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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小溪面有愠色地打断了他:
可惜,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些本该向我致歉的人,那些内心应该感到惭愧的人,至今却没有一个人来向我表示歉意;唉,你说你……你向我道什么歉呀?望着杜仲尴尬的神情,楚小溪又说:不过,既然是见了面,我倒想借这个机会,当面感谢你呢。
杜仲诧异地摊开了双手问:为什么?
你说呢?小溪微微一笑。
我不知道怎么谈得上感谢?你不会是用这种方式嘲讽我吧?
我不是在开玩笑。你想想,如果不是因为你过江后给我带来的那些麻烦,当时的我就会继续在原来的轨道上走下去。噢,我想你该明白轨道的意思。楚小溪已完全镇静下来,她突然觉得有许多话从心里涌上来。那些话已在她脑子里盘桓了数年,一点一滴地沉淀下来,在她胸口积成了厚重的块垒,必得一吐为快了:
如果不是因为那年的事,我不知道自己后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也许会成为一件出色的工具、成为那个年代的一个时尚模特儿、或者是一只笨拙学舌的鹦鹉。可是你无意中在那轨道上安放了一块石头,突然翻车了,原来顺畅的运行被强制中断了,把我甩到了轨道之外的角落里。那尽管不是我所情愿和我主动选择的,但我毕竟被推到了一扇新的门口,我不得不走了进去,走进了另一个房间。人说条条道路通罗马,这么多年过去,我们也许是殊途同归了。在美国读博士课程的时候,有一次我偶尔想到,其实是你救了我。你走后,我被迫成为了现在的我。难道我还不该感谢你么?今天能够当面跟你说出这些话,在我也是了却了一件心事。我想,你完全不必为当年的行为,再感到内疚了……
杜仲惊鄂地怔在那里。小溪的面孔模糊起来,一种飘渺的幻觉之中,他几乎要怀疑眼前的楚小溪,会不会是与楚小溪同名的另一个女人。
其实……其实,当年我们都太幼稚了……杜仲有些语无伦次了。在我过江之前,曾经固执地认为,江对岸的土地原本就是中国的。我心里甚至还暗藏了几分收复失地的英雄情结……
楚小溪朗声大笑起来。杜仲也不好意思地笑出了声。
机场大厅的广播响起来。楚小溪听见了自己那趟航班的号码,正被一次一次播放着。她看了看表,抱歉地对杜仲说,如果再不去换登机牌,她就该误了这趟航班了。而她去B城的行程都已经安排好了无法更改。
杜仲点点头说:那我陪你过去吧,也算我送你了。
楚小溪通过安检口之后,还回头向杜仲挥了挥手,然后消失在通道的拐角处。杜仲在那里站了一会儿,长长地吁了口气,这才想起来竟然忘了留下楚小溪在美国的电话号码。他听见了飞机从候机厅上空飞过的隆隆巨响,目光寻着声音追去,他想,他和楚小溪将在空中朝着相反的方向飞行,然后分别降落在东半球和西半球,远隔重洋而相望。
飞机离开地面的那一刻,杜仲从窗口望下去,能清楚地望见城郊公路两边新栽的香樟树。嫩绿的新叶已经长出来了,而去年深色的老叶还没有掉落。他懊悔自己曾对H城产生那样的苛责,其实,H城只是人生旅途上一个驿站和节点,出发、降落,尔后起飞。
恍惚间,杜仲对此次的H城之行,产生了一种梦幻般的虚妄感,就连楚小溪也变得朦胧难辨。只有湛蓝的晴空伸手可及。若是朝着弧形的天穹一直往前飞行,无论经由哪条航线,也许他和楚小溪都会在地球的某一处重新相遇。
地球是圆的。多年来亲历的旅行经验,使他对这点深信不疑。
*那年,我们十九岁
那是我和小杨子之间的秘密。三十多年过去,即使到老到死,那些可以被称作秘密的事情,是永远不会失效的。我不能向人们打听小杨子的去处,作为惟一遗落在大杨树农场的一个杭州知青,有谁会不知道她在哪个生产队呢?我不愿意开口,只不过因为在我看来,一开口就意味着泄密,也破坏了我和小杨子之间多年的默契。我确实想为自己在这个秋季悄然返回北大荒农场,保留心里仅存的一丁点儿私人色彩。
1.我和小杨子之间的秘密
那个想法我始终就没对周围的人说出来。十几天的时间里,我拼命地抑制着自己,生怕一不小心开了口,事情就会复杂化。我真的不想对任何人提到小扬子那个人。
情况从一开始就有点儿让人为难。人们都以为我是那种怀旧的老知青,借着出公差的机会,到农场来闲逛,顺便寻找青春的豪迈与昔日的辉煌。北大荒人每年都会慷慨地接待一些远道而来的访问者,然后大伙一起趴在丰盛的酒桌上喝得烂醉。
我也许是一个例外,是一只在秋天从南方启程飞回北方的大雁。反季节飞行的大雁,早晚是要冻死在雪地里的。我用自己疲惫的脚爪,使劲地翻捡着寒霜下的土疙,企盼着能找到一丁点儿同小杨子有关的记忆。一个人在走了五十多年的路之后,那些年轻时心里珍藏的往事,就像枯黄的头发那样,正在一根一根无声无息地脱落,你若是偶尔扒到了其中的半星游丝,它立马会在你的脚趾下发出惊天动地的断裂声。
那是我和小杨子之间的秘密。三十多年过去,即使到老到死,那些可以被称作秘密的事情,是永远不会失效的。我不能向人们打听小杨子的去处,作为惟一遗落在大杨树农场的一个杭州知青,有谁会不知道她在哪个生产队呢?我不愿意开口,只不过因为在我看来,一开口就意味着泄密,也破坏了我和小杨子之间多年的默契。我确实想为自己在这个秋季悄然返回北大荒农场,保留心里仅存的一丁点儿私人色彩。
其实我知道,这几十年时间里,她一直就住在那儿——在离开公路主干线很远的地方,靠近松花江支流的一条河汊边上,那个叫做“守望”的生产队。翻过低缓的丘陵,老远就能望见坡下那一片茂密的沙果树林,春天开花时节,沙果花就像一片片粉色的云从天而降。自从她找到了她所谓的父亲之后,她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那儿——那个只有几间草房的畜牧业作业点。在60年代后期,大杨树由劳改农场改为知青农场之后,那儿曾是一个专门喂养病马弱马的破马厩。安置着几个劳改刑满释放后留场就业的老弱病残分子,知青们管那地方叫“病号队”。
小杨子就是在这个离开分场部十几里地、偏僻而破烂不堪的“病号队”,奇迹般地遇到了她的亲生父亲。她居然对那个老杨头自称是她亲爹这一点深信不疑,并且在当天傍晚天还未黑尽时,便急不可待地向我宣布了这个消息。那一刻我感觉从隔江的老毛子领空,倏地发过来一枚重量级的氢弹,将我在瞬间击成齑粉。而那个细眉细眼细腰细辫儿的小杨子,竟然从漫天黑灰色的烟幕与雾霰中,挥洒着喜极而喷的泪水,变成了一个拇指姑娘一般矜贵、精灵一般娇嫩的小女儿,真是让我惊诧万分万分痛心。
我近于恶毒地对她说:不可能!他不是你的父亲!他百分之九十九是个骗子!
她拼命地反向拧着自己的手指,淤血的指尖在暮色中一截截变得深紫,她低着头反驳我:不,你不晓得,你有很多事情不晓得的。老杨头真是我父亲。他姓杨,我也姓杨;我的户口簿上填的祖籍是浙江萧山,你听他的口音,萧山腔很重呢;我是1951年出生的,他1952年出的事,刚好来得及把我生下……
我打断她:这个世界上姓杨的老头多了,可是你杨红樱只能有一个爹呀。
我有证据,真的。你不相信,我早晚会给你看的。她的声音轻下去,却透着一种拼死抵抗的执拗。
我冷冷地说:你最好还是把你妈从杭州叫来,同这个爸认一认,就不会错了。
一提到她妈,红樱顿时就蔫了下去,把个脊背转过去冲着我。
我一直觉得杨红樱决定到北大荒来寻父的事情,是有点荒唐的。
这泱泱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父亲,肯定只有一个。那个人若是丢失了,岂是那么容易找得到的么?何况杨红樱的那个父亲,既不是一条显赫的河,更不是一座雄伟的山,而只是一粒被扫帚追打的灰尘。
当飞驶的车轮确已把古旧的杭州城留在了身后,她怀揣着那个巨大的秘密,在车厢的过道上跌跌撞撞地不断走来走去。她的目光始终跟踪着我头上摇晃的两把刷子,到了暮色暧昧时分,她在车厢的连接处,气喘咻咻地将我截住,我感觉到自己面对着一只鼓胀的气球,如果再不说话她就即将弹破爆炸了。她是这样开场的:哎,我告诉你算啦,你肯定猜不到的,我报名去下乡,原因和目的都和别人不一样,我去北大荒,是为了找我的爸爸。
我万分惊喜地问:
你爸是58年的转业官兵吧?起码是个师长?
不……是。
哪怕是个团长,也够厉害的啦!
也不……是。
那……难道只是一个连长吗?总不会是个排长吧……
2.杨红樱的身世
她把身子缩在车厢连接处的折篷缝缝里,忽然伏在我肩头嘤嘤地哭了起来。在她混乱的叙述与啜泣声中,我大概听明白,她的爸爸连个排长也不是,而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犯罪分子,原国民党留用人员,高级会计,三反五反后期被查出挪用公款,1952年被捕后判刑,1955年送东北兴凯湖农场劳改。尽管他挪用公款是为了给妻子买一件价格昂贵的海孚绒大衣,事发后,红缨的妈仍是很快就跟他办理了离婚手续。他在1965年刑满释放后,因杭州城里无人接收,萧山老家也无直系亲属,只好调到大杨树农场留场就业。有人曾把这个消息带给她的妈妈。她妈就对红樱说:你不是要下乡嘛,那正好,你上北大荒去跟着他过吧。
在那一列昼夜兼程开往东北平原的晃晃荡荡的火车上,在沿途经过的城市火车站欢迎欢送的人群和口号声中,红樱对我断断续续地讲述了她的身世。红樱说她的记忆中从来没有一点点关于父亲的印象,哪怕是气味和声音,全都像透明的空气一样,你明知它在,可就是触摸不到的。她觉得那个所谓的父亲,很像月光下的一个影子,只要乌云一涌上来,地上的影子就倏地不见了。她说她如果不赶紧去找父亲,这个父亲也许就永远找不到了;她不敢想像自己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女孩,就算父亲的成份再不好,等找到了,再同他划清界限也是来得及的。哪怕到最后只寻到一座父亲的坟墓,她也不会白白去了北大荒一回……她那种口无遮拦的坦率,令我隐隐地怀疑,似乎从未有人教给她,哪些话是不该对初次相识的陌生人说的。她的故事泡在劣质饼干的气味与厕所的尿味中,被无数次的原因不明的临时停车切割得支离破碎,但我已被她那样莫名其妙的信任,感动得一塌糊涂。想想吧,这压得铁轨都矮下半截去了的成千上万北上反修建设边疆的知识青年滚滚洪流,落实在一个具体的杨红樱身上,竟然就可以如此地与众不同——她怀揣着与我们不同的志向,她去北大荒是为了同她的父亲会合,同她的父亲团聚,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秘密呵。我怎么可能不为如此绝密的动向守口如瓶呢?尽管那个父亲的身份确实不够光彩,但她要的仅仅是一个父亲,就像每个知青上火车前都得领取御寒的棉靴棉帽棉大衣一样。我看不出她有什么错,也许,正因为她有可能会错,这秘密才显出了不寻常的意义呵。虽然我无法认同她脑子里那些散乱而荒谬的逻辑,我却不能不小心翼翼地把所有的疑虑都一口口咽回去。
火车即将开动的那个时刻,在月台上下人群汹涌的哭声中,我和她仅仅只是偶尔目光相接,竟如电光火石猛然撞击——那个瞬间,我们几乎同时注意到了,对方的脸上都没有眼泪,这在哀嚎四起的车厢中是两个稀有的例外:这一个19岁的女孩心潮澎湃,是以为前方有文学在等待;而在17岁的杨红樱,眉眼中都是欢笑,只因她望尽前方的万水千山,一眼看见了千百次由梦里回来亲吻她的父亲,正抱着她在金色的麦田里翻滚……
她和她都有充分的理由快乐,快乐注定了要产生友谊,我和红樱从此无话不谈。
很多年以后,我才渐渐意识到,岁月就像那些破旧不堪的车厢,一旦被那冒着白色蒸气的火车头拽上了一条固定的轨道,它自己是没有办法倒回来的。
八月的漫岗,如今是铺到天边绿得浓稠的大豆地,不见一丝儿麦黄。
我明明知道小杨子就呆在那个叫做“守望”的生产队,后来这二十多年,她一直就在那个地方,和她那个所谓的父亲住在一起。没有人能够说服她放弃那个父亲,就像没有人能够证明那个老杨头不是她的父亲一样。事情真的就是这样越来越离奇古怪了,但在70年代,没人懂得或是没人有钱到医院去做“亲子鉴定”,我对此更是毫无办法——我越是反对她就越发来劲,我越是赞同便越发身陷其中不可自拔。以我19岁自以为是的肤浅智力,想要说服杨红樱自然是十分困难的。我每次到马号去找她,只能可怜巴巴地高举着一面生锈的小圆镜,跟在她屁股后头,一遍又一遍地对她说:你照照呀照一照吧!你看看老杨头长得什么样儿,你长得什么样儿?你的眼睛抹上狗屎啦?你哪哪都是细细的,眉毛牙齿眼皮儿,是柳叶儿那样的;你再看看老杨头,肩膀头额角头鼻头哪哪都是方方的,方方的人,怎么能生出长长的、细细的人来呢?你见过一只猫生出一条蛇来么?见过一条带鱼生出一只刺猬么?我向伟大领袖保证,老杨头不是你爸!千真万确的,这是一个阴谋……
小杨子夺下我的镜子,用一口地道的东北话凶巴巴地叱儿我说:你知道个啥,我从小就长得像我妈……
3.近乎疯狂的寻父情结
杨红樱被人叫成小杨子,是在到了大杨树农场之后。她似乎对小杨子这个称呼有一种天生的喜爱。但在我看来,当她被人叫成小杨子的时候,她就变成了另一个东北妞。东北妞的小杨子让我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在杭州火车站登上知青专列时,那么些人“阿英阿英”地叫着送她。火车开动了,窗前还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