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服务业的贸易以及与知识产权相关的贸易协议（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TRIPS）。此外，它还建立了纠纷解决机制（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组织专家小组，裁决贸易纠纷案例，并监督执行。
例如，2002年3月，小布什政府为了在2004年总统大选中讨好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给很多钢铁产品增加30％的关税。欧洲、日本、中国和韩国联合在世贸组织上诉美国。2003年7月，世贸组织裁决美国败诉，美国最终服从裁决。安查思说，但是这很难说明是布什政府尊重世贸组织的裁决还是担心这么多国家联合对美国实行贸易报复。
新一轮的多哈回合谈判今年夏天失败了。安查思的解释是，更进一步的自由贸易谈判的好处是有限的；还没有完全放开的领域主要是农业和纺织品，而这些领域在富裕国家尤其敏感；令每个国家都满意的协议更加难以达成。
有学生问，“既然这么艰难，为什么还要知难而上呢？多哈回合的动力从哪里来？美国的平均关税已经在10％以下了，这难道还不够好吗？”
安查思回答，每一轮谈判回合结束的一霎那就是新一轮贸易谈判的开始，因为总有行业还不够满意。例如，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产业要求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对农业和纺织品完全开放，保护环境的积极分子要求环境标准成为贸易协议的一部分，人权主义者要求保护儿童权益等等，不一而足。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
美国和欧盟对国内的棉花种植者采取保护政策。2001年到2002年期间，美国政府补贴每个种棉花的农民16万美元，共计40亿美元。棉花价格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下跌了近一半。美国政府的补贴对其他棉花出口国打击很大，但对棉花进口国有很大好处。
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
虽然关贸总协议和世贸组织要求一个国家对世贸组织里所有其他国家一视同仁（MFN），但允许在世贸组织之外自愿结合成小范围的更自由的贸易区，完全没有关税（free trade area），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
自由贸易区里的每一个国家对区外面的国家都有不同的关税。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例如，国家A和国家B形成自由贸易区，国家A对从区外的国家C的进口产品关税高于B对C的关税，那么国家C的产品就会先付低关税进入B，然后享受自由贸易区的好处以零关税进入国家A。这样A对C的高关税就失灵了。于是就出现了“原籍国家”或“原出处国家”的概念（country of origin），任何进出口产品都贴有原籍国家的标签以避免逃税漏税的问题。
比自由贸易区更严格的是关税联盟（customs union）。它要求会员国家对联盟以外的国家有一致的关税，这样以上的问题就不会出现了。关税联盟比自由贸易区更严格，需要国家放弃更多的主权，也就更难以形成。
在世贸组织以外的自由贸易区（或关税联盟）从总体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这取决于这种联合的结果到底是贸易增加（trade creation）大于贸易取代（trade diversion），还是贸易取代大于贸易增加。一个自由贸易区内的国家应该选择从一个区外的国家进口更便宜的产品但上缴关税呢，还是选择从区内的另一个国家进口比较贵产品但免关税呢？如果是前者，那么自由贸易区就增加贸易；如果是后者，那么自由贸易区就取代贸易。
有学者认为贸易取代会大于贸易增加，因而反对世贸组织以外的任何自由贸易区；但有人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实行自由贸易在短期内不现实，这种小范围的自由贸易区是很好的从短期向长期的过渡；还有人认为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每个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都是不同的。所以，业界没有定论。■
四十二 自由贸易必然带来经济发展吗？
安查思教授综述了贸易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涉及到许多当前热门话题，但确切的结论很少－－－问题远远多于答案
贸易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什么？自由贸易政策必然会导致经济发展吗？12月15日，保罗·安查思教授（Pol Antras）在最后一堂课上，综述了贸易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其中涉及到许多当前热门话题，但确切的结论很少――－问题远远多于答案。
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巴西、智利、墨西哥等）采取进口替代政策来实现工业化。但选择保护幼稚行业（Infant industry）的国家总会遇到两个问题：保护什么样的行业？什么时候才能停止保护？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这些国家认识到这种政策不行，因为保护主义使那些低效的企业苟延残喘；多年的保护政策已经形成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他们以各种理由强调保护政策的重要性，反对取消这些政策。
实行开放贸易政策之后，有研究表明，通过优胜劣汰，生产效率增加了。但是在取消贸易保护政策的同时，还有很多其他的开放政策也在实施，所以很难说，生产效率增加就是因为自由贸易政策。安查思说，自由贸易在实践中如何影响生产效率和产业结构，目前是一个十分活跃的研究领域。
开放的国家就会经历快速经济增长，成为富有国家吗？计量学研究表明，发达国家一般都比较开放，即贸易总值占GDP的比例比较大。但这并不说明开放贸易就能增加人均GDP；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导致了国家富有，然后一个国家因为富有，才增加贸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Jeffrey Frankel和加州伯克利大学经济学家David Romer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使得惟一可以影响人均GDP增长的变量就是贸易的程度。1999年，他们在经济学顶级杂志《美国经济学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以“贸易导致经济增长吗？”为题发表了论文，总结说越开放的国家就会越富有。还有其他研究表明，贸易越自由的国家就越有可能经历高增长和高投资，但计量学并不能说明因果关系。
与拉丁美洲相比，亚洲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和新加坡）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过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非常成功，经历了30多年8％－9％的年均增长率，贸易占GDP总值的比例也非常大。他们的增长模式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被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分别效仿。
但是，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他们实行了自由贸易，其实他们也运用了关税，进口配额和出口补贴等不同的贸易保护政策，只是在程度上小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他们的政府也运用了包括贷款补贴、科研补贴等一系列工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ies）。他们的例子说明，贸易保护政策不一定不利于发展，关键在于如何实施保护政策。
有学生问，亚洲四小龙出口带动增长的成功和拉丁美洲进口替代政策的失败，是否说明出口带动增长比进口替代对发展经济更优越？
安查思回答，这些国家太不相同，同时变化的因素太多，没有办法确认一种增长模式比另一种更优越；高出口也有可能是高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无法肯定。
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经济学家Alwyn Young通过计量分析总结说，重视教育，劳动力素质迅速提高是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主要是原因。所以众说不一。
谈到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安查思的理论基础和利弊分析与萨默斯基本一致（见以前的《哈佛笔记》）。所有世贸组织的成员国家都接受有关贸易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条款（TRIPs）。安查思说，就实施这个条款对产品价格，市场竞争和创造发明的影响，不少经济学家都进行了分析，但结论不一，没有共识。
他个人在保护医药产品的知识产权方面更接近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这并不是因为我更加大公无私，而是因为艾滋病或其他传染病都有很大外部效应（externalities）。如果其他国家的病人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疗，这些病就有可能传染到我们自己的国家。”安查思说。
最后，安查思简短地提到劳工标准、童工权利、环境保护与贸易的关系。劳工标准和环境保护被提到贸易谈判的议事日程上有它的道理，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很难区分这是不是在掩盖贸易保护主义的实质。目前没有研究表明增加贸易与使用童工的关系。童工使用数量是公司秘密，所以很难找到数据进行研究。也不能确定贸易与破坏环境的关系，因为即使没有贸易，一个国家的发展政策也有可能破坏环境。■
四十三 奥巴马新政的三个争论点
进行财政刺激，减税还是增加政府开支呢？如何平衡长期增长与短期增长的矛盾？增加政府开支，如何既“迅速”又“有效”？
奥巴马1月20日就任美国第44届总统的前后，大多数经济学家思考最多的问题就是奥巴马政府提出的825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the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Plan）。
实体经济持续下滑，美联储的基准利率（银行间拆借Federal Funds的利率）已经趋近于零，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工具有限，所以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势在必行。这是多数经济学家的共识。
减税还是增加开支
但是，如何进行财政刺激呢，通过减税还是通过增加政府开支呢？这是经济学家中的主要分歧之一。
标准的宏观经济教科书中都讲到凯恩斯的财政刺激理论。凯恩斯对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最根本解释就是总体需求不足；在私营企业和个人不愿意投资和消费的时候，政府必须增加开支来弥补需求的不足；政府多花一块钱会带动私有企业和个人投资和消费，从而制造大于一块钱的经济需求和供给。这个扩大效应叫做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在经济模型中通常设置为m。
m有多大是辩论的主要焦点之一。哈佛大学宏观经济教授曼昆非常关注估算m的各种研究论文，不同的研究显示不同的结果。m越小，增加政府开支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就越小。
经济学家Bob Halland Susan Woodward认为m大约是1。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经济学家Valerie Ramey认为，m大约是1。4。
根据凯恩斯理论，政府增大开支的效应应该大于减税的扩大效应，因为政府开支是百分之百的开销，而人们可以把由于减税而增加的收入一部分用于储蓄，所以其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会小于政府开支。在经济衰退时期，要增加总需求就是要鼓励消费。按照这个思路，减税的策略应该向低收入人群倾斜，因为一般来说，穷人的储蓄率要低于富人的储蓄率。
但是，新上任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Christina Romer和她的先生David Romer合写的论文显示，通过减税的扩大效应大约是3。
如何解释政府增大开支的效应小于减税的扩大效应呢？曼昆说，一种解释就是减税，在增加个人可支配的收入和消费的同时，还可以增大资本投资的回报率，从而比增大政府开支更有效地带动私营企业和个人的投资。
这种减少个人所得税和给予用投资抵一部分税的政策（investment tax credit）有同样的效果。
所以，曼昆建议，奥巴马的经济团队不要被凯恩斯的分析框架所禁锢，而要注重这些实证结果，适当加大在财政刺激政策中减税的成分。他猜测由于Christina Romer是新上任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所以最终的刺激计划中减税的成分会相对多一些。
长期增长还是短期增长
关于凯恩斯理论的另一个争论焦点，就是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短期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哈佛大学经济教授Robert Barrow认为，政府通过借债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是零，也就是所谓的李嘉图等价定理（Ricardo Equivalence）。政府发的债券迟早是要还的，即使不是现在的人，他们的儿子孙子也是要还的。如果现在的人是理性的，他们就会减少消费，增加储蓄，留给后代帮他们还钱。他们特意减少的消费就会完全抵消政府借钱来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
常被引用的凯恩斯的一句话是，“从长远看，我们都死了（In the long run； we’re all dead）。”凯恩斯的批判者们用这句话来指责他只顾眼前不顾长远。曼昆在他的《纽约时报》的专栏中指出，凯恩斯自己没有孩子，所以不用为子孙后代着想。有一幅漫画的内容是一些国会议员排列起来郑重宣布，“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子孙后代，因为没有他们我们是不可能通过这么多的拯救市场计划的。”
注重长期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例如哈佛大学的Dale Jenson教授和Robert Barrow教授，认为增加政府花销只能刺激短期的消费，对长期的经济增长与事无补。他们主张减少公司所得税（corporate tax）和资本税（capital gains tax），鼓励投资和资本的积累才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治本良药。
哈佛大学国际经济教授Richard N。 Cooper一向反对这个主张，他说，“这种政策建议反映了一种错误的不合时宜的世界观。他们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于资本的积累，所以他们注重投资，进而注重储蓄。这种观点适用于19世纪，但不适用于以服务业和高科技为主的21世纪。今天的社会是‘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其发展动力是人的智慧——想象力和创造力，而人的智慧是无穷的。所以储蓄和投资不是限制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原因。办教育——发挥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完善投资创业的环境——鼓励年轻人创业；这些才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迅速”与“有效”
在增加政府开支方面，经济学家们的另一个主要分歧，是如何迅速而有效地把钱花出去。“迅速有效”本身就是矛盾。要缓解危机，最重要的就是抢时间，即抢在经济实体本身复苏之前把钱花出去，以减少疼痛加快复苏。拖延只会延长痛苦，如果时机掌握不好，还会加快经济周期后期的通货膨胀。但是任何有效的花钱方案，尤其是投资公共设施，都需要选项、利弊分析、计划、策划、实施、监督、验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