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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总理默默点头，道：“我确实也有这方面的担心，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谈旗州模式和深州模式，总的来说，毫无疑问是你们旗州模式更为符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目标。现在比较复杂的问题是地方财政普遍趋紧，没有一个市能够在财政盈余上和旗州抗衡，包括首都，财政盈余的规模也只是你们旗州的一半。所以说，旗州模式好，但是很难推广。深州模式不是那么理想，相对而言更容易推广！”
杨少宗道：“如果我们按照深州模式推广下去，那我们在未来十年中，将会面临非常复杂的经济局面。第一是社会财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有房的人财富像几百万的规模增长，没有房的则惨不忍睹，最糟糕的是所有人都将财富希望寄托在房子上，大家都采取分期贷款，将所有的工资都投入住房，国民实际消费能力屡创新低，甚至会出现在大城市的炒房投机问题。第二是gd的表面增长速度很快，但是，它的质量将远远不如以前，其中一半可能是靠地产业来拉动。中国想要成为真正的大国，就绝对不能将自己的经济增长希望寄托在地产业上，我们还是要继续坚持工业强国的基本思路，要做好高技术和对国家至关重要的整体产业，比如说冶金、机械。我们中旗目前的判断是这样的，中国未来经济产业想要逐步升级，高速铁路、微机及信息设备、造船、高精áng、数控áng、重型áng、汽车、电力电气设备、半导体芯片、软件、生物工程、制药、高技术化工都是我们必须抓紧的方向，甚至连航空方向，我们也不能停止，不能说资金紧张就不去做，国家资金紧张，那就让市场自己去融资。我们未来十年打算融资一千亿的资金，累计投入到这些领域中，一部分是自己从中旗系不断套现的资金流，另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还是靠股市、贷款和其他融资渠道来完成。比如说，如果我们能够拿下高铁项目，甚至可以向国外出口高速铁路，这个gd的增长率是多么优良？如果我们能够拿下支线飞机、大飞机，这又是多么的优良？我说的这一系列的项目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任何一个的规模效应实际上都不如地产业大，但任何一个都比地产业要更优质。”
说到这里，他停顿一下，又继续补充道：“但是，一旦中国房地产市场没有任何遏制和平抑手段的增长起来，发展起来，就像深州模式这样发展起来，国内绝大多数的流动资金都会滚入进去。特别是对企业来说，就以我们中旗投行而言，我们旗下控股的地产上市公司有三家，非上市的还有中旗置地集团公司，如果地产行业的利润率是20％，当年投入当年收益，今年投资一千亿，明年收回来一千两百亿，再依靠其他融资手段，特别是银行贷款融资，我投资一千亿，收回来的是一千八百亿，那我还搞什么高科技研究投入？中旗尚且如此，其他的公司就更别谈了。所以说，中国房地产市场如果是按照深州模式发展下去，那就是饮鸠止渴，暂时解决了国内的地方财政问题和gd增长，以及劳动就业率等等问题，实际上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我们去分析、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也没有说是依靠地产来解决发展问题，而且，一旦他们采取了这个选择，最终的结果都不是很好。所以，我的意见是推动中国地产业的发展势在必行，但深州模式这样纯粹的自由化市场经济政策绝非一个好的选择！”
容总理沉默了一段时间才说道：“其实我们目前主要也就是在讨论深州模式和旗州模式的差别性，中央当然是想推行旗州模式，但地方政府相对来说都比较害怕你们的模式，因为你们旗州的经济从一开始就不靠房地产解决问题。你们的利税水平在全国范围都是最好的，集体资产的规模是最大的，人均能做到几十万的资产额，旗州的人均收入能做到7万多，这个绝对不是其他城市能够比的。所以，包括社科院在内的一些研究机构总体上的认识是比较统一的，还是要先发展，达到旗州的水平再来谈旗州模式，深州模式是一个比较低端的水平，你们是一个高端水平，问题就在于这个高端模式在全国推广不了。”
杨少宗就和容总理争辩道：“旗州模式不是说非要推行住房补贴等等政策，它的关键点在于必须要提前调控房价，将房地产的利润率削弱，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向国内的科技和工业领域。我们不能说土地竞拍价格高了，房地产的利润就会削弱，不可能，香港、东京的地皮价格都是天价，它们的房地产利润仍然不低。香港排出一百个亿万大亨，里面有五十个是搞房地产的，这就很不健康，香港的土地面积还是比较大的，发展空间也不低，恰恰因为所有的资本都向房地产流动，这就是很不正常的，所以我说香港的经济是一点都不健康。如果我们二十年后回头一看，二十年后的中国不过是一个更大的香港，全国只有两个领域做的非常高，一个是房地产，另一个是金融业，那就真的很有问题了，如果届时爆发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我们中国的gd就得降低50％。十年的发展成绩全部毁于一旦，为什么会这样，毫无疑问是我们的资本全部流向了两个暴利领域，没有扎扎实实的将整个国家的工业体系构建起来，我们只是搞了几千个代工厂，生产塑胶鞋和羽绒服，我们的高铁、客机、高精áng、lng、芯片全部是从国外买的，我们全国的操作系统是微软的，芯片是英特尔的，手机是爱立信的，áng是三菱的，压缩机是三洋的，汽车发动机是本田的，核电站设备是西屋和东芝的，高铁是新干线的、阿尔斯通的，变压器是bb的，低压开关柜是西门子的，服务器是ibm的，信息设备是思科的，通信设备是贝尔的，甚至连我们满大街跑的汽车都是合资企业的，挂着别人的牌子，用的是别人的车型，我们连一辆轿车的自主研发都做不到，我们的牙膏香皂都是外国品牌，我觉得这样的中国是一个悲剧，哪怕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甚至是第一大，那又有什么意义？”
这一刻，容总理沉默不语，他实际上是主推深州模式的幕后力量，没有他的支持，大家不会统一的无视杨少宗的那些提议。
这天晚上，容总理本意是想安抚一下自己的老部下，说说自己的苦衷，他不是不欣赏旗州模式，不是不欣赏杨少宗这些年在旗州搞出的这些特殊情况，而是他确实做不到。
几千个地方政府嗷嗷待哺，中央的这点税收盈余根本支持不住。
可在这个晚上，他被杨少宗说的很痛苦，他实际上也知道自己的一些选择是对长期发展无益的，他只是没有想清楚具体的不利影响在哪里。
杨少宗则很干脆的告诉了容总理，以一个资本家最犀利的目光看出了问题最为关键的部分——资本的流动性问题。
见容总理犹豫着，杨少宗继续劝说道：“总理，我也搞了这些年的国企改革，您应该是很清楚的，如果说国内有谁是最了解国营企业体制的，我觉得最深入的人应该是我吧。我则要说，指望国营企业去搞这些高科技和高资本的工业核心投入很艰难。我现在拿出六十亿豪赌高铁，那是很有把握的，我从94年开始布局，今年才正式提出来，在此之前，我们已经通过神州工业集团筹备了一个完整的研究中心和产业链，很多基础研究和技术引进也持续了两年。我实际拿出了二十个亿，其余都是靠资本市场去解决问题，只要融资到位，我要拿出三个亿专门奖励整个科研团队，主要负责人都是我们国家工程院的机车领域院士，我和他们从95年敲定了一份合同，只要搞出来可以实际运营的高铁，每个人单独奖励一千万，另外跟着团队再进行奖励。我们现在预计5年内，2000年左右就能有自己的高铁实验车型，2004年之前，我们希望做成熟，至少能保证230公里每小时的稳定时速。问题是我们不止这一个项目，地产业不受任何限制的高速增长下去，本身就是一辆不受限制的高铁，它跑了起来，其他的工业项目怎么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容总理此时只能是默默点头，他已经确信杨少宗的说法比其他所有专家都要重要，因为杨少宗考虑的更远。
他稍加思量，转而和杨少宗道：“高铁这个项目，中央这边已经讨论了很多次，铁道路也在谈，关键问题不是我们想不想搞，而是资金从哪里来。我们讨论了两年，能够拿出来的资金也就是几个亿，还不如你们在市场上筹集的零头多。如果你们愿意搞，那很好，我鼎力支持。你就是要搞大飞机，我也支持，你们自己筹集资金，上马这些对国家有百年大利的好项目，我为什么不支持？至于中国房地产业究竟要如何发展，这个事情暂时搁置一下，国务院这边委托你们旗州经济研究院和中旗投行的国际经济研究中心做一个课题，做一个长期的分析，数据要精确，算的要扎实点，我们重新看看，重新讨论，不急于求成。”
杨少宗大喜，道：“好，我等下就给茅院长打电话，让他带队亲自重新做一个整体研究，实际上，我们一直有很多数据，包括对全球地产行业都有系统的分析，只是没有针对全国单独做这个长期预估性的分析。”
容总理道：“所以，这个事情还是要交给你们来做。另外呢，我今天请你到我家里吃饭，也是想单独就你以前提出的中国政府投资控股公司的想法再做一个探讨！”
杨少宗倒是没有想到容总理还会提起这个事情，这基本还是93年的事情，他当时在国企改革小组担任组长的时候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的意思是很坚决的，那就是中国国企改革必须效仿新加坡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如果非要搞出一个中国特色的国企改革，最终只会走出一条不伦不类的国家垄断主义之路。
在这一点上，他和国内主流的经济学家基本是持有完全相反的意见，别人还是觉得中国可以搞一个特色改革，中国是泱泱大国嘛，必然要有自己的模式和道路。
他不这么认为，他认为从资源的自然利用率而言，自由的市场经济是最好的，其次是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垄断主义和垄断主义则是最后的选择，也是最差的效果。
那个时候，他在理论的水平声望上都不足以和茅于时、李兆棠平起平坐，他提出的意见很容易就被大家忽视为小道之言。
现在不一样了，随着他在经济学上的成就不断高攀，随着他成为亚洲首富，他的意见……只要不是被中央政府有关领导故意无视掉，基本都会对国内产生很重要的影响。
他在中国经济界的地位……你现在是不可能忽视的。
中国政府投资控股公司这个事情，杨少宗在93年的时候曾经谈了很长一段时间，可惜报国无门，他也只能搁置。
现在重新提起，他不得不再多思索片刻，这才和容总理说道：“我还是原来的想法，中国的国企改革必须去学新加坡，不要因为新加坡是小国，不如、美国的经济成就高，我们就不在意，实际上，这确实是我们唯一可借鉴的例子。坦率的说，如果中国的国营企业和国有资本能够运转到新加坡的水平，那中国的国有经济就非常了不起啦。”
容总理默默点头，道：“年初的时候，我去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当时也单独就这个事情和李光耀讨论过，他的意见和你几乎是完全一致，如果国有资本的运作效率低，社会成本的增加就会逐步转移到整个国家的民族企业的各个方面，最终会导致整个国家的工业体系都丧失竞争力，得不偿失。”
杨少宗道：“本来就是这样，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我以石油为例，中石油和中石化垄断了国内石油产业，他们本身运营效率是很低的，人员工资高，内部浪费大，这么巨大的生产成本就会通过各种形式转嫁到下游产业，上游成本每增加一元，下游成本就会增加三元，运输物流和最终生产制造、销售就会增加十元，到了老百姓手里，每一个塑料桶都要增加十倍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哪怕中石油和中石化可以给国家带来巨大的利税，可这种利税每增长一个点，老百姓的i就要增加3个点，i越高，整个市场的高质消费就会越低，高科技和高质量的产品卖不出去，老百姓必须将所有收入的大半都用来购买生活必须品，再加上买房，最后就会让我们国家的经济彻底走向一个死胡同。现在防范于未然，我们还是有办法解决问题的，拖到了二十年后，我们就只能是坐以待毙！”
容总理并不否认，他继续和杨少宗问道：“那你有没有新的一些想法？”
杨少宗道：“我的想法基本还是和过去差不多，只是更细致一些，我建议中央成立一家中国政府投资控股公司和中国国家金融控股公司，再重新利用原有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投资银行，这四家都是非公开的公司，中国政府投资控股公司负责石化、电信、机械、造船、军工等实业企业的投资控股，而中国政府金融控股公司则单独从事金融领域的投资控股，通过正常的股东权去控制、管理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