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能吃饱。”
“唉……！”
说着这番话，徐保山心情变得特别沉重，他也有着某种反思的继续说道：“你徐大爷最近也一直在思考，周边的几个公社实行联产承包制后的粮食产量都提高了很多，上缴的公粮也多了，这是实实在在的生产力提高，为国家多做了很多贡献！”
“不！”
杨少宗断然的一口咬定，坚决的劝道：“书记，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承包制和公社制其实是各有各的好处，关键是要发挥两种生产关系各自对应的优势。承包制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激发劳动的积极性，因为大家是在为自己做事，缴完公粮剩下来的就都是自己的，确实有益于解放生产力，但不代表承包制就一定比公社制要好。”
徐保山一时不语，在心里琢磨了一会儿才问道：“那你是咋想的呢？”
杨少宗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点是很明确的，它既解决了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保障了每户农民对土地的自主经营权，体现了多劳多得的思想，同时也限制了土地的兼并和转卖问题，但它将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分散开，丧失了集体发展的力量，并不利于农业生产力的长期持续发展。公社制则恰恰相反，只要能解决生产效率低下问题，公社制在大水利建设、农业科技推广、农村教育、医疗和公益事业的推展上都有很特殊的优势，至少我觉得想要实现共同富裕还是得靠公社体制。”
说着这番话，他心里也有一种不能说的感叹。
中国人一旦遇到问题就会在体制上找问题，如果有问题，那就肯定是体制问题，这仿佛已经成了一种思维习惯。
真的是这样吗？
徐保山思索着杨少宗的话，过了一会儿才感叹道：“伢子，没有钱的话，空有这种优势也不过是一种可能性！”
杨少宗倒是很平常的答道：“钱总会有的！”
钱，对他来说当然不算是什么问题，只要公社现在给他20万的资本和300个劳力，五年之内，他就能为公社赚取一个亿的利润……这还是很保守的估计。
感觉杨少宗在这个问题上有着很特别的自信心，徐保山没有继续说下去，转而道：“伢子，公社的问题还是非常多的，有些问题确实是不好整治，特别是劳动效率低的问题。公社现在也搞了几次工分改革，效果却不过如此，粮食产量倒是有点提高，亩产量还是差不多。”
发现徐保山并没有自己预想中的那么坚定，杨少宗决定暂时不谈办工厂的事。
他攒着力气推着板车，在心里琢磨着对策……还是要劝说徐保山这个公社的一把手继续坚持公社体制，发展和改革公社经济，带领社员们一起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在心里思索了片刻，他和徐保山道：“书记，其实我这几年在市里读书的时候一直都在思考我们公社的事情。在我看来，咱们公社确实存在着四个比较大的问题，即贫穷、生产效率低、平均主义和左的思想僵化，归根结底其实就是一个问题，那就是左的思想僵化。我们想要让公社变富，就应该坚持中央提倡的原则，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以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和解放人的劳动积极性为主要改革方向，只要能够坚持这个方向，平均主义就可以被打破，生产效率低也不会是问题，贫穷就更不是问题！”
“呵呵！”
徐保山有些感兴趣的笑着。
徐保山也就这么一瘸一拐的陪着杨少宗走着，他能觉察到杨少宗和以前截然不同，没白瞎这几年在淮海机专的苦学，确实是学到了很多东西，就思想素质、理论素养和政治觉悟而言，旗山的同龄人中绝对没有第二个！
为此，他感到高兴。
他为自己曾经的老战友高兴，为旗山高兴。
徐保山琢磨着杨少宗的话，可不免的又有些意兴阑珊，道：“伢子，你现在说话就和咱们地委的彭书记一样，听起来很高明，可没有实际价值啊。伢子，你要是真有办法出几个招，书记给你记个大工分！”
杨少宗索性将板车停下来，自己坐在上面，和徐保山嘿嘿笑道：“书记，您还别说，我这真就有个招。书记，咱们就这么说吧，只要能解决劳动效率低的问题，公社经济肯定比家庭联产承包制要好很多。想要解决劳动效率低，那就得首先打破平均主义，我给您出的招就是责任工分制。”
“责任工分制？”
见到了肉，徐保山就真的有兴趣了，也一起坐在板车上重新点着一锅旱烟，和杨少宗续道：“继续说，掰开来，揉碎了，好好的和书记说道说道！”
杨少宗解释道：“责任工分制就是责任承包和按量计分。咱们给每个大队一份责任田区，每个生产小队在此基础上各负责五百亩到一千亩的田，生产小队下面的每个生产组重新规划，按年龄、性别、体力分成三个档次的多个小组，负责承担各种不同的工作。在责任工分制的规划中，公社给每一亩的责任田都划分一个基础定量，比如说每亩1300斤粮食，超过这个标准全部由负责的生产小队内部分配。对于各个生产小组，根据每次分派的工作量统筹划拨一个固定的工分，比如说拔一亩地的荒草就是200个工分，不管这个生产小组用多少时间和多少人干完，总之就这么多的工分。根据每个大队负责的责任田数量和实际的情况，给予一个最高工分指标，每年最多就那么多的工分，超标的部分归生产大队自行负责，如果有节省则根据具体的效果对干部给予一定的奖励，依次类推，各个生产小队也是这样！”
徐保山不由得一怔，连旱烟都忘了点。
仔细一琢磨，他愈发觉得这个责任工分制好啊，一下子就解决了几个最头疼的问题。
大部分人对公社的运作是不了解的，公社打工分的机构存在两级，一个是公社，另一个是生产大队，因为最终的所有工分都要汇总到公社，每个生产大队都会给自己多打一些工分，对于社员们磨洋工的情况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虽然在采用杨少宗这套责任工分制后，所有的工分仍然是要在公社汇总计算，可对各个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就有了一个很大的限制。
用责任工分制应对生产效率低和磨洋工是治标不治本，可也够用了，至少能起到很不错的效果。
徐保山越琢磨越感兴趣，可他也有点迟疑。
他这才将旱烟点上，仔细的在心里推敲了片刻才和杨少宗感叹道：“伢子，你这个责任工分制的招法灵光啊，不过，各个生产大队责任田多产出来的部分归大队自己所有，这恐怕不太好啊！再说了，这和承包给个人也没有多大的区别，指不定又有人要乘机将公社的田都给分了呢！”
杨少宗劝说道：“书记，这里面的差别当然是很大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解放人的劳动积极性，同时也保证了集体经营的原则。咱们公社这几年的亩产也就是一千六百多斤，如果能够激发大家的积极性，每亩能增加到一千六百斤，甚至是一千八百斤，大队内部依靠责任田多出产的粮食就能解决大部分劳力的生活口粮。再说了，只要能够让社员们增加收入，这不就是好事吗？”
“话是这么说啊！”
徐保山承认这个道理，问题是责任工分制的改革没有前例可供参照，万一搞砸了，公社就只能接受县委的要求撤社建乡。
想到这里，徐保山的心情愈发有些沉重。
此时的杨少宗也在琢磨着徐保山的心思，他感觉徐保山还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接受“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解放人的劳动积极性”三个基本原则。
在这个时期，像徐保山这个年纪的类似的乡镇书记、村支书实在是太多，乡镇一级在82年到87年这个阶段基本都退休了，徐保山按道理也得在这一年退休，最多再撑一两年。
时代一直在不断的变化，总会有人跟不上新的节奏和步伐。
杨少宗索性换一条路，和徐保山说道：“书记，现在地委和县委不仅在提倡撤社建乡，还要搞撤乡并镇。咱们旗山公社一旦撤成旗山乡，后面就肯定要和旗河乡、黄集乡合并。您想啊，旗河乡可是有旗河酒厂这个国营大厂，咱们和它们合并能得到什么好处。您是说退休就退休了，可等您退休了，咱们旗山人怎么办，让旗河乡的那帮人管着还能有咱们旗山人的好果子吃吗？指不定是别人吃肉，咱们喝汤，甚至连一口热汤都喝不到吧？”
一听这话，徐保山真的有点激愤。
旗山公社撤社建乡就是87年底，和旗河乡合并成旗河镇则就是88年夏的事，后来，旗河酒厂不行了，旗山矿区又崛起了，94年，旗河镇才重新改称旗山镇！
改称旗山镇也没有实际的意义，真正的大权都是县委和旗河地区的那帮人在控制，没有谁真在乎旗山人的死活，只是想从里面捞到自己想要的好处。
身为公社的书记，徐保山当然清楚县委确实有合乡并镇的想法和动向，还为此专门和他谈过。
这些天，徐保山就在这个问题上挣扎着呢！
徐保山心里是有些愤怒的，可所有的情绪都隐藏在他内心的深处，轻易不会让任何人看见。
不管内心中卷动着何等波澜，徐保山依然是那样的板着黑脸，沉默无声的仿佛是在永久的思索着。
他像是下了一个决定，却依旧看不出喜怒且平淡的说道：“伢子，书记支持你的想法，好死不如赖活，咱们就把死马当成活马医……反正书记也快要退休了。”
杨少宗有点笑不出来，“退休”这个词让他感觉到特别的沉重。
徐保山这个老书记真是个好党员，不管以前在队伍里是否犯过错，不管县委那些造反派出身的投机派领导怎么讥讽他是个老左派的徐老瘸子，在杨少宗心中，徐保山就是一个永远明亮的榜样，也是他一辈子试图效仿的人。
关于徐保山的故事，很多年后就渐渐遭人遗忘，即便是在旗山也不再经常有人提及，可这段故事却一直都深藏在杨少宗的内心深处。
想着这一切，杨少宗愈发有种无比坚毅的觉悟，斩钉截铁地说道：“书记，我还是那句话，公社体制从长远来看确实有更多的优势，只要咱们解决了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就肯定能让公社和全体社员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咱们闯一闯，如果能闯出一番成绩，那也是为全国其他剩余的公社做个典型例子，让国家也多一个改革参考线路，咱们是旗山人，大山里的汉子，咱们就得大胆的闯一闯！”
徐保山不动声色的抽着烟，心情沉重的感叹道：“你伢子说的好啊，再不闯，咱们公社就真的要撤了！！你明天一大早就去找管委会找书记，书记安排你在社里做事，你将责任工分制的这些想法落实成稿子，然后再拿到公社党委会上研究讨论。书记就拿你做个实验，不管你用多少天的时间完成草稿都给你三百个工分，抵得上挖十天的大田！”
杨少宗笑了笑。
他本来是想劝说徐保山支持自己办工厂，谈到责任工分制真是一个意外，但如果能暂时解决公社的生产效率低下问题，那也就算是意外的收获。
有一点，他心里是非常坚信的。
只要解决了生产效率的问题，解决了左的思想僵化问题，公社经济体制肯定要比家庭联产承包制优秀……特别是从长远来看。
公社经济这种生产关系的特点是能够集合群众干大事，比如说搞大水利建设、大面积开荒、大规模养殖、基础大建设、机械化大耕种，以及投资办厂、办教育、办医院等等，同时能在公社经济内部保持一个基础的社会福利结构。
不管是哪一种农村经济模式，农民实际上都没有得到土地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如果是公社集体卖地，最终平均分摊所得的收入还能高出一截，因为公社至少还有支配权。
“我们的方向应该是逐步地、有次序的将工、农、商、学、兵都组织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建我国社会的基层单位！”
这是一个梦想，并且是可以实现的，只是这个过程应该是非常长期的，哪怕是对旗山来说，它也不是几十年内就能走完的路程。
杨少宗的设想是让旗山公社认清现实，回归到一个初级公社的基础阶段，摆脱左和右的纷争，保证集体公营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的共同发展，利用市场经济去补充公社经济体制的不足之处。
第一卷 旗山奇迹 第四章 大道化简
杨少宗将集体工具归库后，和徐保山辞别离开公社的仓库站，一个人乘着夜色继续走在漫长的小石子路上，想着自己的未来，想着自己的下一步，想着自己要负责制定的这份责任工分制。
此时的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要做的不是改变历史，而是创造历史，他所创造的将是一段神奇的历史。
至于后面办工厂的事情，他并没有想太多，不管是办什么工厂，他都有办法搞好，只不过是孰难孰易的问题。
他要思考的问题是哪种工厂投资更小，回报率更高，以后还能有非常长远的发展空间，在旗山公社发展起来也更容易，同时要有100％的把握。
他最想办汽车厂，淮海集团一直到他死了都没有拿到轿车生产许可证，旗下的淮汽公司只能生产摩托车和农用车，这确实是他难以释怀的遗憾。
现在考虑这个问题还太早。
杨少宗心里渐渐想到的是这个时代的另一个典型公社——阜山。
阜山村从70年代就开始建自己的小钢铁厂，在1992年，阜山村的年产值已经达到四十多亿的规模，华西村的钢铁厂、铝材厂都是阜山村支援兴建的。
就在阜山村抵达最辉煌的时刻，随着坚持左的路线的村支书犯法被抓，数十家集体企业的生产随之陷入停顿，1993年之后，原本属于六千多名村民的集体资产就这样无声无息的被新上任的阜山镇委出售一空，价值十多亿的集体资产陆续划归私营，而且是以那种一贯令人憎恨和可耻的特殊低廉价格。
在整个过程中，村民们甚至没有一句说话的权利。
当阜山村升级为阜山镇，这些集体企业也就从自然村公社所有变成了乡镇政府企业，资产决定权随之集中在镇委手中，和“镇”民们再也没有了关系。
政治就是这么邪恶，由村变镇居然还可以玩出如此璀璨的花样！
这是一场彻底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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