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国子，先以六书”，其中的六书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六种基本技能。到汉代以后，小学就成了文字学的专称。
文字学是一门艰深的学问，它要考察每个汉字的读音、结构、意义，研究它们的发展演变，考察一个汉字和其他汉字的各种联系，还可以从中发现许多关于社会风俗、文化变迁等方面的知识。也许你会感到不解，认字不就是用做读书的工具吗？我们学过拼音，也认识很多字，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工夫专门去理解这些琐碎的东西呢？既然文字学这么艰深，为什么还要称为“小学”呢？这是因为汉字对于我们的先人来说，实在是有着非常复杂而且重要的意义，而且它对于古人来说是一门最基本的学科。大家可以想像，在没有语言文字的时候，人们没法传递信息，没法交流情感，没法保留记忆，文明发展的脚步是怎样缓慢而蹒跚啊！而语言文字诞生之后，人类文明就开始以加速度飞快前进，几千年里创造的财富是史前几十万年都无法比拟的。相传汉字是古代一个叫仓颉的人发明的，当这些神奇的小方块出现的时候，天降大雨，落下的不是雨水而是谷粒，夜晚还能听到天鬼哭泣的声音，因为世界上一个最大的秘密被人掌握了，从此人类的智慧就将可以和神灵相媲美了。
几千年过去了，汉字被一代又一代的人使用着，改造着。作为一种符号，一种被固定下来的交流手段，人们沉浸于它所提供的便利中，但很少有人再去想它诞生之初的内涵和意义了。但是，我们的祖先在创造出每一个字的时候，都是用心良苦的。他们对事物和世界的最基本的观察和感悟都被编织进汉字里了，可以说一个汉字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文化原型，就是一个丰富多彩的意象世界，其中凝结着中国文化精神的内涵。也许因为周代距离文字发明的上古时代还不算遥远，对于这种祖先的发明还怀着虔敬的态度，或者还能体会到汉字和生活的那种最原始，最直接的联系，所以一定要让子孙后代学习“小学”。
小学也是许多大学者的必修功课，他们研究汉字的形体、声音、意义的流变，这种基础性研究对于文学创作和评论，对于历史典籍的修订和整理，对于深入扎实地理解中国文化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都知道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是一位国学根底十分深厚的大学者，钱钟书从小受到家学的熏陶，对传统的文字学研究也颇有心得。因此，在谈论文学艺术的时候，他能独辟蹊径，把汉字作为理解文化和文学的入口，并通过汉字将古人和我们的情感精神串联起来。
衣服里的文章
钱钟书谈文论艺，没有拿出鸿篇巨制分析，却提出一个小小的“衣”字，将中国文学精神分析得淋漓尽致，可以说是四两拨千斤。
《礼记·乐记》里说“不学博依，不能安诗”，意思是，不学会大量使用比喻，就掌握不了作诗的技巧。因为诗人描写事物时总是用委婉隐晦的笔法，而很少直露的描写，这样写出诗来才让人感到回味无穷。汉代大学问家郑玄注解道，博依，就是大量广泛的比喻，“依”也可以写做“衣”。我国第一部文字学名著《说文解字》＇2＇也持同样的观点，其中说道“衣，依也”。为什么这两个字可以通用呢？因为“依”指比喻，比喻是把被比喻的事物隐藏起来，用另外一个事物来代替它。而衣服要穿在身体上，把身体遮盖隐藏起来，从文字学的观点来看，两者是同源的。“衣”字有隐藏的意思，另一个语言现象也可以证明。在汉语中，人们常常把“衣”和“裳”连用，或者直接把“衣”叫做“裳”，因为在古文字学中“裳”和“障”、“隐”相通，都是遮挡、隐蔽之意。
钱钟书指出，衣服不仅是用来遮盖身体的，同时又是炫耀身体的装饰。《礼记》里有一句话“衣服以移之”，移就是使人有尊严，修饰并使之名扬天下，如此看来，衣服能为人增色不少。古人特别重视道德修养，认为君子应当表里一致，衣服常常用做内心世界的外在显现，也是个人修养的一个重要部分，只要看看古代典籍里关于“服饰之礼”的繁文缛节就能明白这一点。屈原写出的千古绝唱《离骚》，用大量的文字描写自己美好的服饰装扮，就是为了说明自己有高贵的修养和高洁的品质。当然，古人追求的是服饰和内在德行的统一，一个人应当穿适合他的地位、修养的服装，而反对仅凭华丽的外表赢得世人的欣赏。美丽的衣服有时会掩盖人的真实面目，与低劣的品质和缺少教养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一点最为人们所不齿。所以，《诗经》里说：“彼其之子，不称其服”，意思是：看那家的孩子啊，根本配不上他穿的那件华丽衣服，鄙薄的语气显而易见。《孟子》里则说：“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绣”就是衣服，我宁愿让自己美好的声誉在世人中广泛传播，而不愿意以华美的服饰在众人面前炫耀。衣服本来是为了彰显内在品质修养的，可一旦与人的内心世界相分离，反而成了迷惑别人的伪装。
一个小小的“衣”字里面大有文章。它既能遮蔽身体，又可以作为内心世界的表征呈现给别人；既能隐藏自己的真实面目，又能作为向别人炫耀自己的手段。它是“隐蔽”和“彰显”两重矛盾之意的统一体，由此可见中国人的二重文化性格。
衣服和文章在文字学里存在一种微妙的联系。“文”和“衣”、“纹”相通，“纹”是指花纹，进一步可以引申为修饰、装饰，是一种借以显现内心的东西。自然以河流山川显示其广博的存在，动物用美丽的皮毛显示自己的生机活力，人用文字表白内心，施展才华。因此，可以把文理解为人之“纹”。而“章”和“障”、“裳”相通，又有隐蔽的意思了。写文章要委婉含蓄，在上文中我们也多次提到很多人写文章时往往言不由衷，隐藏起真实的自己，看来，这些意思早就包含在一个看似简单的汉字里了。“文章”一词也是一个有着双重意义的矛盾统一体，这一点正与“衣”字吻合。
同样作为内心世界和品德修养借以显现的途径，古人早就用衣服来比喻文章了。而钱钟书又从中挖掘出一些古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他说，诗歌广泛运用比喻的手法，托物言志，作者的真实想法在字里行间闪烁，就像衣服遮蔽身体的一面。其辞藻华美，又如衣服炫饰身体的一面。由此可以看出我们的民族一向有重视文章之道的传统，衣服与文章相提并论，都是自我修养的重要部分，而两者又都包含着对内在素质与外貌举止的辩证认识，包含着对表里如一的理想人格、理想文德的追求。也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文章观念，追求的是一种含蓄而有文采的境界和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
唱给好姑娘的情歌
对中国艺术精神的进一步领会，可以通过钱钟书对“诗”字的分析来理解。诗歌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一种文学类型，统治我们的历史几乎有2000年之久。中国的古诗在世界文学中也独具魅力，那些或轻灵隽永，或理趣盎然的诗歌几乎成了我们民族文学成就的象征，可以说，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诗又不仅仅局限在狭义的文学类型意义上，作为一种精神，它融入了我们民族的文化性格、人生情趣和哲学理念。我们用诗作为文学的统称，把一种具有艺术气质的生活称为诗意的生活，而我们的先人对自然、对世界的理解又都带着一种诗化的眼光。怎样理解“诗”，钱钟书仍然通过文字学分析，从一粒沙里看到了一个精彩的世界。
让我们根据钱钟书《管锥编》里的理解，看看这种魔术一样的研究是怎样完成的。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当然是诗歌研究的起跑线。钱先生首先拿出了《关雎序》（《关雎》是《诗经》里的名篇，被誉为国风之首）里的一句话：“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之”是“到达”的意思。这句话就是说，诗歌，是情感抒发而形成的，一个人的情怀抱负藏在心里就是“志”，化做语言就是“诗”。对这样的解释，古人并不完全满意，运用文字学的知识，他们又进一步发现，“诗”和“志”、“之”都是相通的（古代的文字学研究认为，发音相似或字形相近的汉字往往起源相同，意思也是接近的），“志”到了哪里，“诗”就跟随到哪里，一个动词“之”字生动的刻画出心意飞扬，挥洒自如的诗人形象。诗歌是情感抒发时绽开的花朵，如果我们的理解到此而止，那么还是远离了中国诗的精髓。理解刚刚迈出了第一步。
下面跟着钱先生的思路，我们把“诗”字拆开来看，其中一部分是“寺”。《说文解字》里认为，“诗”既然以“寺”作为自己的形旁，读音又和“寺”接近，两个字应当是从同一个源头演化出来的。“寺”又有什么含义呢？古书里分析，“寺”和“司”、“治”、“持”相通，“司”是以法度来约束，“治”和“持”也都有约束、制止的意思。那么，“诗”也就应该有约束的含义。在古代，很多人都认识到了这一点。《荀子》里说：“诗者，中声之所止也”，就是说，诗歌，是心里的声音恰到好处地停止的地方。心里的声音怎么会停止呢？钱钟书解释道，就是控制自己的情感，让喜怒哀乐都能表现得有分寸，而不要像火山爆发那样毫不掩饰地喷涌而出。唐朝诗人陆龟蒙说：“诗者，持也，持其性情，使不暴去。”就是诗歌要约束人的性情，防止情感没有节制。大家也许会感到奇怪，诗歌明明是抒发感情的，怎么一味地讲起节制来了呢？其实，这正是中国诗的奥妙所在，也是理解中国人的性格，理解中国文化精神的关键。
还是从那首《关雎》说起吧。“关关啼叫的雎鸠啊，停在水中的小洲上。苗条美丽的姑娘啊，你是我理想的爱人。长短参差的荇菜啊，左采右采，苗条美丽的好姑娘啊，无论醒来还是梦中，都想和你在一起。不能在一起，我日夜思念你，幽思深长啊，我在床上翻来覆去。”这是一首唱给好姑娘的情歌。也是孔老夫子最欣赏的一首诗，为何它能如此打动老先生的心？因为，它符合孔子一直向往的理想美的境界。欢乐美好而不放荡，透着“求之不得”的淡淡忧愁而不过分悲伤。这就是中和之美，它没有西方诗歌那种暴风骤雨般的激情，情感表达像一杯清茶，看似平凡，却又蕴蓄着一种真挚深厚的情怀，余韵悠长，可以让人仔细回味。中和不仅是艺术上的追求，也是中国人向来推崇的处世原则和人格修养原则。孔子就曾说过：“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凡事都要做得恰当适度，不能走极端。《关雎》呈现给我们的正是这样一位翩翩君子的形象。
这首情歌恰好印证了古文字学对“诗”字的分析，也形象地阐明了中国艺术独有的情感魅力。这种冲淡而深厚的情感作为一种民族文化性格积淀在中国人的血液里，这一特征在东汉的《古诗十九首》里可以见到，在陶渊明的《饮酒》诗里可以见到，在杜甫写于战乱中的那些沉痛深情的诗歌里可以见到，在白居易《琵琶行》那“东舫西舫悄无言，惟见江心秋月白”的感叹里也能见到，它是同时属于诗歌和人生的。钱钟书说：“长歌当哭，而歌非哭也”，哭是情感的天然发泄，而歌是情感的艺术表现。在人生里令人悲痛欲绝或者喜形于色的事情，写进诗歌就成了意味深长、淡远含蓄的了。他又解释说，“发”而能“止”，“之”而能“持”，抒情和艺术手法是相通的，不只是宣泄快感，像西方人所嘲笑的“灵魂的便溺”，而是一纵一敛，一送一控，相反而相成，从这个意义上看，艺术高于人生，它是对现实情感的提炼和净化，正是在这种张弛相间中形成了艺术的节奏，形成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艺术美。“温柔敦厚”又是中国人理想的人格境界，在此意义上，我们的先人一直努力追求一种艺术化的人生。
和而不同
尽管不偏不倚的中和美是中国传统艺术追求的理想境界，平庸和单调却是艺术的敌人。“中和”并不是简单的缺少变化的“同”，而是各种丰富的情感糅杂形成的冲淡含蓄的审美境界。在整体的和谐中蕴藏着变化，变化中又体现着统一。钱钟书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谈论文学艺术的时候始终贯穿着“和而不同”、一与多彼此统一的思想。
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在他的《宴饮篇》里讲了一个故事：最初，世界上没有男人和女人，只有男女两性结合在一起的中性人。天神宙斯把他们劈成两半，于是这两个半边的身子为了争取和对方结合在一起不断努力，所以世界就有了前进的永恒动力。故事虽然有点荒唐，却说明了一个真理，即差异和变化构成了我们的世界，这是一切事物都无法逃避的规律。
如果把事物比做一，那么，这个一中包含着无限的多。古今中外的人们都曾参透过这个上帝创造世界的秘密。为了能让我们有更清晰的认识，钱先生在《管锥编》里把古希腊和古中国放在一起，显示了他广泛搜罗中外例证的眼界和中西贯通的学术视野。赫拉克利特（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说：“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和谐的……绘画在画面上混合着白色和黑色、黄色和红色的部分，从而造成与原物相似的形象。音乐混合不同音调的高低、长音和短音，从而造成一个和谐的曲调。”“结合物既是整个的，又不是整个的，既是协调的，又不是协调的，既是和谐的，又不是和谐的。”无独有偶，中国古代也有过类似的论述，《左传》里说，声音好比味道，有“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彼此配合而成，“清浊、大小、长短、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融合在一起，如果只有琴或瑟的一种声音，谁还愿意去听呢？古希腊的诗人还概括过一个有趣的现象，“争斗”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两善相争，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