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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庆祝自己的领袖获释，非洲人国民大会发表了由非国大新闻书记帕洛·乔丹签署的一份公报。公报认为，曼德拉的获释将大大促进事物朝着形成有利于谈判的气氛方面发展。公报进一步指出：
我们以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的名义、以我们的人民军队“民族之矛”组织战士的名义、以南非国内外全体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的名义向纳尔逊·曼德拉致敬，我们很高兴他回到我们人民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诚挚友爱之中来。为了争取他获释，南非人民在其他国家人民的支持下，进行了28年不懈的斗争，我们有一切理由庆祝这个胜利。
公报最后呼吁南非政府抓住时机，尽快消除谈判道路上的各种障碍，以争取主动。
当天晚上，曼德拉在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的家里留宿，两人就南非的政治局势和谈判前景作了分析，并交换了意见。第二天，”曼德拉在开普敦举行了他出狱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他指出，南非人民需要的是一个非种族主义的社会。必须全面撤销紧急状态，全部释放政治犯，“一旦这些障碍消除了，我们就可以说形势正常了。”他仍然坚持武装斗争的原则。一位记者问：“这是不是和你早先对和平解决问题的承诺有冲突？”曼德拉强调，“没有冲突。武装斗争仅仅是对付种族隔离暴力的自卫行动。”当记者问到曼德拉对白人的政策时，曼德拉十分确切地说：“白人也是南非人，我们希望他们觉得安全。”他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应该考虑某种结构上的保证，这样在一人一票的情况下，也不会导致黑人统治的局面。当回答对国际社会的制裁态度这一问题时，曼德拉的立场很坚定，“我们距实现我们提出的非种族社会的要求还极其遥远，我们呼吁取消制裁还为时过早。”同时他坚持非国大把矿山和其他重要部门收归国有的立场。
2月13日，曼德拉回到了阔别28年的索韦托家中，125000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集会。在集会上，曼德拉首先向以奥立弗·坦博为核心的非国大领导、非国大的基层战士、南非共产党以及其他民主团体致敬。他为自己是索韦托的一员而感到自豪，并对索韦托镇自己建立的民主结构表示由衷的高兴。他的发言着重在两个方面：黑人教育问题和暴力问题。他指出：
存在于南非的教育危机需要特别关注。黑人学校的教育危机是一个政治危机。它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人民没有投票权涸而无法使政府对他们的日常要求有所反应。种族隔离制的教育是低级的，是反对人性的罪恶。教育需要引起注意，引起我们所有人的泣意，包括学生、家长、教师、工人和我们社会其他所有组织的注意。
他对黑人城镇出现的频繁暴力事件亦感到担忧。这既包括一些不负责任的劫持人质、焚烧汽车和骚扰无辜百姓的行为，也包括保安部门无端对和平示威的群众实施的暴力。他强调了纪律在未来斗争中的作用，“纪律和忠诚使我们得到解放。我相信，你们能够以行动表明，随时准备为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作出贡献，并致力于建设理想的新社会。”他最后用沃尔特·西苏鲁的话结尾：“让我们表现得像有纪律的自由战士，像那些知道自己责任的人们。”会议在“非洲！回归！”的口号声中结束，10多万人的集会秩序井然，人们沉浸在对自己责任的理解和对未来的憧憬之中。
曼德拉敏捷的思维和外交家的风度在接受记者访问时尤为突出。2月15旧，在约翰内斯堡电视台的黄金节目时间，曼德拉接受了克莱伦斯·凯特和佩克瓦尼·马希尔瓦尼的采访。在采访中，曼德拉利用这一机会向所有的南非人民再一次阐明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要原则和立场。当凯特问及曼德拉的身份——是作为著名的刚被释放的非国大成员还是作为非国大的代表时，曼德拉十分严肃地说：“不，凯特先生。我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一个忠诚和有纪律的成员。当我在监狱里与政府讨论问题时，我稍许有一点点处理权。因为组织上也理解，我不可能在每一个问题出现时即与组织商量，因而他们给了我在监狱里代表组织的一种特殊委任权。但我现在已被释放，我必须向非国大报告。我必须作为非国大的一部分去行动，是非国大来决定我应该起什么作用。”
为了让全世界更了解非国大对南非政局的看法和它的主要政策观点，曼德拉决定接受法国《十字架报》记者的采访，全面阐述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立场：
记者问：为何要坚持武装斗争？
曼德拉：只要种族隔离存在，只要我们仍在等待政府为创造真正的谈判气氛而作出姿态，我们就坚持我们的所有战略。应该由政府来实现局势正常化，我在会晤德克勒克之前交给政府的文件中已经提出这一点。政府没有采取我们作为条件提出的措施，也就是解除紧急状态、释放所有的政治犯。政府2月2日宣布的措施只不过是我们要求的一小部分。今天，人们要求我们中断或放弃武装斗争。我们认为目前不能这样做。现在既没有暗杀，也没有破坏，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军事组织“民族之矛”依然存在。这是非国大目前不能放弃的一项战略。
记者问：非国大是否准备向白人作出德克勒克总统建议的保证？
曼德拉：3年来，我一直在同政府接触。我们逐步开始以同样的观点看问题。我们成功地缓和了妨碍两个居民社会合作的相互猜疑和恐惧气氛。我们已经为奠定未来谈判的基础走过了一段重要的路程。多数人掌权是唯一解决办法，但我们要让白人放心。非国大是从南非人、而不是从肤色的角度讲话。德克勒克还在想种族解决办法。
记者问：你想使白人放心。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否将改变？
曼德拉：他们已经变了。过去，他们垄断海滩，今天他们同我们一起游泳。我们要求一人一票。这当然意味着改变目前白人垄断权力的现象。但我们想有礼貌地改变，因为我们知道白人是社会的重要部分。没有他们，没有他们的合作。我们在这个国家里将遇到严重问题。所以，我们向他们保证：我们要求的变革不会带来一种新统治，地位不会倒过来，他们的生活方式不会恶化。我们通过的文件和政策中没有任何种族主义。
记者问：非国大和政府的谈判进展如何？
曼德拉：政府显然还不准备以可接受的方式与黑人共同分享权力。政府说同我们分享权力，想的是三院制议会，我们不能接受。我们要真正的议会，所有的南非人将按人数比例参加议会。因此，黑人可能成为人数最多的团体，但是我们确立的目标是以我们《自由宪章》的原则建立的民主。执政的国民党还没有与这一文件和《哈拉雷声明》相似的纲领。建立民主议会的唯一方法是民主选举。我们要求在全国举行全体南非人参加的直接选举，选出一些人讨论制定新宪法。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唯一的民主方法。
记者问；曼德拉先生，你是否想过在5年内担任总统？
曼德拉：我没想过。那将是极大的荣誉。但我没有这种雄心。我目前唯一的雄心是在这个国家实现和平：我们能够和睦相处建设未来的南非。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曼德拉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最直接的挑战来自白人极右势力。这股势力又分为两支。一支以保守党为核心，公开在前台反对废除种族隔离制，反对种族和解。2月12日，保守党领袖特勒尼赫特与曼德拉分庭抗礼，亦在开普敦附近召开大会，谴责德克勒克政府的和解举动。与会者达3000多人，而在1989年9月竞选时，他在这里的听众不到1500人，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曼德拉获释导致一些白人向右转。这些保守党的支持者虽然没有公开鼓吹暴力，但却暗示，德克勒克的一系列举动是在招致暴力报复。他们中一些人甚至考虑以罢工来威胁政府让步。
这股右翼势力的另一支则是暴力的鼓吹者，尤以80年代出现的臭名昭著的“暗杀团”为最。这个团体是根据高层人物的指令组建的，专为“消灭政府的敌人”。成立10年来，它组织了至少80起政治谋杀案，在南非国内和海外制造了一起起耸人听闻的暗杀事件：同情非国大的白人学者威伯斯特为调查南非特种部队干预莫桑比克内政而遭刺杀，反种族隔离的积极分子、律师姆森格被人割断喉咙并挖去双眼，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高级领导人、律师卢鲍斯基被职业枪手谋杀，南非共产党主席斯洛沃的妻子弗斯特被邮件炸弹炸死，等等。德克勒克执政后，这批丧心病狂的刽子手又在策划各种破坏改革计划的行动。在他们的暗杀名单上，除了黑人大主教图图、有色人反种族隔离领袖阿兰·博萨克之外，又添了德克勒克、外交部长博塔、法律和秩序部长伏洛克和国防部长马兰。他们原准备在1989年12月同时对这4位政府要员实行暗杀，但因凶手被捕而阴谋未遂。曼德拉获释后，他们又放出风，要同时刺杀德克勒克与曼德拉。同时，他们进一步制造混乱，挑拨黑人不同民族之间的不和。
曼德拉所面临的另一个重要挑战则是重整非洲人内部的团结。这也包括两个方面：协调各个不同派别的黑人民族解放组织之间的团结合作和化解黑人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矛盾。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历史最长、力量最强，但也有其他与其观点不同的黑人组织，自50年代末分裂出去的泛非主义者大会即是其中之一。这一组织始终认为南非是非洲人的南非，白人必须滚回去。他们对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德克勒克总统谈判的政策很不以为然，强调不与白人政权妥协。曼德拉在监狱时即利用各派政治领导人来访时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出狱后又不断强调各派之间的团结，指出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有赖人民群众同心同德。
南非黑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民族冲突，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祖鲁人与科萨人的冲突，这在纳塔尔省的德班和彼得马里茨堡尤为突出。在1987年到1989年底，已有约2500名黑人丧生于派别冲突之中。当然这也有政治上的原因。2月25日，出狱才半个月的曼德拉来到黑人之间暴力冲突最厉害的德班。他呼吁黑人把互相残杀的刀枪扔到海里去，加强团结，实现和平。他动情地说：
“……然而目前，当我们一起站在一个新南非的入口处时，纳塔尔处在火焰之中。兄弟之间为复仇互相残杀。在这场争斗中，每一个家庭都失去了亲爱的人。在我被囚禁的最后几年里，我最大的心病、最深的痛苦是听到在纳塔尔的人民中间发生的这种可怕的事情。
在你们遭受痛苦的时候，我的职责是提醒你们不要忘记今天所负的责任。如果我们不停止这场冲突，我们将处于毁掉我们斗争的可贵成果的巨大危险之中。我们将使全国的和平进程面临危险。”
与此同时，曼德拉的个人生活也面临着一场新的危机，这就是他和温妮的关系出现了裂缝。他发现，昔日温文尔雅的温妮已一去不复返了；而出现在他面前的温妮是一个冷酷严厉、咄咄逼人且权力欲极强的女人。如前所述，曼德拉被囚禁后，温妮的日子是相当艰难的。但对她打击最大、影响最深的则是1977年5月17日以后被流放到布兰德福特的日子。特别是1979年女儿津荠离开她去读书以后，长时期的孤独使温妮产生了一种被遗弃的心理。当她刚到布兰德福特时，她对黑人酗酒的习惯深恶痛绝，她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谈到，“他们从酒吧一开门就进去，喝到晚上8点钟酒吧关门，一个个烂醉如泥。从冒牌学校里放学回家的孩子们找不到一点吃的东西，便同他们的父母一道混迹于酒吧间。”但1979年以后，她也开始慢慢地养成了酗酒的恶习。
南非当局将温妮·曼德拉流放到布兰德福特无非有两个目的，一是逃避国际舆论界的注视和追踪，二是企图用这种难以忍受的孤寂来摧垮她的意志。如果第一个目的未能达到的话，第二个则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曼德拉夫人的为人。这种改变包括两个方面：政治策略和个人性格。曼德拉始终是位法律的信奉者。他认为，如果法律不公正，那就应该修改法律，而不是破坏法律。虽然他组建了“民族之矛”，但坚持认为暴力是最不得已时才能使用的手段。但温妮在与警方打交道时，则逐渐背离了这种策略。她认为，不公正的法律必须通过暴力来改变。她利用一切机会强调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主张对白人实行恐怖和暴力。而她的这种政治策略在1976年索韦托暴动以后很有感召力，特别是对那一批被激怒的年轻人而言。他们逐渐聚集在曼德拉夫人身边，形成了黑人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激进势力。
曼德拉夫人在流放期间性格上的变化也很大。温妮从小就性格倔强，有“假小子”之称。母亲死后，父亲哥伦布曾计划将9个孩子分送到亲戚处抚养，温妮坚决不同意将兄弟姊妹拆散。在她执意坚持下，她父亲也不得不让步。这是她和父亲发生的第一次冲突。在与曼德拉的恋爱期间，她的好斗要强也偶尔在关键时刻显露出来。大约在她与曼德拉结婚前一个月的一个星期六，温妮和几位朋友于下午一点到曼德拉的办公室来接他。当时，曼德拉正在接待一位外国政治家的女秘书。据曼德拉回忆，这位女秘书与温妮年龄相仿，容貌楚楚动人。当温妮推开门，见到曼德拉与她正谈得十分投机时，脸色一下就变了，睁大的眼睛里充满着忌妒和敌意。曼德拉后来在写给女儿津荠的信中不无感慨地说，“尽管那时候我经常到体育馆锻炼，身体极为强健，她还是当着别人的面，一把抓住我的脖子，把我揪了出去。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那位女士。”
流放期间，温妮性格上的负面因素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争强好胜变成了专横跋扈，注重自我变成了冷漠无情。她认为自己是曼德拉的当然接班人，是曼德拉的替身。但她的这种一厢情愿并未被非国大所接受，反而对她的专横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