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利少了。
如果负所得税制果真取代了各种福利计划，那将带来巨大的好处。该制度是专门用来对付贫困问题的。它将以最实用的形式，即用现金来资助接受者。它是综合性的，而不是因为接受者年纪大，有疾残，患病，或生活在某一地区，也不是因为任何其他使人们在现行福利制度下可以得到救济金的原因。它给予资助，是因为接受者收入低。它明白地规定由纳税人承担费用。象任何其他设法减少贫困的措施一样，它也会减少促使人们自助的刺激。但是，只要把补贴率限定在合理的水平上，它就不会完全消除这种刺激。因为多挣一块美元，总是意味着有更多的钱可花。
同样重要的是，负所得税制可以免除目前管理这一大堆福利计划的庞大官僚机构。负所得税可以直接成为现行所得税制的一部分，并且可以一起管理。由于每个人都要填报所得税单，它可以减少现行所得税制度下的逃税漏税现象。可能要增添一些人员，但增添的人决不会多于目前管理福利计划的人。
通过取消庞大的官僚机构，使补贴制与税收制相互结合，负所得税可以铲除目前的不正常现象，即一些人——掌管福利计划的官僚们——操纵着他人的生计。它将有助于消除当前人们被划分为两个阶级的状况：纳税阶级和依靠政府救济过活的阶级。只要平衡点和税率定得合理，负所得税制将比我们现行的制度省钱得多。
对于某些由于这样或那样原因无能力料理自己事务的家庭，给予个人帮助仍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由负所得税来维持穷人家庭的收入，这种帮助可以，而且会由私人慈善活动来提供。我们认为，现行福利制度最大的代价之一在于，它不仅破坏家庭，而且减少私人慈善活动。
社会保险怎么能够实现这一在政治上总是行不通的美妙梦想呢？
依我们看，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把实行负所得税制与逐步减少社会保险结合起来，同时继续履行现有的义务。其方法如下：
１．立即废除工资税。
２．按现行法律规定的数额，继续付给现在享受社会保险的人以应得的钱。
３．给予每个已经挣得保险的工人以享受退休、残废或遗属福利津贴的权利。这些福利金是工人根据现行的法律迄今已付的税款和所挣得的收入使他有权获得的，但要减去由于废除工资税而今后少缴纳的税款所折合的福利金数额。工人可以选择他所要的福利津贴的形式，可以是将来的一份年金，也可以是公债，其价值与按照目前规定他有权得到的福利津贴的价值相等。
４．给予每个尚未挣得保险的工人一笔钱（同样采取公债券的形式），数目等于他或他的雇主为他已缴纳的税款的累计价值。
５．停止积累保险津贴，让个人按自己的愿望为退休后安排养老。
６．从总的税收和政府发行的公债中为上述第２、３、４项开支提供资金。
这样一个过渡性纲领丝毫不会增加美国政府的实际债务。相反，它会由于不再向未来的福利津贴接受者许诺而减少债务。它只是把现在隐蔽的债务公开化。它为现在未备基金的计划提供资金。这些步骤会导致大多数现存的社会保险管理机构立即解散。
逐步减少社会保险，将消除目前社会保险制度给就业带来的不利影响，这意味着国民收入的迅速增长。它将增加个人储蓄，从而导致更高的资本形成率和更快的收入增长率。它将刺激私人养老金计划的发展和扩大，从而使许多工人感到生活更有保障。
哪些是政治上可行的？
这的确是一个美好的梦想，不幸的是，在目前根本没有实施所可能。尼克松、福特和卡特这三任总统都考虑或推荐过包含有负所得税成分的计划。但政治上的压力迫使他们提出的计划只是作为现行福利计划的补充，而不是取代它们。补贴率都定得如此之高，以致这个计划对福利津贴领取者挣钱起不了什么刺激作用。这种畸形的计划只会把整个福利制度搞得更糟，而不是更好。尽管是我们最先提出用负所得税制代替目前的福利制度，但我却在国会作证，反对尼克松总统根据负所得税的想法提出来的“家庭补助计划”。
①
一项可实施的负所得税制，在政治上往往遇到两种互相关联的障碍。较为明显的障碍来自现行福利计划的既得利益者：福利津贴领取者，认为自己可以受益于福利计划的州和地方政府官员，而首先是管理福利计划的官僚。②不那么明显的障碍是，福利改革的鼓吹者，包括现有的既得利益者，所要达到的目标互相冲突。
①我们是在《资本主义与自由》这本书中提出来的（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2年），第12章；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证词，见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有关社会保险和福利的建议，意见听取会》，第91届国会第1期会议，1969年11月7日，第6部分，第1944－1958页。
②关于掌管福利事业的官僚机构在挫败尼克松总统的计划方面所起的作用，参看丹尼尔·P．莫伊尼汉：《有保障的收入政策：尼克松政府和家庭补助计划》（纽约：兰德出版社，
1973年）。
关于福利问题，马丁·安德森著有一本书，其中写得非常好的一章是“不可能彻底改革福利制度”，在这一章中他写道：
“所有彻底的福利改革计划都由三个政治上极为敏感的基本部分组成。第一是改革后基本的福利水平，例如为一个四口之家提供多少福利津贴。第二是改革计划在刺激接受福利津贴的人寻找工作和挣更多的钱方面将起什么作用。第三是改革是否会给纳税者带来额外的负担。
……改革计划要成为政治现实，必须在改革后仍然为现在领取福利津贴的人提供象样的补助，必须能强烈地刺激人们工作，而且给纳税者带来的负担必须是合理的。这三者必须同时兼顾。”
①
争论的焦点是怎样才算“象样”、“强烈”和“合理”，特别是怎样才算“象样”。如果“象样的”补贴意味着：现在领取福利津贴的人没有谁将因为改革而比当前少领津贴，那么，无论“强烈”和“合理”作何解释，也不可能同时达到上述三个目标。然而，正如安德森所说：“至少在最近的将来，国会决不会通过任何实际上会减少数百万福利津贴领取者所得的改革措施。”
让我们来看前一节中介绍的简单的负所得税制：一个四口之家的免征点是七千二百美元，按50％的补贴率计，凡没有收入来源的家庭可以得到三千六百美元的补助。50％的补贴率将给人以足够强烈的刺激去工作，而花费要比目前繁杂的福利计划省得多。但是，这种补贴标准今天在政治上是无法接受的。正如安德森所说：“现在（1978年初），美国典型的享受福利津贴的四口之家，每年可以得到大约六千美元的劳务和现金。在象纽约这样花销更大的州里，有些享受福利津贴的家庭每年得到的津贴在七千至一万二千美元之间，有的甚至更多。”②
①安德森：《福利》，第
135页。
②同上。
如果免征点定在七千二百美元，即便是收入六千美元的“典型”家庭，也需要有83。3％的补贴率。这样高的补贴率会严重地挫伤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同时大大增加开支。补贴率可以通过提高免征点来压低，但那又会极大地增加开支。这是一种无法解脱的恶性循环。要缩减从名目繁多的福利计划中得到高额福利津贴的人们的所得，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正如安德森所说：“我们不可能同时创造出进行彻底的福利改革所必需的全部政治条件。”①
①安德森：《福利》，第142页。
但是，今天政治上行不通，明天则可能行得通。在预言什么将成为政治上可行的事情上，政治科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成绩非常糟。他们的预言一再被事实所否定。
我们的受人尊敬的伟大导师弗兰克·Ｈ·奈特喜欢用大雁由一只带头按人字形排队飞行的例子来说明不同的领导方式。他常说，当头雁一个劲儿地向前飞时，后面的大雁可能会飞向其他方向。头雁回头发现没有大雁跟随时，会赶紧掉头，重新带领人字形队伍朝前飞。这是一种领导方式。无疑，美国政府就常常采用这种方式。
我们承认，我们的建议目前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充分地说明我们的设想，不仅因为它是可以指导我们逐步进行改革的方针，而且还因为我们希望它终将成为在政治上可以办得到的事情。
结论
直到最近仍由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统治的王国，每年为我们的健康正在花费越来越多的钱。其主要结果只是增加医疗和保健费用，而医疗质量却没有任何相应的改进。
教育经费也一直在激增，但教育质量却普遍地认为在下降。费用的上涨和越来越严格的控制，使我们不得不推行种族合校，而我们的社会看来却更为分崩离析。
我们每年在福利事业上耗资数十亿美元。然而，在美国国民的平均生活水平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高的时候，领取福利津贴的人数却有增无减。社会保险的预算大得惊人，但社会保险却在财政上陷于严重的困境。年轻人颇有道理地抱怨，为接济老年人而要他们付的税太高。而老年人也颇有道理地抱怨，说他们无法维持被许诺的生活水平。制定的计划是要保证老年人不再成为救济对象，而看到的现实却是靠福利津贴生活的老年人越来越多。
根据卫生、教育和福利部自己的计算，该部每年由于贪污受贿和铺张浪费损失的资金，足可以建造十万栋以上每栋耗资五万美元的住宅。
浪费是令人痛心的，但这不过是膨胀到这样大的家长式福利计划的祸害中最轻的一个。福利计划的主要祸害是对我们社会结构的影响。它们削弱家庭，降低人们对工作、储蓄和革新的兴趣，减少资本的积累，限制我们的自由。这些才是应当用来衡量福利计划的基本标准。
第五章 天生平等
上帝面前的平等——人身平等①——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人不是个个一样的。他们的不同价值观、不同爱好、不同能力使他们想过很不相同的生活。人身平等要求尊重他们这样做的权利，而不是强迫他们接受他人的价值观或判断。杰斐逊毫不怀疑，某些人优于另一些人，也不怀疑杰出人物的存在。但这并不赋予他们统治别人的权利。
①参看J。R。波尔：《美国历史上对平等的追求》（伯克利和洛杉矾：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51－58页。
如果说杰出人物集团无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那么，任何其他集团，即便在人口中占大多数，也不拥有这种权利。每个人应该是他自己的统治者，只要他不去干涉别人同样的权利。建立政府是为了保护这种权利，使其不受其它公民或外界的威胁，而不是让多数人毫无约束地统治其他人。
杰斐逊希望在他的墓碑上刻下他生前取得的三项成就：一、在他任州长时，弗吉尼亚州通过了宗教自由法（该法是旨在保护少数人不受多数人统治的“美国权利法案”的前身），二、起草《独立宣言》，三、创办弗吉尼亚大学。由杰斐逊的同时代人起草的美国宪法，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强大的全国性政府，以保卫国家，提高全体人民的福利，但同时要严格限制它的权力，以保护每一个公民和各州政府不受全国政府的支配。统治民主，是指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政府活动，显然不是指政治上由多数人实行统治。
著名的法国政治哲学家和社会学家Ａ．托克维尔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对美国作了长期访问后，写了一本不朽的著作，名叫《美国的民主》。他在书中认为美国的突出特征是平等，而不是多数人统治。他写道：
“在美国，贵族政治因素从一开始就是微弱的。即使它们尚未被完全肃清，它们现在也已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很难再对事态产生任何影响。相反，民主原则却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发展以及各项法律的制定而得到极大的加强，该原则不仅压倒了其他一切原则，而且成了无所不能的灵丹妙药。在美国，没有哪个家族或公司能够发号施令。……
因而，美国社会展示了最为奇特的现象。那里的人们看上去在财富和智力上，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力量上，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或任何有文字可考的古人，都享有更大的平等。”
①
托克维尔对他的所见所闻大加赞美，但他并不是盲目的吹捧者，他担心民主搞得过火，会败坏人们的德行。他写道：“有……一种大丈夫气概的合法的要求平等的热情，激励人们追求权力和荣誉。这种热情会把卑微者提升到伟大人物的行列；但是，在人类的心灵中也有一种对平等的卑劣憎恶，它驱使弱者将强者降低到与他们相同的水平，使人们宁可要奴隶制下的平等，也不要自由下的不平等。”
②
①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两卷本，第2版，亨利·里夫译，法朗西斯·鲍温编（波土顿：出版者约翰·阿林，1863年），第1卷，第6667页。（法文第1版出版于1835年。）
②同上；第67－68页。
最近几十年中，美国民主党成了加强政府权力的首要工具，而在杰斐逊和许多他的同时代人的眼中，政府权力是对民主的最大威胁。这是字义变化的惊人证据。民主党是以促进“平等”的名义增加政府的权力的，而这种“平等”的概念，同杰斐逊认为与自由等同和托克维尔认为与民主等同的平等的概念，几乎截然相反。
当然，开国元勋的实践并不总是符合他们所宣扬的理论。最明显的言行不一，表现在奴隶制问题上。托马斯·杰斐逊直到他死的那一天，即1826年7月4日，还拥有奴隶。他生前一再表示对奴隶制痛心疾首，他在笔记和通信中，都提过消灭奴隶制的计划，但他从未公开提出任何这种计划，也没有在竞选中反对过奴隶制。
然而，如果不废除奴隶制，他苦心建立的国家就将公然违背他所起草的《独立宣言》。因而毫不奇怪，在共和国最初的几十年中，关于奴隶制的论战越来越凶。这场论战的结果是一场内战。正如亚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讲演中所说，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