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中20％的机构和大户占有80％的主流资金，80％的散户占有20％的资金，所以，投资者只有把握住主流资金的动向，才能稳定获利。
成功的投资者用80％的时间学习研究，用20％的时间实际操作。失败的投资者用80％的时间实盘操作，用20％的时间后悔。
股价在80％的时间内是处于量变状态的，仅在20％的时间内是处于质变状态。成功的投资者用20％的时间参与股价质变的过程，用80％的时间休息，失败的投资者用80％的时间参与股价量变的过程，用20％的时间休息。
对于投资者来说，如果能吃透“二八定律”的精髓，把它应用于股市，赚钱就会变得很轻松。
总之，“二八定律”提醒我们去思索，怎样付出更少，既能获得个人成功，又能获得事业成功；怎样做得更少，既能享受幸福生活，又能实现生命价值。要尝试把这种四两拨千斤、事半功倍的想法，应用到你的事业和生活等领域中。如果你想取得人生的辉煌和事业的成就，就必须约束自己。运用“二八定律”的最好办法，是为自己形成一定的规则，为了形成你自己的规则，你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做：
（1）用约80％的力量和时间去做最重要的约20％的事情，用约20％的力量或时间做约80％的事情。
（2）人的精神状态有一定的周期性，用约20％的精神处于最佳状态的时间，做最重要的事情。
（3）少做一些，锁定少数能以“二八定律”完成的目标，放弃太费力气、风险太大的事情。
（4）从生活的深层去探索，找出琐碎无益的事情，并摒弃它们。
（5）面对问题的时候要关注要点，找出那些关键的20％，实现80％的好处。
（6）在日常生活中，找人来负责一些事务，不需事必躬亲，这样可以使自己更轻松地面对重要的20％。
（7）寻求捷径，而非直接参与。学会用最少的努力去解决问题。
（8）在几件事情上追求卓越，不必事事都有好表现。只做我们最能胜任，且最能从中得到乐趣的事。
要补休还是要加班费劳动与闲暇
《新民晚报》法治视窗栏目里有这样一篇报道：
为了一天的加班工资，上海市一家货运代理公司操作工贺小芳（化名）向虹口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要求公司支付周六加班的费用。
原来，不久前的一天，公司接到安排一批货物紧急上船的任务，遂要求贺小芳周六加班，她欣然答应。不日，公司安排她补休。由于想多挣点钱，贺小芳不愿补休，要求公司支付加班工资，标准是按《劳动法》的规定为日工资的200％。公司不同意，并认为公司的一贯做法就是员工加班安排补休，不支付加班工资。
在仲裁委的庭审过程中，贺小芳提出，休息日加班，是要加班工资还是补休，自己应有权选择。公司强行安排补休，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公司则辩称：加班的补偿形式有支付加班工资或安排补休两种，公司根据《劳动法》的有关规定作此安排并无不妥，劳动者应服从公司的安排。
最终，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对此案作出裁定，贺小芳的请求没有得到支持。
其实，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篇报道所反映的问题就是劳动与闲暇的问题。
每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一天24小时，人要把时间这种资源配置于两种用途：劳动和闲暇。劳动是指有报酬的活动，比如上班工作或从事商业活动。闲暇是指一切无报酬的活动，比如休息、娱乐，以及家务劳动。人把多少时间用于劳动，多少时间用于闲暇，取决于劳动（有报酬活动）的价格，即实际工资水平。人们选择闲暇，是因为他们认为闲暇比工作带来更大的效用。例如，在上面的报道中，贺小芳认为劳动的价格高于闲暇的效用，于是她选择了放弃休息，而要加班费。在现实中，可能有好多人会选择补休，而不要加班费。在他们看来，闲暇的效用高于劳动的价格。
在人们选择劳动还是闲暇的时候，劳动的价格也就是实际工资起决定性的作用。实际工资的变动会引起两种效应：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替代效应是指工资增加，人们用工作替代闲暇。这是因为在工资增加时，闲暇的代价高了。比如，每小时工资为8元时，闲暇一小时减少8元收入；每小时工资为15元时，闲暇一小时就减少15元收入。这时人们就会减少闲暇，增加工作。所以，替代效应能引起劳动供给随工资上升而增加。
工资的增加还有另一种收入效应，即工资增加。人们的收入增加，就要减少工作，增加闲暇。这是因为，闲暇是一种正常需求，其需求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通俗点说就是，人们收入多了，就想有更多的时间用于休息或娱乐。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想有更多闲暇。而增加闲暇必然会减少工作，所以，收入效应的结果就是工资增加，劳动供给减少。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观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好多人认为：拥有充足的闲暇时间和高质量的闲暇生活是人真正富有的重要标志。也就是说，人们在劳动和闲暇之间选择的时候，更倾向于后者。例如，2008年6月17日法国总工会和法国民主工会联盟联合发动全国性大示威。在全法各大城市约50万人拥上街头，表示对萨科齐政府准备延长法定工作时间和推迟退休年龄等改革措施的抗议。法国人为什么要举行全国性大示威，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闲暇。
还有我国，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开始实行双休日，每周工作5天，一些单位还实行每天7小时工作制，人们的闲暇时间拥有量得到了增长。每周5天工作日，每年就可增加50天左右由个人支配的时间，其中自然包含了闲暇时间。
另外，自2008年1月1日，我国的《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开始实施，这是人们得到闲暇时间的又一渠道。
总之，人们会通过不断的努力和选择，在劳动和闲暇之间寻找到某种平衡，以实现自己的最大满足。
达到小康水平的标尺——恩格尔系数
以前，人们见面的最常用问候语为“你吃了吗”，由此可见“吃”在当时人们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你吃了吗”的口头问候语已渐渐远离了我们的生活。这是因为“吃”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已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很少有人为吃不饱肚子发愁了。人们有更多钱用于教育、健身、旅游、娱乐等事情上。我们来看一下王老师的家庭消费结构就会明白。
王老师是大学教师，每月工资收入约6000元，稿费等其他收入平均2000元。妻子正在读博士，没有固定收入。女儿上幼儿园。家庭总收入8000元。
每个月的支出：住房支出没有，因为王老师家现在住的房子由学校解决。吃饭花掉1000元，买书400元，订阅杂志报刊200元，购买唱片100元，去影院看电影两场200元。妻子购买化妆品和服装以及做美容等800元。
去体育馆健身平均每月100元。夫妻两个还一起办了游泳卡每月100元。每周打两次网球，一个月消费300元。
每月给孩子买书200元，玩具100元。孩子上幼儿园每月1000元。
这样算下来消费4500元，再加上一些临时出现的支出，每月总消费额在5000元左右。在这些消费开支中，吃饭只花掉了1OOO元，占总消费额20％。而教育、健身等消费占绝大多数。
“民以食为天”，吃是人们获得生存的首要条件，只有这一层次获得满足后，消费才会向其他方面扩展。因此，食品支出的比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生活水平的高低。食品在王老师家庭消费中占很低的比例，这说明王老师的生活水平比较高。而这个食品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就是恩格尔系数。
恩格尔系数是德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恩格尔（1821…1896）提出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计算方法。这个方法表明，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耗费在食品上的支出比例就会减少。耗费在食品上的支出越少、数值越小，生活富裕程度就越高。这个系数的数值越小，表明在食品上的支出越少，生活水平越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超过59％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
恩格尔系数一经提出，就得到西方经济学界的广泛接受和确认，认为它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在我国也较早地就被应用在统计工作中。计算恩格尔系数一般是采用各地的城乡住户调查资料。如北京市统计局2007年4月10日发布调查数据：2006年北京市恩格尔系数为30。8％，比2005年下降1％，比1978年下降了27。9％。这个数据与30％的“富裕系数标准”还差0。8％。恩格尔系数一路走低，表明北京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在不断提高，正在由小康向富裕迈进。
但是，恩格尔系数这个衡量指标并不是万能的，它有时会制造一些假象，出现失灵的情况。例如在我国特别是贫穷地区，人们长期以来形成了“勒紧腰带过日子”的习惯。这种习惯会降低恩格尔系数，但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众所周知，在家庭收入不增加或增加十分有限时，家庭总支出规模基本不变，但由于诸如学费、电费、水费、医药费、燃气费等刚性支出的急剧增加，一个现实的选择就只能是压缩食品支出。这种情况在中国特别是西部落后地区尤其普遍，为了应付急速增长的学费、药费和房费等刚性开支，“省吃俭用”成为中国百姓的通常选择，与其说这是中国人的一种美德，不如说是一种无奈。正是这种无奈，直接导致收入与恩格尔系数“双低”现象的产生。此外，不同地区的消费习惯也影响恩格尔系数。“穿在上海，吃在广东”，是对上海和广东两地消费习惯的高度概括。广东的恩格尔系数较高，与这种历史上形成的消费习惯不无关系。恩格尔系数恰恰忽略了消费习惯的差异。
因此，在我国运用这一标准进行国际和城乡对比时，要考虑到那些不可比因素，如消费品价格比价不同、居民生活习惯的差异以及由社会经济制度不同所产生的特殊因素。对于这些横截面比较中的不可比问题，在分析和比较时应作相应的剔除。
穷人与富人的差距——基尼系数
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对贫富差距的形象描写。确实，现实中富人和穷人的差距非常大。当然，绝对平均的社会也是不正常的，因为差距也是一种动力。在市场经济社会里，竞争是普遍存在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这是不可抗拒的经济规律，有竞争就会有差距，就要有先进和落后，就要有富有和贫穷。这种贫穷和富有的差距就形成了一种无穷的动力，促使贫穷者不断地向富裕的方向努力，小富的人不断地向大富的方向拼搏，大富者向巨富的目标奋斗，永无止境。但是，一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也不能过大，差距过大社会就失去了安全的保证。所以，人们对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是非常关注的，发明了很多评价贫富差距的指标或者参数。基尼系数就是最著名的一个。
基尼系数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12年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基尼系数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均。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警戒线，大于这一数值容易出现社会的动荡。
其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为“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而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但这两种情况只是在理论上的绝对化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不会出现。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0…1之间。
基尼系数，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
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
0。2…0。3表示比较平均；
0。3…0。4表示相对合理；
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
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现在，国际上用来分析和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和指标很多，基尼系数由于给出了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可以较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预报、预警和防止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和普遍采用。
在我国，随着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基尼系数也越来越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之一。有人认为我国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的警戒线。而有的人认为我国情况特殊，基尼系数的作用被夸大，贫富差距情况没有那么严重。
其实，我国当前基尼系数上升，贫富差距拉大是不争的事实，这点不用多说。中央已多次开会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分配秩序问题，花力气构建科学合理公平的分配制度，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但同时，我们也要科学理解基尼系数，不能产生“基尼恐慌”。
国际劳动组织有一项关于基尼系数的研究显示：基尼系数的高低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密切相关。即经济发展水平越低（人均GDP低）的地域，其社会的收入分配也普遍趋于不平均（基尼系数高）。这提示我们，应注意基尼系数运用的社会条件、发展水平差异等，而不能照搬。如果不考虑发展水平的差异，不加分析地将基于发达社会的基尼系数经验数据运用于仍处发展中的中国，就会把原本科学的方法变成有悖科学的教条。
可以说，如果不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就容易盲目“炒作”基尼系数。
因此，当面对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