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时期中所占的百分比来表示（两条线都以19641977为100）。两条线必然具有相同的平均水平，但如果数字计算精确的话，两条线并不一定在任何一年都一样。
图1美国的两条线几乎重合在一起。正如另外几张图表所表明的，这种情况并不是美国所独有的。虽然别国两条线之间的距离比美国的要大，但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两条线都非常相象。不同的国家有很不相同的货币增长率。但无论是哪个国家，这种不同总有与之相称的不同的通货膨胀率。巴西是个最极端的例子（图5）。它的货币增长率高于任何其他国家，因而其通货膨胀率也高于其他国家。
哪个是因，哪个是果，货币量的迅速增加是因为物价迅速增加，还是相反？一条线索是，在大部分图表上，表示某年货币量的点总要比那一年物价的相应指数早六个月。考察一下决定这些国家货币量的制度因素和大量历史事件，可以得到更为明确的证据。在这些事件中，哪个是因，哪个是果，是十分清楚的。
一个极好的例子是南北战争。南方主要是靠印刷机来资助战争，在这一过程中，从1861年10月到1864年3
月，通货膨胀率平均每月为10％。为了制止通货膨胀，联邦实施了货币改革：“1864年５月，货币改革生效，货币量减少了。一般物价指数显著下降……尽管当时联邦军队侵入，军事上濒于失败，对外贸易减少，政府陷于混乱，联邦军队的土气低落。减少货币量对物价产生的明显影响，超过了这些强大的力量。”①
①尤金·
M．勒纳：“联邦的通货膨胀，18611865年”，见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研究》，第172页。
这些图表排除了许多被广泛接受的关于通货膨胀的解释。工会是方便的替罪羊。它们被指责运用垄断力量强求提高工资，这使成本增加，物价上涨。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为什么日本和巴西的图表所表现的关系同英国、德国以及美国的一样呢，在日本，工会的力量微不足道；在巴西，工会只有得到政府的默许才能存在，而且要受严密的控制；而在英国，工会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工会都强大；在德国和美国，工会的力量也很强大。工会可以为其会员提供有用的服务，也可以通过限制别人的就业机会造成许多损害，但是它们不制造通货膨胀。工资的增加超过生产率的增加，这是通货膨胀的结果而不是通货膨胀的原因。
同样，企业家也不造成通货膨胀。他们提高标价，是其他力量的结果或反映。通货膨胀严重的国家的企业家，肯定不会比通货膨胀轻微的国家的企业家更为贪婪，一个时期的企业家也不会比另一个时期的企业家更为贪婪。那为什么通货膨胀在某些地方、某些时期比在别的地方、别的时期厉害得多呢？
另外一个常见的解释，特别是企图推卸责任的政府官员经常给予的解释，是说通货膨胀是从国外输入的。这个解释，当大国的通货通过金本位制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常常是正确的。在那时，通货膨胀是一种国际现象，因为许多国家都用同一种商品作为货币，只要什么使得这种商品货币的数量较快地增加，就会影响到它们全体。但就近年来说，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如果它是正确的话，为什么不同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这样不同，七十年代初期，日本和英国的通货膨胀率每年达30％以上，而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在10％左右，德国的不到５％。我们可以说通货膨胀是世界范围的现象，因为它同时发生在许多国家里——正如高额政府开支和巨额政府赤字是世界范围的现象一样。但通货膨胀并不是一种国际现象，因为每个国家能单独控制自己的通货膨胀……正如高额政府开支和巨额政府赤字不是由每个国家控制力以外的力量造成的一样。
关于通货膨胀的另一种常见的解释是生产率低下。但让我们来看一下巴西的情况。该国产量的增长率在世界上属于最高之列，而其通货膨胀率也属于最高之列。确实，影响通货膨胀的是每一单位产量的货币量，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实际上，产量的变化赶不上货币量的变化。对于一个国家的长远经济福利来说，没有什么比提高生产率更为重要的了。如果生产率每年增长3。5％，二十年后，产量就能增长一倍；如果每年增长5％，十四年后就可以增长一倍——差别甚大。但是，生产率对通货膨胀只起极微小的作用，货币才起主要作用。
阿拉伯酋长们和石油输出国组织呢，它们给我们强加了沉重的负担。石油价格陡涨，减少了我们所能得到的货物和劳务，因为我们得出口更多的货物和劳务支付石油。产量的减少提高了价格水平。但那影响也就这一下子。价格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对通货膨胀率造成持久的影响。在1973年那次石油危机之后五年里，德国和日本的通货膨胀减慢了，德国每年的通货膨胀率从大约７％减到不足5％，日本从30％以上减到5％。在美国通货膨胀在那次石油危机之后一年达到最高峰，约为12％，1976年降到５％，然后在1979年又升到13％以上。这些大不相同的经历，能用所有国家共同遭受的一次石油危机来解释吗，德国和日本是100
％依靠进口石油的，可是它们在降低通货膨胀率方面，却比只有50％的石油依靠进口的美国、或是已经成为一个大石油生产国的英国做得好。
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基本命题上来。通货膨胀主要是一种货币现象，是由货币量比产量增加得更快造成的。货币量的作用为主，产量的作用为辅。许多现象可以使通货膨胀率发生暂时的波动，但只有当它们影响到货币增长率时，才产生持久的影响。
货币为什么过度增加？
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这个命题虽然重要，但它只是解答通货膨胀的原因和治法的开始。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将指导我们找出根本的原因并限制可能的治法。但它只是解答的开始，因为更深一层的问题是货币为什么会过度增加。
不论烟草货币或是以金银为本位的货币是什么情况，就今天的纸币来说，货币的过度增加，从而通货膨胀，是政府制造的。
在美国，过去十五年左右货币加速增加，有以下三个相关的原因：第一，政府开支迅速增加；第二，政府的充分就业政策；第三，联邦储备系统执行的错误政策。
政府如果用征税或向公众借款的办法来增加开支，那将不会招致货币增长率加快，因而也就不会带来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开支增多，而公众开支减少。政府开支的增加，被私人消费开支和投资开支的减少抵消了。但是，通过征税和向公众借款来增加政府开支，在政治上是不高明的做法。我们许多人欢迎政府增加开支，却很少有人欢迎增加捐税。政府向公众借款，会提高利率，从而减少私人对资金的利用，个人为购买新住宅获得抵押贷款以及企业借款都要付较高的利息，遇到较大的困难。
除此而外，政府增加开支的唯一办法就是增加货币数量。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提到的，要做到这一点，美国政府可以让美国财政部——政府的一个部门——卖公债给联邦储备系统——政府的另一个部门。联邦储备系统用新印刷的联邦储备券或是为财政部记入一笔存款，来支付公债。财政部于是可以用这些现钱或是可以向联邦储备系统取现钱的支票来偿付账款。当这些新增的高功率的货币被它最初的接收者存入商业银行时，它就成了商业银行的储备，以此可以更大规模地增加货币量。
用增加货币量的办法资助政府开支，对于总统和国会议员都常常是最富有吸引力的。这使他们能够增加政府开支，给选民一些甜头，而无需征税来为此付出代价，也无需向公众借款。
美国近年来货币增加较快的第二个原因，是试图实现充分就业。这个目标，对于数目众多的政府计划来说，是值得称道的，但其结果却令人很不满意。“充分就业”这个概念的含义，比表面看来要复杂含糊得多。在一个生气勃勃的世界上，新产品层出不穷，旧产品不断被淘汰，需求从一种产品转向另一种产品，发明创造时常改变生产方法，总之，一切都在运动，因而，劳动力也应经常流动。人们从一种工作转做另一种工作，其间常空闲一段时间。有些人脱离他们所不喜欢的工作，却还没有找到另外的工作。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需要花费一段时间寻找工作，也需要一些时间体验各种不同的工作。此外，对劳动力市场的自由运行的阻碍——工会的限制、最低工资，等等——增加了工人找到合适工作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平均多少人就业算是充分就业呢？
在政府开支和政府税收方面，也有不对称的问题。凡认为有助于增加就业的措施，在政治上都是吸引人的。凡认为会增加失业的措施，在政治上都是不吸引人的。结果是造成政府政策上的一种偏向，政府总是试图实现不切实际的充分就业目标。
这与通货膨胀有双重关系。首先，人们认为政府开支有助于增加就业，政府税收会减少私人开支，从而增加失业。在这种情况下，充分就业政策往往使政府增加开支、降低税收，用增加货币量的办法而不是用征税或向公众借款的办法来弥补由此产生的赤字。其次，联邦储备系统不用资助政府开支的办法也能增加货币量。它可以用新制造的高功率的货币买进已发行的政府公债，从而增加货币量。这使银行能够发放更大量的私人贷款，因而人们认为联邦储备系统买进政府公债有助于增加就业。在人们要求实现充分就业的压力下，联邦储备系统的政策同政府的财政政策一样具有造成通货膨胀的倾向。
这些政策并没有实现充分就业，而是带来了通货膨胀。正如詹姆斯·卡拉汉首相在1976年９月对英国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一篇有勇气的讲话中所说的：“我们过去常常认为，只要大手大脚地花钱就可以渡过衰退时期，可以用削减税收和增加政府开支的办法增加就业。现在我非常坦率地告诉你们，这种抉择已不复存在；如果说它存在过而且起过作用，那也只是靠了给经济注射纸片（或存款）以得到同从前一样的购买力。这些额外的纸片同他口袋里或保险箱里（或入了账的）的其他纸片税款的收据。同上述税款相对应的实物，是使用筑路所耗费的资源本来可以生产的货物和劳务。那些为维持原有货币的购买力而节省开支的人，放弃了这些货物和劳务，使政府能够把这些资源用于筑路。”
由此，你可以理解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讨论通货膨胀问题时，为什么会写出下面这样一段话：“摧毁现存社会基础的最狡猾而又最可靠的方法，莫过于发放通货。这一过程把经济规律的全部看不见的力量都投到破坏的方面，而这样做时使用的方法，一百万人中间也不会有一个人能够弄得清楚。”
①
①约翰·M。凯恩斯：《和平的经济后果》（纽约：哈考特·布雷斯和豪公司，1920年），第236页。
新增印的货币和记入联邦储备银行账册的额外的存款，只相当于政府从通货膨胀中得到的收入的一部分。
通货膨胀还自动提高实际税率，从而间接地增加政府收入。当人们的货币收入随着通货膨胀而增加时。收入便被推上较高的一档，税率也就提高。公司收入因为没有扣除足够的折旧费和其他成本也人为地膨胀。一般说来，如果通货膨胀率为10％而收入也增加10％的话，联邦的税收会增加15％以上——这样，纳税人要赶上趟就不得不越跑越快。这个过程使总统、国会、州长和议员们能够装作减税的样子，而他们真正做的不过是不让赋税一次增加得过多而已。每年都说要“减税”，然而从来没有减少过。相反，如果正确计算一下的话，赋税实际上增加了：在联邦政府一级，税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从1964年的22％增加到1978
年的25％；在州和地方政府一级，从1964年的10％增加到1978年的15％。
通货膨胀给政府带来收入的第三种方法，是为政府偿还——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叫做拒付——部分公债。政府借入的是美元，偿还的也是美元。但由于通货膨胀，它偿还的美元能买的东西要比它借入的美元能买的东西少。如果在这期间政府为债务支付的利息足以抵补债权人因通货膨胀受到的损失，那政府并不能因通货膨胀得到纯收益。但是就大部分公债来说，并非如此。储蓄券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假定你在1968年12月购进一张储蓄券，保留到1978年12月兑现。你在1968年花三十七点五美元购买为期十年的、面值为五十美元的储蓄券，到1978年兑现时你可得到六十四点七四美元（因为在这期间政府提高了利率以在某种程度上抵消通货膨胀的影响）。但实际上到1978年，你要花七十美元才能买到1968年花三十七点五美元可以买到的东西。事情到此并没有完结，不仅你取回的只有六十四点七四美元，而且你还得为你得到的和付出的之间二十七点二四美元的差额缴纳所得税。结果是你为有幸借钱给政府付出了代价。
靠通货膨胀来还债意味着，尽管政府年复一年有大量赤字，它的美元债务越来越多，但这债务就购买力来说远没有增加那么多，而且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实际上还下降了。从1968年到1978年这十年间，联邦政府累计赤字超过二千六百亿美元，但负债额在1968年占国民收入的30％，1978年只占28％。
通货膨胀的医治
医治通货膨胀，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因为货币量的过度增加是通货膨胀的唯一重要原因，因而降低货币增长率是医治通货膨胀的唯一方法。问题不在于知道该做什么。这是很容易的。政府必须降低增加货币量的速度。问题是要有政治上的决心来采取必要的措施。通货膨胀这一疾病一旦到了晚期，医治它就得花很长时间，而且会有痛苦的副作用。
可以举两个医学上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例子是：一个青年得了布尔吉尔氏病，这种病将阻断血液供应，会导致坏疽。这个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