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梦想一定要超越你现有的能力。如果你的梦想非常渺小，当它实现了以后，你就不剩下什么了。”她提到，自己曾经有过好几次逃亡、入狱出狱的经历；她感到死亡迫在眉睫，甚至觉得为信仰而站立地活着只能导致失败，但是她都挺过来了。这一切经历只能说明：失败和成功一样重要，没有失败过的人就不会懂得成功的滋味。■
【哈佛笔记136】丘成桐谈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未来发展
2011年06月13日 12：43
中国最近建立了“千人计划”“长江学者”等项目，试图吸引世界一流人才。但是真正请到的人未必世界一流，而真正一流的学者看到已经请到的这些人的名单，也没什么兴趣了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5月29日下午哈佛大学数学系系主任、美籍华人丘成桐教授应北京大学新英格兰地区校友会的邀请，在哈佛燕京学社以“中国基础科学的未来发展”为题作公开讲演。丘成桐1949年生于广东，同年随家人辗转到香港，1969年由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然后赴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读研究生，两年后即获数学博士学位，年仅22岁。他先后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纽约州立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做研究和教学，1987年到哈佛执教至今。丘成桐因为在数学方面有突破性贡献，对广义相对论、统一场论等理论物理方面有深远影响而多次获奖，包括在1982年获数学领域中相当于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Fields Medal）。
丘成桐对北大校友说，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还没有领先于西方，北大及其他大学有责任在这方面做出贡献。现在中国提倡自主创新。怎样才能在科学技术方面真正掌握主动权呢？
丘成桐的答案是：大力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因为在基础科学方面的突破往往是革命性的，例如电磁学、激光等领域。在做基础科学研究时，我们既需要运用观察试验的归纳法，也要运用以简洁和美主导的推导演绎法。我们需要既有思想深度，又有宽远视野的学者；这些学者既有能力做基础研究，又有能力跨越学科、做交叉学科的研究。中国还很缺乏这样的学者，需要大量培养这样的人才。
应用科学研究与基础科学研究之辩
丘成桐批评中国一部分人对待基础科学研究的消极看法。他们认为，中国应该让发达国家做基础研究的领头羊，等他们有成果以后，中国人再应用这些成果；或者干脆等待别人的专利年限结束后，复制别人的成果。他们认为这是借别人的鸡下蛋的一种捷径办法。
丘成桐说，这是完全错误的看法，这种态度会使中国永远落后于其他国家。有一次他在山东大学讲学后，有记者采访他：“中国应该先发展应用科学还是基础科学？”丘成桐回答，只要中国大学里不请客吃饭，省下的宴会费用就可以聘请很多基础科学教授了；基础科学所需研究经费比应用科学所需的研究经费少得多。
丘成桐说，凡是对基础科学有重要贡献的科学家都对大自然有强烈的好奇心，他们要寻找自然界的真和美。中国多数领导人很少鼓励年轻人探索大自然的好奇心，不注重培养这种高尚的情操，而只专注于各种富国强兵的实际策略和拿诺贝尔奖的名声。其实，如果有崇高的追求目标，效果会更好。
丘成桐描述中国学术界现状：在实用主义的影响下，大学以训练工程师为主，对思想活跃的学生采取矫正的态度；学生以考试升学为主，只学习考试范围内的内容，对考试外的内容不感兴趣，也没时间学习；年轻学者以评选“杰出青年”的标准为主，他们知道谁是评委，投其所好，发表评委喜欢的论文，不敢尝试新的内容、探索新的问题，导致中国的论文大多陈陈相因、少有新意。 评为“杰出青年”的人再争取成为院士，从此青云直上，对学术问题的研究只不过是做表面文章罢了。
大学的评审制度
丘成桐说，大学里的评审制度至关重要。如果评审委员会以学校领导和院士为主，决定年轻学者的命运，那么年轻学者很难超过老一辈。丘成桐的解决办法是：吸引大批留学生和有国外工作经验的人回国；评审委员会成员一定都是相关领域的专家，而且要有一半以上是外国专家。
虽然外国专家也不是完全不讲情面，但他们都保持最基本的职业操守，不会黑白颠倒，不会对不合格的候选人说合格。改革大学评审制度会增强整个体系的公正性，让年轻人看到希望，看到关系不是万能的。要让年轻人相信，只要有真成绩，就不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丘成桐举例，有一位复旦大学教授干得很好，但因为不善交际，不受领导赏识，后来到哈佛，出了成绩，在大型报告会作讲演。他再回到复旦时，领导就对他另眼相看了。丘成桐说明，脚踏实地的工作在中国虽然可能晋升得比较慢，但迟早会受到赏识，因为还有国外这条渠道。
有人说，评审委员会没有那么多经费，请不起外国专家作评委，而且如果不是华裔，他们也看不懂用中文发表的论文。丘成桐说，因特网和电子邮件使长途联系快捷方便，很多时候不需要长途旅行，而且很多外国专家大多有敬业精神，愿意服务，不是为了报酬才参加评审委员会的。至于语言障碍，丘成桐说，在高级职称评选中，候选人至少应该有一篇用英文发表的论文，至少有一定的英文基础。
目前有很多外国学者在中国大学兼职，很少有全职回国的。中国大学的领导也知道他们在美国大学仍然任职，但心照不宣，帮助他们隐瞒在中国任职和教课的时间。丘成桐说，这不应该是一个泱泱大国的做法。如果中国仅仅吸引唯利是图的人，那么他们就无法做好基础科研工作。中国并不缺少经费，奥运会、世博会都能办，为什么不能搞基础科学研究呢？中国缺少的是老实、扎实、勤劳肯干的作风。如果中国有良好的环境，并真正吸引世界一流人才，让一批真正热爱基础科学的年轻人踏踏实实地干五年或十年，中国的基础科学就会大不一样，就有可能迎头赶上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政府紧缩财政支出，大量削减研究经费的背景下。
聘请教授
办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在师资——就看能请到怎样的人。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曾经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丘成桐说，他研究过麻省理工学院（MIT）、芝加哥大学、加州理工大学（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ltech）等大学成名的历史。这些大学都是在二三十年间吸引了一批一流人才。
中国最近建立了“千人计划”“长江学者”等项目，试图吸引世界一流人才。但是真正请到的人未必世界一流，而真正一流的学者看到已经请到的这些人的名单，也没什么兴趣了。 丘成桐认为这里的问题在于：这些项目官僚化、程序化太强，需要填表申请、面试等过程。真正热爱自己事业的一流学者怎么会愿意花时间做这些事情呢？
所以“请人”一定要先“知人”才能请。真正的一流学者往往不需要很多经济报酬，他们只要衣食无忧，有良好的研究环境就行了。他们的兴趣不在做官或期望某一天会飞黄腾达，而在工作的本身，只要他们能顺心工作，受到尊重，他们就心满意足了。在问答时间里，有人问，“你说的请人方法是不是要中国校方像刘备请诸葛亮那样三顾茅庐？” 丘成桐回答，未尝不可，尤其是最尖端的个别人才。如果把高端人才招聘到了，后面就会形成一种风气。 每个人的情况不同，谈判方式、招聘方法都不同，要因人而异。官僚做法招聘不到真正的一流学者。中国现在付给高级教授的薪水够了，但诚意不够。丘成桐最近就帮助清华大学成功从海外聘请了三位全职教授。
丘成桐说，作为哈佛数学系系主任，他很敬佩他的同事们：他们真正热爱自己的领域，心甘情愿从事研究、教学事业。哈佛的教学制度与中国相比也相对灵活：学生不用在大一年级就选择主修专业，学生有充分的时间作选择，也可以变换专业；优秀的本科生可以选修研究生的课程，有的本科生甚至使研究生望尘莫及。好的教学体制要允许学生发挥个人志趣，追求个人理想。创新的前沿必定带有强烈的个人风格，就如同绘画和文学写作等领域一样。哈佛数学系的毕业生中有少数人去华尔街挣大钱，但大多数人更看重做学问。
最后，丘成桐希望中国政府和大学官方转变态度，更加重视基础科学研究，这样才有可能真正自主创新，领导时代新潮流，而不是尾随他国。丘成桐还希望中国学生转变态度，不要为考试而学习，要有探索大自然的好奇心，努力发现大自然的真和美，同时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这样才有可能推陈出新，后人超过前人。■
【哈佛笔记137】行为经济学入门
2011年06月20日 10：39
行为经济学家对影响人们行为基础的信仰、偏好感兴趣，同时也注意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希望从那里得到启发。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就在中国人即将欢度春节的时候，哈佛大学的春季课开始了。在残雪堆积如山的小路上，学生摩肩接踵，忙碌地奔赴各自的教室。 这学期哈佛经济系教授大卫？莱布森（David Laibson）为本科生讲授“心理与经济学”这门课。莱布森是行为经济学家代表人物之一，是多项学术杂志编辑部成员和多个顾问委员会委员。1988年他从哈佛大学本科毕业，获经济系最高荣誉奖（Summa cum Laude）；1994年从麻省理工学院（MIT）获经济学博士；此后在哈佛大学经济系任教，2002年晋升为正教授。他的课程深受学生喜爱，以至于多次供不应求。
行为经济学是过去二十年间的新兴领域。“心理与经济学”这门课是研究心理因素和经济因素是如何影响人们行为的。行为经济学家不关心人们说什么，只关心人们做什么。人们即使完全诚实，言行不一的时候也屡见不鲜。例如，人们都知道锻炼身体重要，从主观上说也愿意去健身房，可就是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落实不到行动上。
行为经济学家对影响人们行为基础的信仰、偏好感兴趣，同时也注意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希望从那里得到启发。他们认为，古典经济学对人们行为的假设太极端了。在古典经济学中，人被想象得太理智、太自私、自控能力太强。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几乎不存在。别人生活的好坏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自己；人都有禁不住诱惑、管不住自己、放任自流的时候；也有不清醒、犯错误的时候。这意味着行为经济学模型含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在更趋近现实的同时，也更加复杂。
行为经济学家注重使用试验，利用20世纪40年代发展起来的博弈论和统计学来分析试验结果。例如，在一个游戏中，你的最佳策略经常取决于你的对手的行为。如果你觉得对手和你一样聪明，那么你有一个最佳策略。如果你猜测对手不如你聪明，甚至还不明白这个游戏规则，那么你有另外一个最佳策略。你对对手聪明与否和聪明程度的估计就是一个几率问题。如果在这个游戏中，你有很多对手，那么对这些对手聪明与否的分布仍然是一个几率问题。你要把不聪明、不理智的人的行为考虑进去，然后计算出你的最佳策略。这就如同物理学家不在真空里做试验，而是把摩擦和大气压力等可能导致误差的因素都考虑进去，最终推导出的结论会更贴近实际。
有学生举手提问，社会学与行为经济学有什么不同？莱布森引用诺贝尔奖得主贝克尔（Gary Becker，有关他的观点见第一本《哈佛经济学笔记》第221到223 页）的话作答： 经济学家的研究单位是（孤立的）个人——比较他在作选择时的取舍得失，然后作最佳选择的过程；社会学家把个人看作社会框架里各种关系的中心，进而解释他为什么没有选择。 莱布森说，这句话虽然不全面，有些牵强，但基本解释了两个领域的区别。
行为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并不矛盾。它们的前提假设都是：决策个人是聪明的；市场机制给予人们不同的行为动力（incentives），这些动力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行为；市场比政府能更高效地分配资源。行为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手段也一样：使用数据与建立模型，计量学是不可缺少的分析工具。学生在选学莱布森这门课之前应该有基本计量学知识。助教会在分组教学中帮助学生复习巩固这部分内容。
在建立模型方面，莱布森注明，模型不是越逼真越好，越复杂越好，而是越能回答你想解决的问题越好。例如，地球仪不是越大越精细越好，对于有些问题，一个大致形状的地球仪就足以了。应该建立怎样的模型的关键在于你的问题是什么。好的模型为人们思考问题提供洞见，没有不必要的复杂，禁得住数据的检验，有一定预测力。
（行为经济学系列之一，待续）
【哈佛笔记138】你是一个聪明的消费者吗？
2011年06月27日 10：58
怎样成为精明的消费者呢？试验表明，做聪明决策的人不是智商最高的人，也不是最有时间消化信息后才作决定的人，而是最有经验的人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销售者和消费者是一个交易的两个方面。卖方想与你有长期的商务关系，就会在前期给你一些好处，愿者上钩。消费者如果不精挑细选，很容易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只有到事后才成为诸葛亮，有的甚至到事后还执迷不悟。例如，买房子的人因为房价低就买了房子，只有到事后才意识到这个房子的保管费很高（暖气费、空调费等）。有的电话公司为了让你以后用它的服务，免费提供手机。有的旅馆表面价格很低，当你住进去以后才发现，所有服务都要收费。有的银行给目标客户群赠送礼品券——用这个券可以在某个高级餐馆免费吃饭——等你真正在这家银行开帐户后，才发现所有的服务都费用昂贵，才明白“没有免费的午餐”的道理。航空公司、租车公司、信用卡公司等都经常运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