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老妈子手中遗留下来残存的几篇小诗，看出她具有相当的诗才。
一般，男子实不甚受性的压迫，尤其是那些较为优越的阶段。大多著名的学者像诗人苏东坡、秦少游、杜牧、白居易之辈，都曾逛过妓院，或将妓妇娶归，纳为小妾，固堂而皇之，无容讳言。事实上，做了官吏的人，侍妓宥酒之宴饮，无法避免，也无虑乎诽谤羞辱。自明以迄清代，金陵的秦淮河，即为许多风流艳史的产生地。这个地点邻近夫子庙畔，是适宜而合于逻辑的，因为那是举行全国考试的地点，故学子云集，及第则相与庆贺，落选则互相慰藉，都假妓院铺张筵席。直至今日，许多小报记者犹津津乐道其逛画舫的经历，而诗人学者都曾累篇盈牍地写其妓寮掌故，因而“秦淮河”三字盖极亲密的与中国文学史相牵连着。
中国娼妓之风流的、文学的、音乐的和政治关系的重要性，无需乎渲染。因为由男人想来，良家妇女而玩弄丝竹，为非正当，盖恐有伤她们的德行。亦不宜才学太高，太高的才学往往有碍道德。至于绘图吟诗，虽亦很少鼓励，然他们却不绝寻找女性的文艺伴侣，娼妓因乘机培养了诗画的技能，因为她们不需用“无才”来作德行的堡垒，遂益使文人趋集秦淮河畔。每当黑的天幕把这不夜的秦淮河转化成威尼斯，他们就座于大画舫中，听着那来来去去的船上姑娘唱着热情的小调儿。
既有这样香艳的环境，文人遂多来此寻访艺妓。她们大都有一技之长，或长于诗，或长于画，或长于音乐，或长于巧辩。在这些天资颖慧、才艺双全的艺妓中，当推明妓董小宛允称个中翘楚，最为一般士大夫所爱悦。后来她嫁给名士冒辟疆为妾。在唐代，则以苏小小领袖群芳，她的香冢至今立于西子湖畔为名胜之了，每年骚人游客，凭吊其旁者，络绎不绝。至其他攸关一国政局兴衰者，亦复匪鲜，例如明末的陈圆圆本为吴三桂将军的爱妾，李自成陷北京，掳之以去，致使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原谋夺还圆圆，谁知这一来大错铸成，竟断送了明朝而促成了清朝统治权。可异者，吴三桂既助清兵灭亡明室，陈圆圆乃坚决求去，了其清静之余生于商山特建之别院中。吾人又可观李香君之史迹。她是一个以秉节不挠、受人赞美的奇女子，她的政治志节与勇毅精神愧煞须眉男子。她所具有的政治节操，比之今日的许多男子革命家还为坚贞。盖当时她的爱人侯方域迫于搜捕之急，亡命逃出南京，她遂闭门谢客，不复与外界往来。后当道权贵开宴府邸，强征之侑酒，并迫令她歌唱，香君即席做成讽歌，语多侵及在席的权贵，把他们骂为阉坚的养子，盖此辈都为她爱人的政敌。正气凛然，虽然弱女子可不畏强权，岂非愧煞须眉？此等女子所写的诗，颇有流传至今者。中国才女之史迹，可窥见其一部于薛涛，马湘兰，柳如是等几位名妓的身世中。
青楼妓女适应着许多男性的求爱、罗曼蒂克的需要，盖许多男子在婚前的年轻时代都不想错过这样风流的机会。我用“求爱”这个字眼是曾经熟思的，因为青楼妓女不同于一般放浪的卖**妇也，她须得受人的献媚报效。这样在中国算是尊重妇女之道。有一部专事描写近代青楼艳事的小说《九尾龟》，告诉我们许多男性追求那看来似乎容易取悦的姑娘，往往经年累月，花费了三四千两银子，始科一亲芳泽。这种不合理的情形，为妇女遮藏时代始有之现象。然男人在别处既无法追寻异性伴侣，一尝风流的罗曼蒂克况味，则此等情形亦属事理之常。男子对于结交异性既无经验，在家庭中又吃不消黄脸婆子的絮聒，始乃颇想尝尝西洋人在婚前所经历的所谓“罗曼蒂克”的滋味。这样的人见了一个颇觉中意的妇女，不由打动心坎，发生类乎恋爱的一股感觉。青楼女子经验既富，手段娴熟，固不难略施小技，把男子压倒在石榴裙下，服服帖帖。这便是中国很正当而通行的一种求爱方法了。
有时，一种真实的罗曼蒂克也会发生，有似欧美人士之与情妇恋爱者。如董小宛与冒辟疆之结合经过，自从其初次会见之艰难以至其时日短促的新婚幸福生活，读来固无殊其他一般之罗曼蒂克也。罗曼蒂之结局，有可悲者，亦有可喜者。如李香君则长斋礼佛，终其生于寺院中，顾横波，柳如是则享受其贵妇生活于显宦家庭中，颇为后世所艳羡。
妓女是以让许多男子尝渤罗曼蒂克的恋爱滋味，而中国妻子亦多默许丈夫享受比较入世的近乎实际生活的爱情。有时这种恋爱环境真是扑朔迷离，至如杜牧，经过了十年的放浪生活，一旦清醒，始归与妻室重叙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也。有的时候，也有妓女而守节操者，像杜十娘。另一方面，妓女实又继承着音乐的传统，没有妓女，音乐在中国恐怕至今已销声匿迹了。妓女比之家庭妇女则反觉得所受教育为高，她们较能独立生活，更较为熟悉于男子社会。其实在古代中国社会中，她们才可算是惟一的自由女性。妓女之能操纵高级官吏者，常能掌握某程度的政治实权。关于官吏的任命，凡有所说项，有所较议，胥取决于她的妆闺之中。
妓女的归宿，总无非是嫁作小妾，或做男人外室情妇，像上面所提过的几位，都是如此。置妾制度之历史的久远，殆不亚于中国自身之年龄。而置妾制度所引起的问题，亦与一夫一妻制之成立而并兴。倘遇婚姻不如意，东方人转入青楼北里，或娶妾以谋出路；西洋人的解决方法则为找一情妇，或则偶尔干干越礼行为。两方社会行为的形态不同，然其基本关键则不谋而合。其差异之由来，则出于社会态度，尤其妇女本身对待此等行为之态度。中国人之娶妾，为经公众之容忍而堂皇之行为，在西洋则有耻言姘妇之习俗。
坚持以男性为中心的嗣续观念，亦为鼓励娶妾之一大主因。有些中国好妻子，倘值自己不能生产男孩子，真会自动要求丈夫纳妾的。明朝的法律且明白规定：凡男子年满四十而无后嗣者得娶妾。
此外，娶妾这一个方法亦即所以代替欧美之离婚事件。结婚和离婚为最困难的社会问题，至今犹无人能解决之。人类的智慧上还没有发明过完全解决的办法，除非如天主教的办法可算是一种解决之道，它盖整个儿否认此种问题之存在。吾人所可断言者，即婚姻为妇女惟一之保障，无论何时，男子的道德倘有疏懈，受痛苦者，厥为女性，不论是离婚，是娶妾，是重婚，或滥施恋爱。在性的关系中，好像有一种天生的永久不平等和不公平。因为性的平等这一个名词，非造物所知；造物之所知者，厥为种族之延续而已。所谓现代婚姻，男女双方以五○比五○为基本原则者，生产了小孩以后，实际总成为七五比二五之男性占便宜。倘令有一个妇人当双方爱情冷淡时真肯诙谐地解除男人之束缚，则四十岁男人所能享受的利益，那个离了婚的四十岁老妇人且为生过三个孩子的母亲者不能享受。真实的平等是不可能的。
利用此种概念，可资以辩护娶妾制度。中国人把婚姻看做一个家庭的事务，倘婚姻不顺利，他们准许娶妾。这至少可以使家庭保全为一社会的单位。欧美人则反乎是，他们把婚姻认为个人的罗曼蒂克的情感的事务，是以准许离婚，可是这一来，拆散了社会单位。在东方，当一个男子成了大富，无事可做，日就腐化，乃不复爱其妻子，为妻子者，不得不勉自抑制其**，不过她居于家庭中，仍能保持其坚定崇高之地位，仍为家庭中很有光荣的首领，围绕于儿孙之间，在生命的另一方面领受其安慰。在欧美，那些摩登夫人向法院提出了离婚的诉讼，敲一笔巨额生活费，走出了家庭，多分是去再嫁的。是那些不被丈夫爱护而能保持家庭中荣誉地位的比较幸福呢？还是拿了生活费而各走各路的比较幸福呢？这一个问题殆为一迷惑不可解的大哑谜。在中国妇女尚未具备西方姊妹之独立精神时，那些弃妇常为无限可怜的人，失掉了社会地位，破碎了家庭。世界上大概有一个幸福妇人，便另有一个无论怎样尽人力所及总不能使她成为幸福的妇人。这个问题就是真正的妇女经济独立也不能解决它。
在中国，这样的情形每日都有见闻，而那些摩登姑娘以其残忍的心肠撵出人家原来的妻子，照我看来，跟我们的祖宗的野蛮思想相差不过毫厘之间，虽然她们的摩登足以不容另一女人以同等的身份同居，在过去，往往有一个实际是好妇女，受了环境关系的支配，致勾搭上了已经结了婚的男子，而她又衷心爱他，因服顺自动的愿充偏房之选，并甘心低下地服侍大妇。而现在则各不相让，彼此掮着一夫一妻制的招牌，想撵出另一个人而攘取她的地位，这在女子看来，可以认为较为进步的方法。这是摩登的、解放的与所谓文明的方法。倘妇女界自身喜欢这种办法，让她们这样干下去好了，因为这就是她们自身才是第一个受到影响的人。年轻貌美的女子。自然在她们的同性斗争中会获得胜利而牺牲了老的女人。这个问题实在是既新而又长久了的。婚姻制度是永久不完美的，因为人类天性是不完美的。我们不得不让这个问题以不了了之。或许只有赖天赋之平等均权意识和父母责任心之增进，始能减少这种案件的数量。
当然，辩护娶妾制度是废话，除非你准备同时辩护一妻多夫制。辜鸿铭是爱丁堡大学的硕士，是一位常喜博引卡莱尔（ThomasCarlyle）和亚诺德（MathewArnold）文字的学者，他曾经辩护过多妻制度。他说：“你们见过一把茶壶配上四只茶杯，但是可曾见过一只茶杯配上四把茶壶吗？”这一个比喻的最好的答辩莫如《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小老婆潘金莲说的那句话：“哪有一只碗里放了两把羹匙还会不冲撞的么？”潘金莲当然不是无意说这句话的。
正文 第三章（1）
正文 第三章（1）
纪元旦
今天是廿四年二月四日，并非元旦，然我已于不知不觉中写下这“纪元旦”三字题目了。这似乎如康有为所说吾腕有鬼欤？我怒目看日历，明明是二月四日，但是一转眼，又似不敢相信，心中有一种说不出阳春佳节的意味，迫着人喜跃。眼睛一闭，就看见幼时过元旦放炮游山拜年吃橘的影子。科学的理智无法镇服心灵深底的荡漾。就是此时执笔，也觉得百无聊赖，骨胳松软，万分苦痛，因为元旦在我们中国向来应该是一年三百六十日最清闲的一天。只因发稿期到，不容拖延，只好带着硬干的精神，视死如归，执起笔来，但是心中因此已烦闷起来。早晨起来，一开眼火炉上还接着红灯笼，恍惚昨夜一顿除夕炉旁的情景犹在目前——因为昨夜我科学的理智已经打了一阵败仗。早晨四时半在床上，已听见断断续续的爆竹声，忽如野炮远攻，忽如机关枪袭击，一时闹忙，又一时凉寂，直至东方既白，布幔外已透进灰色的曙光。于是我起来，下楼，吃的又是桂圆条，鸡肉面，接着又是家人来拜年。然后理智忽然发现，说《我的话》还未写呢，理智与情感斗争，于是情感屈服，我硬着心肠走来案前若无其事地照样工作了。惟情感屈服是表面上的，内心仍在不安。此刻阿经端茶进来，我知道他心里在想“老爷真苦啊！”
因为向例，元旦是应该清闲的。我昨天就已感到这一层，这也可见环境之迫人。昨晨起床，我太太说“Y。T。你应该换礼服了！”我莫名其妙，因为礼服前天刚换的。“为什么？”我质问。“周妈今天要洗衣服，明天她不洗，后天也不洗，大后天也不洗。”我登时明白。元旦之神已经来临了，我早料到我要屈服的，因为一人总该近情，不近情就成书呆。我登时明白，今天家人是准备不洗，不扫，不泼水，不拿刀剪。这在迷信说法是有所禁忌，但是我明白这迷信之来源：一句话说，就是大家一年到头忙了三百六十天，也应该在这新年享一点点的清福。你看中国的老百姓一年的劳苦，你能吝他们这一点清福吗？
这是我初次的失败。我再想到我儿时新年的快乐，因而想到春联、红烛、鞭炮、灯笼、走马灯等。在阳历新年，我想买，然而春联走马灯之类是买不到的。我有使小孩失了这种快乐的权利吗？我于是决定到城隍庙一走，我对理智说，我不预备过新年，我不过要买春联及走马灯而已。一到城隍庙不知怎的，一买走马灯也有了，兔灯也有了，国货玩具也有了，竟然在归途中发现梅花天竹也有了。好了，有就算有。梅花不是天天可以赏的吗？到了家才知道我水仙也有了，是同乡送来的，而碰巧上星期太太买来的一盆兰花也正开了一茎，味极芬芳，但是我还在坚持，我决不过除夕。
“晚上我要出去看电影，”我说。“怎么？”我太太说。“今晚×君要来家里吃饭。”我恍然大悟，才记得有这么一回事。我家有一位新订婚的新娘子，前几天已经当面约好新郎×君礼拜天晚上在家里用便饭。但是我并不准备吃年夜饭。我闻着水仙，由水仙之味，想到走马灯，由走马灯想到吾乡的萝卜果（年糕之类）。
“今年家里没人寄萝卜果来，”我慨叹的说。
“因为厦门没人来，不然他们一定会寄来，”我太太说。
“武昌路广东店不是有吗？三四年前我就买过。”
“不见得吧！”
“一定有。”
“我不相信。”
“我买给你看。”
三时半，我已手里提一篓萝卜果乘一路公共汽车回来。四时半肚子饿，炒萝卜果。但我还坚持我不是过除夕。五时半发现五岁的相如穿了一身红衣服。
“怎么穿红衣服？”
“黄妈给我穿的。”
相如的红衣服已经使我的战线动摇了。六时发现火炉上点起一对大红蜡烛，上有金字是“三阳开泰”“五色文明”。
“谁点红烛？”
“周妈点的。”
“谁买红烛？”
“还不是早上先生自己在城隍庙买的吗？”
“真有这回事吗？”我问。“真是有鬼！我自己还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