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哪怕是懂了60％，拿一个及格分，那也有资格在国际上任何一所大学拿到经济博士学位——这个领域确实是目前国际经济学界最尖端的一个领域，能够有机会接触到的人都不是很多，加上杨小凯、丹尼尔麦克法登，全球加起来不超过二十个，黄有光之所以不打算沾个光参与进来，恰恰是因为黄有光有自知之明——他还没有从事这个领域的独立研究的基础，加入这个团队也不会有任何贡献，顶多是提供一些基础数据。
至于杨少宗打算在这两个月里集中精力办好的几件事并不复杂，一、他要给旗州设计一个长远的发展规划，原有的规划还是他几年前独立完成的，现在已经跟不上旗州的新发展了；二、他打算带领中旗集团正式向一家国际投资银行转变，经过这两年的逐步过渡，条件已经成熟，就缺他回来一锤定音；三、他要为随时可能到来的亚洲金融危机做好完善的准备工作，大肆捞一笔。
和吃透微观计量经济学相比的话，这三件工作对他来说都不是很难。
这几天，杨少宗一直在和旗州经济研究院的几位主要从旗州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研究的学者专家会晤，旗州经济研究院主体的工作当然是研究中国国民经济问题，但是，研究院的主要经费来源并不是中央发改委，而是旗州人民高级合作社……以前则是旗州人民公社。
在研究项目拨款上，从事旗州本地经济、社会领域研究的项目也非常获得赞助，这就意味着，旗州经济研究院的很多国内顶级的学者专家都在从事旗州领域的地区性研究。
这里面最有名的就是陈锡华，还有肖爱华、蒋方义、丁小帆、郭一民等人，都是国内在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很有实力和名气的中青年学者，研究精力旺盛，现在正是他们集成果的阶段。
这天下午，杨少宗又将大家都请到旗山招待所开一个座谈会，除了旗州经济研究院的一些同僚外，旗州大学社会经济研究机构和中旗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些主要同仁也都过来了，包括像林毅夫、钱家英这些具有国际声望的研究学者，一共来了三十多个人，在他们背后实际上还有两百多名专业研究员、教授、学者和经济分析师。
胡祖铭、华康盛、杨建林三个人也来了，旗州人民高级合作社的党委秦大驰、副主任徐建亮，旗州市长孙长青、副市长程治中和市委严竹青都过来了。
大家济济一堂，显得都很高兴，四十多个人坐在一个会议室里，像四排麻将一样围城一个方城。
杨少宗是以旗州主席的身份召开这个座谈会的，他并没有在意具体的位置，就和茅于时、陈锡华坐在一起，闲闲散散的和陈锡华、茅于时谈一下国内股市的问题后，杨少宗见人都到齐了，这就正式开始会议。
他将那个千年不变的印着“旗山人民公社管委会”的大茶缸一放下，大家就知道他要说话了，不约而同的敬下来。
学者们也要吃饭，想要出成绩，每个研究项目都要请研究生，支付工资，自己还要到处跑，搞研究，都是要花钱的，旗州大学和旗州经济研究院为什么能在这几年里涌现出大量的专业论文，大部分论文都具有很高的质量……归根结底还是有钱，只要是合适的研究项目，报上去就能有不菲的研究经费拨下来。
正因为学者们要吃饭，所以对杨少宗这个衣食父母也是格外的“敬重”，每个人和他的关系都特别好，前段时间，杨少宗真正有点力量的《地方行政竞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影响》一露面，大家就不约而同的帮他造势。
就在刚才，茅于时还和杨少宗说了一句——今年的孙治方经济科学奖已经差不多能下来了，你很稳的，茅于时是评委会的主任，他这个话还不明显吗？
杨少宗将茶杯一放，轻轻的唔一声，大家立刻都安静下来。
他这才说道：“这一次请大家过来，主要是想讨论一下旗州未来十年经济发展规划的问题，目前，旗州市的这个经济规划还是我们在91年的时候做的，当时的目标也是要做一个十年规划。现在呢，旗州发展的确实是太快了，我们原来的那份规划已经不适合了，继续按照原有的规划做下去，后面遇到的问题肯定是会越来越多的。所以说，制定一个新规划是非常迫切的新任务。我们陈锡华教授和肖爱华教授这两年一直接受旗州市委的委托，给我们做了一份很全面的旗州地区社会经济研究报告，我们就请陈锡华教授先谈几句！”
大家鼓掌欢迎，顺便小小嫉妒一下。
陈锡华的这个项目当初是不少人在竞争的，因为研究经费很充足，基本上够拉起七八十个人的大团队长期研究，最后被陈锡华通过联手肖爱华的方式给夺了过去。
陈锡华自己心里明白，笑呵呵的感叹道：“既然杨副院长这么抬举我和老肖，那我就先说一说吧。旗州这几年的发展确实是非常快，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旗州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没有之一。在过去的五年里，除了93年，旗州每一年的gd都是在以30％以上的速度迅速攀升，居民实际收入和可支配的水平同样以这个速度提高。我刚到旗州的时候是91年，那个时候，旗州大学刚开始投建，我来应聘当经济学教授。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旗州一个普通社员的收入是两千多元一年，现在已经是平均三万多一年。速度很快，这个是事实，大家其实都能看到。”
说到这里，他忽然变得严肃一些，话题一转道：“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一些在这几年中逐渐发展出来的新问题，首先是旗州社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化，另一个是旗州社员和非社员，以及外地务工人员的收入差距太大。旗州市今年大约有两百多万的外来人口，80％从事低附加值的体力劳动，他们平均年收入也就是两千多元，而旗州社员保底的年收入是一万七，绝大多数社员通过民间和其他公开的基金投资，基本能获得比较高的回报，超过半数的自营社员都拥有几百万的资产规模。我和肖爱华做了一个统计，旗州本地的亿元户有六十二人，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全国有多少亿元户，但我可以肯定，至少淞州没有这么多，淞州和深州加起来也差不多就这个水平，而且，旗州的亿元户中，十亿规模的有十六个，这些人是谁，我想在座的基本都知道。管靳生虽然走了，可他还是保留了旗州户籍和社员身份，应该说，他还是旗州的亿元户之一，他的身价是五十亿。”
他说完这些，稍微停顿了片刻，显得更为凝重的说道：“我举出这些数据并不是要否认旗州商业自由化和经济自由化的大方向是错误的，恰恰相反，我是赞成的。旗州人民高级合作社的存在，确实是在最大层面上保障了所有社员的基本收入。旗州现在的大政策好，经济政策好，这是一个自由化市场经济的典范，也是一个共同富裕和公私合营的典范，可是，我们必须正视一个现实，那就是我们旗州的外来人口多，他们的福利和收入水平都无法获得保障，我们最近有一个统计，旗州地区的犯罪率节节攀升，为什么，外地人来打工，月收入几百块，一看你们都是亿万富翁，他怎么不会起歹念呢，这是旗州犯罪率的根本原因，地区性收入差距太大。我再举一个例子，这两年搞一二次股改，原旗山公社的社员平均大约每个人获得了价值三十多万的原始股，很多社员立刻就套现一半，套现的钱纷纷投入股市，加入联标，有的和朋友拿出合股开小工厂。”
陈锡华要说的东西很多，他说了一段时间感觉怪怪的，总觉得一个人在这里揭穿旗州的伤疤不太好，就忽然怂恿肖爱华道：“我了解到的信息还是不如你多，你在旗州搞了七年研究，老肖，你也来说两句，就拿小徐的事情说两句！”
肖爱华只能接着陈锡华的话说道：“我和老陈的团队里面有一个旗州本地的经济系研究生，他姓徐，徐家集的年轻人，挺好学的。我总的来说，他命好，生在旗山。二次股改，他分了一百五十股的中旗原始股，因为跟着我们搞研究，没有时间做生意，就把原始股全部套现换了五十多万元的现金，然后全部砸到联合银行的股份里，当时正好是国内股市比较低潮的阶段，联合银行每股不过七块多钱，现在是每股十五块钱，两个月的时间，他就有一百三十五万的身家。因为是老旗山人，他父母在一次股改的时候在旗州创业集团也持有股份，他则被分入旗州新创投资公司，也持有股份，父母在旗州中华美食街开了一家老徐记海鲜城，大家可能都去过，我给他们一家做了个估算，他们一家人的主业是开餐厅，此外投联标，买房子，买股票，和亲戚朋友合伙开小工厂，买煤矿……他们也都做一点，财产大约有两千万。我们在旗州生活比较久的人都知道，这种情况在旗州不是一家两家，说句可能让我们这些所谓经济学者专家不舒服的话，在旗州，咱们算是中下层的收入阶层……！”
感觉肖爱华说的有点太鸡励，杨少宗的脸色显得同样阴沉，陈锡华急忙打断了肖爱华的话，调侃道：“你不算中下层，中旗集团一二次分股，你就在列。这就充分说明，来旗州越早越容易发财啊，我们老肖同志现在的家底也是一百多万的规模，手里的股票同样在刷刷涨，吃午饭的时间都和我讨论哪个股票更容易涨上去啊……！”
听陈锡华这么一说，会议室里原本有些僵硬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大家纷纷要肖爱华请客吃饭，还要封他做学者中的大户，要他带着大家一起炒股。
这就是玩笑话了，在座的都是自恃甚高的经济学者，谁看得起别人，就是私下没有外人的时候还互相嘲讽杨少宗和李兆棠几句。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要是介入股市，那也是高手，犯不着别人帮忙投资。
肖爱华倒是很现实的，他从92年就跟着旗州人一起炒股，吃过大亏，后来才明白中国股市不是那么简单的，分析是没有用的，原理是狗屁，内幕消息才是第一位的。
最简单的说，只要管靳生和阚治东中的两个人，随便哪一个放一句话，垃圾股也能翻涨十倍，如果是杨少宗开口，那就更不得了。
当然，不管是在私下还是公开场合，杨少宗从来不推荐任何股票。
感觉气氛稍微好了一点，陈锡华也知道前面说的一些实话挺伤感情，私下和杨少宗谈一谈就成了，他转而主动接过话题说道：“我和老肖做了一个统计，老旗山原有四千七百多户，目前的资产规模基本没有低于一千万的，光是在旗州创业集团的平均分股，每个家庭就有758万元的平均资产。加上这些年的经营投资，低于一千万资产规模的家庭几乎没有，最低的一户是咱们外面所谓的五保户，就两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家里连儿女都没有。旗州现在有常住的户籍人口117万人，资产规模在一百万以上占7％，大约有八万两千人，三十万元以上的占13％，约有十五万两千人。这样的情况在全国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我可以说，旗州的数据基本相当于瑞士的一个中型城市，只有在一个发达国家才能找到合适的参照目标。从这个角度来说，旗州十年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式经济奇迹，而这种成绩毫无疑问和我们杨少宗副院长是分不开的……！”
杨少宗匆忙打断他的话，道：“不要谈我，我受不起！”
他一谦虚，大家多不好意思啊，纷纷继续夸赞几句。
听别肆夸赞，茅于时都觉得不太好意思，就和杨少宗劝说道：“受之无愧，不用太谦虚，换了任何一个人都做不到，我认为你这是将自己的经济学功底扎实的用在一个小地方带动大家共同致富的典型，搞经济学搞到你这个程度，基本也算是空前绝后了。”
大家本来以为茅于时这种中国经济学泰斗不会厚颜无耻的一起称赞，想不到啊，人家一开口，水平份量之高，将前面所有人的夸赞都打压下去。
果然不愧是泰斗啊，果然不愧是经历过暴风骤雨洗礼的高人啊。
大家自叹不如。
杨少宗索性不说了。
陈锡华则继续说道：“当然，我们也要关注目前已经出现的很多问题，特别是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问题。我有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旗州的贫富差距扩大本身是市场经济自由化的必然结果，很难去平衡，除非在更大的政策层面上，比如说中央通过增收个人所得税之类的办法一次性完成调整。这应该是不可能的，就算实施也要考虑全国性的平均水平，不可能单独就旗州地区推出独立的税法。在这种基础上，我建议旗州应该加快地区产业调整，用三到五年的时间，首先实现三个市区的产业升级，主要推进金融业、信息i产业、生物工程产业、教育文化产业、广告产业、旅游业及其他服务产业的工作，特别是金融、信息、生物制药、教育培训、酒店旅游五大产业，这应该是旗州未来有所突破的重点，要进一步投资大学教育，建立更为宽泛的现代教育培训产业，广告服务和咨询产业，要进一步加强对高科技产业和高新生物领域的扶持，加强对研究机构和研发机构的扶持，加大对旅游产业和酒店产业的投资，在现有展览会的规模上进一步做大做强做好，做的更为国际化，吸引国际商务旅游和国内高端旅游客户。我们首先要将三个市区隔离化提升，将低附加值和低技术含量的产业转移到周边的六个镇，再用十年的时间将六个镇发展成市区，进一步向外部转移产业，低附加值和低技术含量的产业要从旗州驱逐出去。换句话说，我认为我们旗州要做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特别是在人口的规模控制上，但同时要实现高gd、高技术、高利税、高收入的四高经济。”
等他全面说完自己的意见，很快就学者发表了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现在的情况是暂时的，旗州还是要坚持向一个大城市发展，忍住目前的阵痛，以后是肯定能发展起来的。
大家相互争执，可毫无疑问的一点是杨少宗属于陈锡华派，他从一开始就不觉得旗州这么发展下去会有非常好的局面。
旗州想要成为一个大城市，必然要实现提升为地级市的跃升，甚至向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