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的世界秩序的完整性。
然而在金奇看来，这只是改革最初25年的情形，其后几年局面发生了变化。现在，是时候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能否改造世界？”
金奇首先从经济方面讨论这一议题。他说，今后，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全球长期通货膨胀的前景、国际经济失衡、美元的未来走势以及亚洲地区的商业周期等重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将取决于中国的表现。
然而，虽然经过29年的开放过程，中国仍未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银行、保险、能源、电信等行业都在很大程度上由国家垄断，对于内外资企业来说，过高的进入壁垒几乎难以逾越。在一些行业中，政府同时扮演着管理者和经营者的角色。而金融市场仅在非常有限的方面对外国投资者开放。资本账户仍然对外关闭，人民币汇率尚不能自由浮动。
另外，中国依然缺乏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可以在很多事务上行使权力，外国和本地企业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资金，与政府搞好关系。当中国于2001年正式加入WTO时，世界各国希望中国能够就此变成一个环境透明的法治国家，但事实却不尽如人意。
其次，金奇从政治层面对其“中国改造世界”的观点作出论述。虽然过去20年间中国经济基本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但与此同时，它的政治体系尚未完成改革。中国共产党现在所拥有的实力自1949年以来前所未有，现已可通过庞大的国有资产将其实力发挥到海外。中国的外汇储备已高达1。4万亿美元，新成立的中国投资公司和中国社保基金都在海外积极寻求投资。
另外，中国一方面加大了国家安全和军费方面的支出，另一方面也在努力改善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无论是与美国在朝鲜六方会谈中的合作，还是无条件援助非洲国家的义举，中国不断提升着自身的政治地位。而这一提升使得一些如G7这样的国际组织没有中国的参与就近乎虚设，因为缺了中国，它们就无法解决一些重大的贸易失衡问题和货币问题。
金奇认为，虽然在以往的政府宣传中，民族主义思想一再被加强，而外国在华投资和对华援助的贡献鲜被提及；但随着中国政府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对石油及其他自然资源、高科技等的依赖，其民族主义将有所缓和。因此，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之际，上万名到京报道奥运会的外国记者一定会见证这一亚洲巨人的长足进步，并且这些外国媒体的声音有可能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
十 选材之道
针对每名候选人，都会成立一个五名哈佛终身教员组成的评委会，其成员从未见过候选人，更不要说任何私人关系了
今年32岁的西班牙籍助理教授博尔·安特拉斯（Pol Antras），是哈佛大学中极少数经严格评选程序在校内直接受聘的终身教员之一，并且是经济系最年轻的教员之一。也是在他这个年纪，还有少数30岁上下就在哈佛开始了终身教职生涯的卓越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杰弗里·萨克斯（Jeffery Sachs）和格里高利·曼昆（Gregory Mankiw）。
大致上，哈佛经济系中的终身教员外来的与聘自校内的比例为2：1；而在其他院系这一比例甚至更高。大多数初级教员都认为，在哈佛三到五年的执教经验对他们在其他地方求职大有好处，最终纷纷离开。
在拉里·萨默斯2001年至2006年任哈佛校长期间，他曾致力于增加校内聘用率。尽管如此，哈佛的终身教员仍多来自外部。这是由于哈佛保持着“要将全球各领域的精英招至麾下而避免内部优先”的理念。
“我将哲学系过去半个世纪来的内聘率翻了一番。”他不无自嘲地说。事实是，过去50年以来哲学系只从校内聘得一名高级教员。而萨默斯在任时也只是多招到一名而已。
哈佛的终身教员招聘过程比较特别。针对每名候选人，都会成立一个五名哈佛终身教员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其成员全都从未见过此名候选人，更不要说与他有任何私人关系了。
正如一位经济系的助理教授说：“在哈佛，招聘人才的评审内容十分简单而直接——主要包括科研、顶级学术刊物发表量；而教学方面所占的考核比例很小，人际关系也没那么主要。”
无论如何，安特拉斯通过了经济系的评审。自2003年由麻省理工学院（MIT）博士毕业，他已在哈佛教了四年国际贸易的本科课程，课程名称为“国际贸易与投资”。与哈佛经济系的其他课程一样，安特拉斯的课程具备十分丰富的分析性和计算要求。同样的内容也可因对其进行分析的程度不同而适于不同程度的教学。
更进一步，安特拉斯总是将假设阐述得更加精准。例如，在解释“相似性（homotheticity）”这一经济学概念时，他的课程中不仅包括所有与相似性假设相关的计算方程和图示，还讨论了此假设在针对奢侈品和必需品时的不同现实情况。
当然，关于相似性的假设只是一个分析中的细节问题，在一些课程上几乎可以忽略；而安特拉斯在长度为90分钟课程的前5分钟涵盖了这一概念的许多细节，其余大部分时间则用于讲解更为重要而基础的有关李嘉图模型的内容。这样，学生需要同时领会所学知识的宏观全景以及分析细节。
可想而知，安特拉斯的知识讲授密度是非常惊人的，尤其考虑到他所教的只是本科课程的话。■
十一 感受数据
在讲授形形色色的国际贸易理论模型之前，安特拉斯教导学生们要有“数据感觉”
国际贸易与投资课程伊始，在讲授形形色色的国际贸易理论模型之前，助理教授博尔·安特拉斯（Pol Antras）为了让学生们有“数据感觉”，先给出了国际贸易的大致轮廓。
安特拉斯介绍，历史上曾先后发生两次全球化浪潮——“全球化”被定义为全球商品服务和资本市场的不断融合，或被视为国际间相互依赖的不断加深的过程。
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发生在1870年至1914年间，第二次浪潮兴起于“二战”之后。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与大萧条时期，国际贸易的增长受到阻碍。而自1950年开始，世界商品贸易显著增长，到20世纪末增长了15倍左右。与此同时，世界商品产出增长了五倍左右。交通通信领域的重大技术进步，以及八轮自由贸易对话（从1947年的第一回合到1994年的乌拉圭回合）所产生的累计效应，推动了贸易的兴旺。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非关税壁垒开始降低关税削减所带来的自由贸易效应。
美国对外贸易占美国经济的比例（进口＋出口/美国国民收入）在过去40年里增长了两倍。然而，横向比较，跟法国（约25％）、加拿大（多于30％）、比利时（多于80％）等相比，美国经济没有那么开放，外贸占比2003年只有10％。安特拉斯随后指出，经济规模以及贸易伙伴的地理距离对此都有影响。经济规模越大，贸易伙伴越远，对外贸易比例就越小。这一关系可以形象地比喻为贸易“引力定律”。
根据相关数据，人均收益率与人均贸易率看起来有正相关关系。国家越富有，贸易越多，对外越开放。出口对GDP占比随着收入水平的升高而增长：低收入国家只有24％，中等收入国家约37％，而高收入国家占到了42％。
国际贸易的性质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制造业取代了粮食和原材料成为主要的贸易商品。制造业贸易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农产品和能源矿物贸易，已经构成了国际贸易的主要部分。2003年，制造业贸易的占比已经达到61％，而农业只有8％，矿物占到11％，服务业占20％。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构成发成了巨大变化。在1960年，这些国家的出口中58％为农产品，只有12％为制造业产品；而到2001年，65％的出口为工业产品，只有10％为农产品。安特拉斯将在随后的讲座中通过雷布津斯基定理（Rybczynski Effect）讲解这种由出口非技术密集型产品向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转型。
相比之下，美国对制造业产品的进出口规模都很大。2005年时，制造业产品占到美国出口总量的81％以及进口总量的71。5％，其中过半数集中在机械和运输设备上。而且，服务业贸易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增长。
其次，跨国公司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如今，美国大约三分之一的出口和42％的进口都是同一跨国公司不同地区的部门间的贸易。产业内贸易的重要性开始超过产业间贸易。总的来说，国际贸易中已有超过60％的部分为产业内贸易。
再次，制造流程的拆分或外包已成为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FDI）的重要原因。外包是指一家公司将其制造的部分流程转移到其他国家。外包的执行公司既可以是一家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也可以是一家外国公司。
最后，国际贸易的分布出现集中化趋势。全球贸易最发达的11个国家占据了国际贸易的60％，而余下的40％则来自其他150多个国家。当然，对此趋势亦可有不同的观察：超过一半的世界贸易为发达国家的双边贸易，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只占到12％。
在课程的后半段，安特拉斯在课程中讲解了更多有趣的问题，例如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相互作用——一国是否应当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贸易政策是如何制定的？什么是好的贸易政策？美国是否应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而担忧？跨国公司如何影响东道国？更多精彩的问题和答案将会涌现。■
十二 曼昆的“最后甜点”
最后三节课的主题分别是：市场成功与市场失灵、收入分配与公共政策、国际贸易与全球化
2007年12月12日、14日、17日，曼昆教授一口气连上了他本学期第四到六节课，结束了上半学年的经济学原理课程——微观经济学，春季开学后再继续宏观经济学部分。
有些学校的教授是先讲宏观再讲微观，理由是宏观经济学更贴近于我们接触到的新闻报道，大概会比较吸引学生。但曼昆不这么做，正如他在最后一节课中所说，他想“把甜点留到最后”。当然，这学期的课程也已经相当精彩了。
最后三节课的主题分别是：市场成功与市场失灵、收入分配与公共政策、国际贸易与全球化。
在第一个话题中，他解释了偏左和偏右的两派经济学家在公共政策方面的区别，尽管其运用的理论框架并无二致。偏左的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权力比比皆是（市场竞争远非完美），外部性无处不在，税收的扭曲性并不像右派认为的那样大，而政府比右派认为的更有效。偏右的经济学家则持相反观点。
曼昆以航空业为例来说明市场权力。例如，某市场根基牢固的大航空公司大幅降价，价格低至新晋竞争者无法进入市场，这就是市场权力的体现。但问题在于，这种现象到底有多普遍？对此，人们的观点并不一致。而民主政治进程之所以存在，正是为了解决这种差异，达成相互妥协。
在收入分配与公共政策一课上，曼昆首先给出了历年来的美国收入分配与他国比较的数据。可以看出，美国的收入不平等从1970年就开始扩大。2003年，最富的五分之一人口占据了全部收入的47。6％，而最穷的五分之一只占有4。1％。
对此，曼昆给出了四个解释。第一，随着科技进步，对技工的需求比对一般工人的需求增长要快。科技总是带来技术扩张（技术的生产率提高），因而技工的工资上涨。第二，女权运动促使更多女性参加工作，而高收入男性更可能与高收入女性结婚，其家庭收入也就升至更高的税基级别。第三，除固定工资外，根据工作表现发放的奖金越来越多。第四，全球化放大了“超级明星效应”，也就是说，那些影星、体育明星等能拥有比以前多得多的观众。因此，美国富人积累财富的速度高于穷人。
若比较最富的20％与最穷的20％的人口的收入之比，则可发现美国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美国是8。5，日本3。4，德国4。3，加拿大5。8。但比起发展中国家来，美国就不算高了——俄罗斯10。5，中国10。6，墨西哥19。1，巴西则为32！曼昆将五个收入级别的税赋分别占联邦税收的比例和占全国总收入的比例列成表，让学生自己来判断美国税收机制的累进性是否足够。
最后，曼昆谈了关于社会平等的不同观点。根据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效用理论，人的边际效用递减。所以，1美元对于穷人比对于富人更值钱。如果政府的目标是使整个社会效用最大化，就该向富人征税，然后转移给穷人。但是，这样就可能打击那些有能力的人的工作积极性。所以，必须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
保守的功利主义者（conservative utilitarianists）认为，这种再分配政策对工作积极性的打击很大，所以他们倾向于税率的累进程度小一些。自由的功利主义者（liberal utilitarianists）则持相反观点，主张提高税率累进性，以增加社会的整体福利。哈佛大学的罗尔斯教授在20世纪70年代推行其“社会保险”的概念，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他主张以社会保险的形式进行再分配，以保障不幸人群的生活不至于太糟。
与功利主义学派迥然不同的是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自由至上主义者并不将收入的不平等视为主流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他们关心的不是经济活动的结果，而是过程。他们相信，只要过程公平，结果亦然，不管这个结果多不平等。在他们眼中，政府就是捕食者，而非使社会效用最大化的力量。他们不愿向中央社会计划者交出任何自由。他们把自己置于与政府的对立面上：政府是握有权力的，而人民是弱小的。
在国际贸易与全球化一课上，曼昆先拿技术打了个比方——贸易的经济影响就像技术进步。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说明，贸易在总体上是有利的，但当美国的消费者消费更多中国生产的纺织品时，美国的纺织工人就失业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通过贸易调整机制来补偿那些因国际贸易受损的人呢？”曼昆问道。补偿损失者存在两个问题。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