硅谷工作多年的习惯， 微软中国研究院将带给大家的是一个宽松的环境、 开放的平台以及丰厚的待遇。
不过，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就是，当时中国计
算机博士的水平与美国的相差甚远，如果我们只是
评估他们的科研成果或者博士论文质量，那可能一 个博士生都达不到条件。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有一个新的“造血”
机制——既然中国的博士足够聪明，但是博士学位 水平不够，那我们就聘用博士，然后重新培养他们 再做一篇博士论文。
这就是我的“副研究员”或“博士后”计划。 此前，微软研究院里从来没有副研究员这个级别。 我们给这些“副研究员”设定的期限是两年，两年 之内，如果能有接近国际水平的表现，就提升为“正” 研究员，如果没有达到水平，我们就会告知不转正 的决定，并建议他们开始找别的工作。这样的一个 “副研”制度，既符合了公司的要求和制度，也让 我们储备了一批生力军。
既然是两年的合约，我们必须给他们有足够竞 争力的待遇。说起待遇，让我惊讶的是，很多早期 加入雷德蒙研究院的人都变成了“富翁”。
有一次，我去研究院的一个同事家里去做客，
他的家真是很奢华。他的话里也时不时流露出生活
的优越“。我女儿老是抱怨我，每年度假都去夏威夷 为什么不换个地方啊？”吃午饭的时候，他打开后门， 让我登上了一艘船，我们把船开到湖对岸的顶级意 大利餐厅用餐，吃完饭后，他又把船开到湖心，拿 出上好的红酒和雪茄，请客人享用。
一个研究人员居然有这么高的收入我心里暗 暗惊讶，后来算算，如果 1991 年加入研究院，一个 普通的研究员，凭借微软股票，很轻松就可以成为
千万（美元）富翁了。
当然，1998 年，给员_r 大量的股票已经不可能， 但我希望能给研究院的员工超出其他外企的薪水和 股票，让他们安安心心地作好研究。
另外，微软中国研究院还承诺，凡是被雇用的 研究员都可以解决北京户口，这是吸引人才一个很 重要的因素。l998 年，如果没有北京户口，买房、 买车、生小孩都会比较麻烦。因此，研究院第一年 就为雇员申请了 20 个左右的北京户口。
在希格玛大厦安家后，前台就源源不断地收到
求职信和简历。我们这个小团队开始研究如何进行
笔试和面试，不放过一个优秀的人才。
由于求职者太多了，我们决定先组织他们笔试， 笔试成绩作为不重要的参考指标，只要不在最低要 求线以下，都有机会进行面试。结果，90％的申请 者都没有达到笔试的最低要求线。这让我很惊讶。
面试是最关键的。因为考官有限，刚开始，我 们每天只能面试 8 个人，而这 8 个人要经过 8 轮考 验才能过关。面试通常是一对一的，通过问答，8 位考官关注 4 个方面的问题：是否足够聪明？是否有
创新精神？是否有团队精神？专业基础怎么样？
有人说，一个进入微软研究院的应试者就如同 攀越险峰，越到后面越艰难，越接近成功也就越筋 疲力尽。我们的题目有时候虽然很“怪”，但是其本 质并不是一定要听到正确答案，而是要从回答问题 的思路中听到其思维方法。
我们的问题包括：
〃为什么下水 道的盖 子是圆形 的？
〃估计一下北 京一共 有多少个 加油站？
〃你和你的导 师如果 发生分歧 怎么办？
〃给你一个 非常困 难的问 题，你将 怎样去 解决 它？
〃两条不规 则的绳 子，每条 绳子的 燃烧时 间为
l 小时，请 在 45 分钟烧 完两条 绳子。
有时候，我们甚至要从一个人的回答中考察他 的“人品”，考验他的“情商”。
比如有一位应聘者，我们考察了他的各项指标， 都觉得不错，但我投的票是——绝对不能聘用。原 来，他很神秘地悄悄告诉我，“我在以前的公司做了 一个项目，如果能来微软上班，我可以把这个项目 带过来接着做看到我的表情稍 显凝重，聪明的他立刻对我说，“您放心，这个成果 其实是我下班利用业余时间做的”但是，这样的亡 羊补牢，显然为时已晚。
另一位应聘者也是在回答问题时暴露了缺陷。
当我问他，“如果你读博士期间，你的观点和导师的 观点发生冲突时，你会怎么办？”他马上开始声讨自 己的导师如何压榨学生，他受了怎样的委屈，又开 始抱怨学校的环境不够开放，没有给博士生提供应 有的科研环境等等。这样的应聘者，明显带有“负 面”的心态和情绪，以这样的心态，无论再给他什 么样的环境，他都会跳出来指责和抱怨的。这样的 人，即使其“硬件”再优秀，我们也只能敬而远之。 随着招聘工作的展开，我们打破了每天面试 8 个人的规定，因为我们发现，考察时间过长其实有 些浪费。经过研究，我们改成每天面试 20 个人，如 果两轮下来觉得不够好，就直接让应聘者退出了。 又过了几个星期，简历从各个高校蜂拥而至。 做高校关系的陈宏刚揣着考卷在全国飞来飞去，坚 持让每一个应试者都有机会参与这场公平的竞争。 最难得的是，即使某个城市只有一个考生，他都会
亲自去争取。
武汉姑娘张黔后来回忆起当初的笔试场景，“刚
开始还有点奇怪，整个屋子只有我一个考生，而且
只有一个人来考我？是不是骗子？是不是色狼？”后来 发现陈宏刚给了她卷子以后，就自己出去逛街了， 似乎不太像有问题的，就不声不响地答起了卷子。 后来，张黔通过了层层面试，顺利地进入了微软研
究院。
KFC、拱 猪 、黑 猩 猩
1999 年 1 月，研究院里的招聘达到了高潮，此 后两个星期内，走进希格玛大厦的博士超过了 l00 人，后来，我们在招聘中，甚至放低了对学历的要
求。
大量的暑期实习生也开始进入研究院，他们和 自己的老师一起作研究，和正式员工一样拼命地工 作。而他们一旦在研究院做出了成果，就可以在国 际期刊上发表论文，而这样一篇论文，对于申请麻 省理工学院这样的全球顶级院校，都有很大帮助。
从成立的第一天起，我就希望为研究院营造一
种宽松的环境。
我不允许员工称我“李总”或者“李院长”，而 是喜欢大家按照美国的习惯，叫我“开复”。研究院 所有人之间都是直呼其名，很多中国学生刚开始不 太习惯，日子一长，也都慢慢适应了。后来，亚勤 私下里叫我“KFC”，因为我名字的简写是 KF，我为 了“报复”他，就叫他“牙签”（YQ）。
研究院初创的时候，我们喜欢围着一个桌子吃 午饭，还规定每个人轮流讲笑话，讲不出来就要受 罚，有些女同事讲不出来，就掏出手机来翻。
公司决策方面，我极力倡导依靠大家的集体智 慧。最有趣的例子，就是我发动大家给会议室取名 字。早期，我们的会议室没有名称。我想，为什么 不召集大家一起来想呢？我立即发出一封邮件：“大 家都来发挥自己的创意，想想如何给我们的会议室 命名，比如，我想了个名字，叫火药库大家觉得怎
么样？快来参与”在邮件的末尾，我还画了一张笑 脸。我觉得在火药库里，大家擦出思想的火花，是
一个不赖的比喻。
邮件一发出，很快引起热议。研究员徐迎庆最 先群发了一封邮件，“开复的火药库的名字不错，那 我们可以用四大发明来命名我们的会议室，比如火 药库、司南车、造纸坊、印刷厂。”
行政助理郑薇回应说，“可以用中国古代哲学家 的名字，可以联想到我们的会议室里都是奇思妙想”
研究员张高提出，“可不可以用计算机科学家的 名字，比如阿伦·图灵、阿伦．伯利斯，以激励研 究人员在科学的道路上勇于攀登。”
徐彦君建议用“雅典娜”来命名，以示对研究 院女同事的敬意，用“罗马”来命名另一个会议室， 因为这是一个最早建立议会制的城市，这象征着研 究院要进行平等的学术交流。
关于命名的邮件你来我往，好不热闹。我再次 发出邮件说，“我忽然觉得迎庆四大发明的名字挺有 意思，我自己又想了一个，零和一的概念跟计算机 息息相关，可不可以用‘Zero Room’来命名一个会 议室，不过，我就不知道如何用中文准确表达了，
总不能叫‘零堂’吧。”
zero Room，后来经过研究员陈通贤和孙宏辉多 次讨论，终于找到了对应的翻译——灵感屋，此外，
他们还想了个新名字——算盘室（Abacus Room）。 到了投票结束的时间。会议室的名字最终确定，
分别是：指南厅、火药库、造纸坊、印刷厂、灵感 屋和算盘室。
现在想来，这是我们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我们 脑力激荡的结果，也是我们团队精神的演练。
作为领导，我相信，“架子最不值钱，而点子最 值钱”，我们需要新的公司管理方式，需要用一种更 加平等、更加均衡、更富有创造力的心态来认识、 理解和实践领导艺术。
外出开会，研究院有一个集体项目——拱猪， 并且规定：谁输了，谁就必须钻桌子。我有桥牌的 基础，因此牌技还算不错，即便这样，也有摸一手 臭牌的时候，输了，我也得钻桌子。张亚勤、凌小 宁也都钻过桌子。
我每年的生日，研究院的同事们都会送一些很
别致的礼物。一次，我走进办公室，看见小小的房
间里堆满了各种颜色的气球，桌上放着他们送我的
礼物——一只很丑很可爱的黑猩猩，猩猩旁边有一 张纸条，上面写着：按我的肚子，我就会说话。我 按了一下，听到的是他们的祝福，当然，还夹带着 一些嘲笑我的话。
有时候，他们还会恶作剧地给我做一条斜挎的 缎带，上面写着字，然后逼我戴上照相留念。
现在回忆起来，那真是一段值得珍惜的快乐时 光，总是让我觉得温暖。
无处 丌 在的 白 板
那段时间，凡是到微软研究院来参观的客人， 都会忍不住感叹：“这里怎么有那么多写字的白板？” 有的客人坐在我们的休息室里，会惊讶地发现，就 连手边的茶几都能“写字”。
白板文化并不是我在研究院初创的。早在 1983 年，我在卡内基·梅隆读博士期间，瑞迪教授就已 经在自板上和我讨论研究的方向了。很多美国公司 都有白色的写字板，用特殊材料制成，可以用水墨 笔在上面书写，之后可以轻松地擦掉。我认为这是 工程师交流的最好方式。
可以说，白板文化代表着一种开放的精神。它 意味着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的想法都可以大 胆地说出来、写出来，而且允许犯错误，因为白板 上的字是很容易抹去的。它更意味着一种团队精神， 每个人都不是封闭的，你的思想可以建立在别人的
灵感上。
一个想法的好坏，一个研究方向能否成功，都 靠研究员们的“灵光一现”。而在研究院创建之初， 让这些聪明的中国人不分地点地交流、不分级别地 辩论特别重要，因此，多装一些白板，成了我特别 重视的一件事情。
这个想法与亚勤不谋而合。他在回国之前就发 邮件给我说，“开复，我习惯有一个能和几个人在一 起讨论的办公室，我需要一个大一些的白板。我注 意到希格玛大厦第五层办公室的白板都很小，我们
是否有机会把白板变得大一点？”
我马上给他回了邮件：“我们将打掉一面墙，为 你建一个更大的办公室，大约 20 平方米（标准的办 公室大约是 13 平方米）。明天就有家具公司的人来， 给你的办公室配一个 14 米的白板”
亚勤回邮件时大叫“，嘿 l l4 米”
我这才发现，自己犯错了，赶紧回复： “不好意思，亚勤，白板不是 l4 米，我搞错了，
它大约 3 米宽、1．5 米高。别为此不高兴，而不到 中国工作了噢呵呵。”
多年以后，亚勤还经常调侃我，“办公室里的白
板只有 4 米，开复，你还欠着 10 米呢”
为了让白板文化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我还设计 了“白板茶几”，摆在研究院的各个角落。有了“白 板茶几”，研究员们围坐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可以随 手把想到的要点写在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