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地掌握在别人手中。”
又走了三、四辆公共汽车。我们低声说着难过的事情。我伏在他胳膊里哭了。他说：“我们要想办法。我们要戒毒。我们俩得一起戒毒才行。我去弄‘瓦尔隆’毒品。我第二天一早就去办这件事。我们要一起戒毒。”
另一辆公共汽车来了。戴特莱夫把我推了上去。
回到家里，我机械地重复着习惯性的动作。我去冰箱里取酸奶。我坐在床上吃。实际上，这只是我借口把勺子取来，为了第二天早上我注射毒品做准备。接着，我去浴室取了一杯水，为的是洗针管。
第二大早上也跟往常一样。我妈7点差1刻叫醒我。我躺在床上装作没听见。她每隔5分钟来一次。我最后对她说：“是，是，我就起床。”她又进来烦扰我一次。我看着时间一直数到7点1刻。这是她应该动身去上班的时间，如果她不愿意误了地铁的话。因为她从未误过地铁。再说我也应该7点1刻走，这样才能准时到学校。
当我听见房门叭嗒一声关上时，我立刻开始行动。我从放在床角的牛仔裤里掏出小纸包。旁边的塑料袋里有我的化妆品，一包罗斯一汉德勒香烟，一小瓶柠檬酸，针管上罩着卫生纸。针管跟往常一样堵塞住了，由于到处乱飞的烟灰，我把针管浸在水杯里，将可卡因粉未倒进勺子里，又加入几滴柠檬酸，一块加热，又把止血带绑在我自己的胳膊上。这一串动作都是如此机械地进行，就像有的人点燃他们一生中第一支香似的。我经常是打完针后又睡一觉，我只是上第二节和第三节课时才到学校。我在家里打针时，上学总是要迟到。
有时候，我妈终于把我从床上拖起来，让我跟她一起坐地铁。这样，我就只能到地铁莫里斯广场站的公共厕所里注射。这太不愉快：厕所里又暗又臭，而且墙上到处是窟窿，总有些家伙从洞里看女人小便。我老是害怕谁看见我在注射毒品就去叫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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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是把注射器带到教室。以防如果有什么事把我们留在学校，例如一项特殊的活动或者我不能回家去，我就随时随地可以注射。学校的厕所的门没有一个能关得上。于是我的女伴就帮我把门顶住。她知道我的事。班上大多数同学跟她一样知道我的事。但是他们无所谓。在克罗比小区一个吸毒者算不了什么。
我上什么课都睡觉。有时候我干脆头趴在桌上，闭着眼睛。有时毒品的剂量太大时，我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老师们大概早就发现是怎么回事了。但是有一个老师有一天跟我谈起吸毒的事，甚至还问我是否有什么问题。其他的老师则只限于把我看成又懒又笨的学生，并给我打零分。总之，我们的老师多得很，他们中的大数人认为能记住我们的名字就算不错了。我们可以说从未与他们有什么个人之间的交往。
他们很快就对我不做作业不闻不问：我不再做任何作业。他们只是拿出记分册，他们刚一布置完一项作业，我就在我的练习本上写道：“我不知道。”然后交给老师，剩下的时间我就坐在课堂上乱写乱画。我的印象是，大多数老师对学校并不比对我更感兴趣。他们完全不负责任，他们讲课时，只要没有被学生起哄，他们就格外高兴。
过了那个很不错的星期天晚上——我第一次干了挣钱的活儿之后——有一段时间，一切仍然跟往常一样。
我每天都向戴特莱夫发表一篇讲话，向他解释我去偷窃倒没有关系，我不愿意让他一个负担我们俩的需求。戴特莱夫嫉妒得要命。但他也觉得不能继续这么下去，有一天，他建议我和他一道去找活儿。
他对识别嫖客已有一定的经验，他知道他们中有些人既是同性恋者又是异性恋者。一些鸡奸者也很想跟一个女子试一回，只要有一个小伙子在身旁就行。戴特莱夫告诉我选嫖客的方法：选择不做爱。不摸我的家伙。因为有些家伙只愿意别人摸他们。戴特莱夫愿意选这类家伙。他认为我们俩可以挣100马克，甚至更多。
我们俩第一个共同的嫖客是马克勒贝格。这是我们给他取的外号。他是戴特莱夫的一个常客，我也认识。戴特莱夫向我解释，这个顾客要求我做的，就是让我光着上身并且打他。我同意了。我心想，这下我要发泄一下，狠狠地打他一顿。我对戴特莱夫的嫖客总是有一肚子怨恨。马克勒贝格满以为我会跟他们一起去。自然是双份的钱。我跟马克勒贝格约好星期一下午3点，地铁动物园见面。
不用说，我去晚了。马克勒贝格已在那里了。戴特莱夫没有来。戴特莱夫跟所有的吸毒者一样，不可能准时。我猜想戴特莱夫又接了一个客，大概这个客付的钱多，他不得不在这位客的家里多呆一会儿。马克勒贝格和我等了将近半个小时，戴特莱夫还是没有来。我怕得要命。但马克勒贝格显然比我更害怕。他不停地向我解释，他至少有10年没有与一个女人有过关系。他说话时，一个字一个字往外挤。他总是结巴得很厉害，我勉强能听懂。
简直无法忍受，我必须想个办法。再说，我又没了可卡因，我害怕与马克勒贝格还没有搞完就犯瘾。但我越看见马克勒贝格焦急，对自己就越有信心。我最后很傲气地对他说：“来吧，朋友，戴特莱夫不守约。我一个人伺候你，你瞧着吧，我会使你高兴的。但是我们先要把价钱定好：150马克。”
他结结巴巴吐出一个“行”，就转过身去。他满脸不情愿的样子。我抓住他的胳膊，完全由我领着他走。
戴特莱夫给我讲过马克勒贝格的忧伤故事。他是干力气活儿的，快40岁了，从汉堡来。他的母亲是一个妓女。他小时候挨打差点儿被打扁了。挨他母亲和鸨母们的打，在学校他也挨打。别人把他打得太狠了，所以他说话结结巴巴，现在，他总是需要一顿痛苦才能达到性满足。
我们到了他家。我立刻向他要钱，虽然他是戴特莱夫的一个常客，不必对他存这个戒心。他真的给了我150马克。我很得意，轻而易举就从他那儿得了这么多钱。
我脱掉T恤衫，他递给我一根鞭子。简直跟电影里似的。我觉得我不是我自己。开始，我打得不重。但他哀求我把他打疼，于是我就狠打。他大叫：“妈呀！”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听也不看他。可我立刻发现他身上的鞭痕都肿了，甚至有几处皮都破了。真可怕，鞭打持续了一个小时。
终于完了，我穿上T恤衫，立刻跑掉了。我大步跨着楼梯。刚一到室外，我就感到恶心，我就在门前呕吐起来。吐完之后就好了。我没有哭，我不可怜我自己。我很清楚我掉在泥潭里只能怪自己。
我到了地铁动物园站，戴特莱夫在那里。我没有向他讲什么。由于是我一个人接的马克勒贝格，我只是把150马克给他看。他也从牛仔裤口袋里掏出一张100马克的钞票。我们俩手挽手去买了许多上等的海洛因。这一天真不错。
后来，我几乎一直是自己挣钱给自己买海洛因。我非常成功，我可以挑选顾客并由我来定条件。从不选外国人。在地铁动物园站的女子们看来，外国佬是最差的一类，她们说：他们总是想骗人，又没有钱——他们一般付的钱超不过20或30马克——另外，他们做爱总是想搞个够，又不用避孕套。
我一直不和别人睡觉。这个只能留给戴特莱夫。这是我们惟一的私人生活。我只是用手干，后来采用“法国式”的方法，由我来摸那些家伙，而不是由他们来摸我，这样还不太可怕。我最不愿意让他们碰我。如果他们想碰我，我就骂他们。一点儿也不让步。
我总是愿意立刻就谈条件。我对那些很想与我纠缠的人根本不屑一顾。这种人不自爱，会占去我很多时间。找一个接受我的全部条件的合适的顾客，我往往要花整整一个下午。我们很少有像我第一次去马克勒贝格家那天那样手中有许多钱。
马克勒贝格是我和戴特莱夫共同的常客。我们有时一道去他家，有时分开去。马克是个诚实的家伙，很喜欢我们俩。显然，靠他劳作的工资，他不能继续付给我们150马克一次，可他总是设法给我们40马克——够买一针毒品的钱。有一次，他甚至把储钱罐给砸了，一分一分地给我数了40马克，又从一个茶托里拿了几个钱添上。我急需时，我能先从他那赊20马克。他有钱时，就赊给我。
马克总是有吃的东西给我们，给我的是桃汁，我最爱喝的饮料。给戴特莱夫的是粗粉布丁——他最爱吃的。这是马克自己做的，而且冰箱里总是有。他知道我很喜欢干完活儿后吃点儿什么，所以他就买了酸奶酪和巧克力什锦。鞭打他对我来说纯粹是一种形式。一旦这个手续完毕，我就吃、喝、与马克聊天。
可怜的马克越来越瘦。他的钱都付给了我们，他却连肚子都填不饱。他很习惯同我们在一起，他与我们一起非常幸福。同我在一起时，他几乎不再结巴。他早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买报纸，只是想了解因吸毒过量而死亡的人数是不是没有增加。一天，我来到他家，准备打他一顿挣20马克，可我发现他脸色铁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结巴得厉害。他看到报纸上说，一个叫戴特莱夫·w的人是今年无数海洛因的牺牲品之一。当我告诉他，我刚离开我的戴特莱夫，他活得很好时，马克高兴得快要哭了。他反复劝我们戒毒，这已经是第一百次了，他说那玩意儿也会把我们害死。我冷冰冰地回答他，假如我们戒了毒，就不会再到他那里去了。他不说话了。
我们跟马克勒贝格的关系很奇怪。我们恨所有的嫖客，也恨马克勒贝格。但是我们发觉这个家伙并不坏（大概主要是我们需要40马克时，他从来不找麻烦）。另外，我们有点同情他。实际上，这是一个比我们还不幸的顾客。他孤单一人，只有我们俩。他为了我们毁坏了自己，这点我们从未想到。以后，我们还会毁坏其他的人，我们的顾客们。
我们有时在马克家里过夜，我们睡觉前大家一起安安静静地看电视。他把他的床让给我们，他睡在地上。一天晚上，我们都处在吸毒的恍惚之中，马克勒贝格放着古怪的唱片，戴着一顶长假发，裹着一条上等皮毛的大衣，像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似地手舞足蹈。我们看着他，笑得要死。突然他失脚跌倒了，他的头撞在缝纫机上，他昏过去了几分钟。我们十分担心，叫来一个医生：马克是脑震荡。他为此在床上躺了两个星期。
不久，他失业了。他以前从未吸过毒，甚至从来没有试过。他现在身体彻底垮了，被可卡因摧垮了。他求我们去看他，只是看看他。但是不能向一个吸毒者提这种要求，这不合他的口味。首先，他不可能向别人提这个要求，另外，大概主要是他没有时间，他整天都在疲于奔命地弄钱，为给自己买毒品。戴特莱夫向马克勒贝格解释了这些，马克向我们发誓，他一旦有了很多钱就给我们。戴特莱夫不客气地说：“一个吸毒者就好比一个实业家。他每天都要密切注视他的收支平衡。他不能以同情或友谊的借口赊账。”
初次拉客后不久，我很高兴碰见了好朋友。一天，在地铁站，我在等一个客人……我看见了巴普西。这个小姑娘，几个月前在“音响舞厅”向我要过麦角酸二乙基酰胺。巴普西屡次从家中逃跑，抓空吸几口海洛因，又被送回她祖父祖母家。
我们互相望着，立刻都明白我们走了同一条路，我们俩紧紧拥抱在一起，对重逢感到十分高兴。巴普西变得瘦骨伶仃，胸和屁股都没有了。但她比以前似乎更漂亮了。她的金黄头发垂在肩上，发式做得真绝，她非常妖艳。我立刻看出她吸足了海洛因。不用细看她的瞳孔，就能发现它胀得像大头针的头那么大。但是，我敢肯定某个不知道内情的人，不会马上想到这样一个迷人的少女是吸毒者。
巴普西很平静。不像我们其他人从早到晚都在搞钱。她向我解释，她不需要去当妓女，她可以给我注射用毒品和吃的东西。
我们走上台阶。无需讲叙我们各自所做的事情。但是巴普西没有立刻告诉我，她从哪里弄来的这些钱和可卡因。她只是向我透露，自从她离家逃跑，她的家里人对她格外严厉。她每天晚上7点到8点必须回家，根本不可能逃学。她的祖母严密地监视着她。
没办法。我追问她。她说：“我有一个常客，一个上了年纪的家伙，他人挺好。我坐出租车去他家。他不给我钱，光给我海洛因。每天给四分之三克。也有别的女子去找他，他也是这么做，他直接给她们海洛因。只不过现在，他爱上了我。我在他那里呆一个小时。当然，我不做爱。绝不这么做。他只是要我脱光衣服，跟他聊天，他不时地给我拍照，或者替他手淫。”
那个家伙叫亨利。他有一个造纸厂。我已经听说过这人，一个很不错的客，直接给海洛因，这样就可以避免东奔西跑地买海洛因。我羡慕巴普西，最晚8点就口到自己家里，安安稳稳地睡到第二天早上，比我们的生活安稳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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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普西什么都有，甚至有一大堆注射器。他们用的是一次性使用的针管，很难搞到。我用的注射器，针尖都钝了，每次注射时，我都不得不在火柴盒的磷面上磨一磨。巴普西答应给我三个针管、三个针头。
几天之后，我碰见了施特拉，也是在地铁动物园站。施特拉是巴普西的朋友。我们相见彼此都很高兴。当然施特拉也在吸毒。她没有巴普西的运气好。她的父亲在一次事故中丧生，她的母亲跟一个意大利朋友开了一个小酒馆，并开始喝酒。施特拉总是到钱柜里去偷钱，但是有一天，她从母亲的那个朋友的钱包里偷了50马克，被发觉了。从那以后，施特拉再也不敢回家了。
我们俩立刻讨论起顾客。施特拉在我面前把她最好的朋友巴普西给贬了一通。原来巴普西已经彻底堕落了。那个亨利是个恶棍，是一个又胖又讨厌的老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