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理，都说自己是“大丫环带钥匙——管家不当家”，你怕自己也落这种下场，所以才提出这些要求，我想想都是合理的。一句话，我只支持你，决不干涉你！你只管放心大胆地干吧。方新亮感动得眼圈发红，二话没说，就带了分配给他的十几个转业军人到公主岭金矿去安营扎寨了。
这公主岭金矿虽然只留下了一些破旧的房子，但搞食用菌生产利用价值却不小。百十亩山坡地，通风向阳，可以建几百间香菇棚；两座大型的厂房，每个都有一千平方米以上，正好用做生产袋料的车间，而且里边的地沟也能够派上用场；几十间老仓库，把窗户用塑料薄膜蒙上，喷上来苏水（福尔马林，又叫甲醛）消毒后，可以用做发酵室；一个厚重无比的洗矿塔，垒上炉灶，就可以把它改造成为灭菌灶，一点也不屈材料；化验室的十几间比较干净整洁的房子，眼下当做制种、扩种车间，随后可以用做研制、生产多种食用菌的实验室。原来厂区的办公用房，上去的十来个人正好用来办公住宿。
方新亮从街上找来一个老实可靠的老汉，给他们做饭和看管场地，生活就进入了轨道，这一帮人比起机关干部的待遇还要好一些。我对方新亮说：“你们这办公条件，咱们的机关干部也比不上。就凭这一点，我真得感谢我们的老书记曲广远。”
方新亮在管人、用人上还真有一套，他把十几个“老转”分成几个作业组，完全按照军事化的要求，每天带他们上操后做活，有人专门记工，干的事情能量化的都要量化，对员工实行按劳计酬。香菇棚搭好以后，又给每一个人分配了一个区域，以他们的名字命名香菇棚，写上牌子挂在显眼的地方；生产过程实行流程化管理，每天安排的工作，人人都必须保质保量完成，不按要求办的要受到处罚；每个人管理的香菇棚生产出来的新鲜香菇交给公司，有专人过磅，集中烘干，产量、产值与个人收入挂钩，以加强员工的责任心。
第94节：第二十九章（2）
这些转业军人是政策性分配下来的，乡镇本来不愿意接收他们。不得已接收后，一直没有叫他们上班，当然他们从来没有地方去领工资。这时候有了活干，不发工资他们也挺高兴。也有个别人心里有些想不通，原以为分配到机关是当干部的，就是下去抓抓工作，吃吃喝喝的，到这里当苦力嫌脸上没有光彩。
新亮对大家说，我们在这里干，就是创业，党委、政府领导信任我们，支持我们，我们干不好就不是娘养的！我是企业办的副主任，现在也和大家一样干活，谁说丢人？谁不愿意干，给我早点滚，我再招几个农民工，比你们还强。
这些人没有了退路，只得服从他，干起活来都很卖力气。方新亮当时没有料到，正是在这一段时间的领兵打仗，竟然奠定了他后来成为副乡级干部、党委委员、武装部长的基础。
麦子放倒以后，镇办香菇场正式开张了。为了赶在伏天接种菌种，新亮带几个有文化的战士一头钻进制种室里，把从昆阳买回来的试管种子扩大到几百瓶葡萄糖瓶里去。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就会产生科学的效果，扩种阶段实验很成功，葡萄糖瓶子里的菌丝发得非常好，人们的信心就更足了。
另有两拨人马，主要收购生产袋料的栗木棒子。在灌河，实在不缺这东西，镇上的十几个小拖拉机，到几道沟里收购上来再卖给食用菌公司，每天人欢马叫，好不热闹。不几天时间，就收购了十来万斤。
四台袋料粉碎机昼夜不停地轰鸣，打出的木屑先晒干堆起来，然后拌上配料，用装袋机装在一个个碗口粗细、五十厘米长的塑料袋里。这些装好的袋子放在灭菌灶里码起来，蒸上二十四个小时，起出来后，再运用接种箱进行无菌操作，正式接种。当种上从葡萄糖瓶中取出的菌体后，他们与其他人的搞法不一样，在接种箱内，又用一个外包装的塑料袋子套起来——这个办法是方新亮的发明，虽然浪费了一点，但可以保证整个料袋出了接种箱后，与周围环境隔绝，不受杂菌感染，成功率高。
这些接种以后的香菇袋，在发菌室里发酵以后，就开始搬到香菇棚里去了，再经过管理，到了种罢麦前后，就会正式出菇了。如果管理得再精细一点，阳光、温度、湿度、风速等条件适宜，就可以生产出优质花菇，经过烘烤干燥处理后，肯定能够卖上好价钱。
我最满意的，倒不是方新亮们的干劲和干法，而是由此产生的巨大效应。从香菇场一开张起，全镇的群众自发地陆陆续续前来参观，整个生产流程在无菌中开放地操作，无声的示范就是最好的老师，不知不觉地教会了多少人！
由于镇党委、政府动了这么大的声势，给各部门下达的种香菇任务，大家也都不敢怠慢。
表现最为突出的有两家，一家是镇供销社，他们本来就有基础，有几个职工几年前就开始干这种活儿了，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供销社主任曹长年给他们拨了钱，划了场地，办起的香菇生产场的规模抵上镇里办的一半大小，显得相当可观。另一家是粮管所，所长华秋明亲自挂帅。
粮食系统要比供销系统好过一些，他们要钱有钱，要房子有房子，要场地有场地，办场的条件远比镇里的食用菌厂好得多。所有操作间、灭菌室、接种房，都用涂料粉刷得白亮明净，叫人感到非常新鲜，就好像进了大工厂一样。
也有些单位办不好，像教办室，是个大单位，本来只给他们分配了二十棚任务，他们表示坚决完成党委、政府交给的任务，却以业务忙为借口，采取了变通措施，从他们的办公经费中，拿出了一部分钱，叫人把这二十棚香菇给承包出去了，坐等收香菇时再把投资收回来，结果是几千块钱血本无归。
这期间，曾经发生过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那是在镇交管站。这个部门原来有四五个人，专门整顿全镇的交通秩序、收取大小车辆的各种规费。随着交通管理的权力不断上收，交管站的职能也就逐渐弱化，外来的工作人员一个个都调走了，只剩下两个本地人，却是一对儿死对头，两个人要么整天不答腔，要么开腔就是吵架。这一次，站长为了把种香菇的事情安排出去，又不愿意直接跟他的部下说话，煞费了一番苦心。他在小黑板上写了一个会议通知：
第95节：第二十九章（3）
兹定于今日下午三点钟在会议室召开全体人员大会，传达贯彻镇党委、政府文件精神，不得缺席。
那个部下看到通知以后，准时参加了会议。会上，站长好像开一个几百人参加的大会，高腔大调地念了镇党委、政府的文件，然后布置了每人搞一棚香菇的工作任务。
另一个人看他这样装腔作势，心里自然非常不高兴，坐在那里，又抠鼻子，又挖耳朵，一会儿又出去撒尿，站长越发认为这家伙太不尊重他。讲完我们的上级精神之后，开始旁敲侧击、指桑骂槐，站长说：“我们这个单位，有些个别同志，组织观念、组织纪律特别差，开会时间不注意听讲不说，还没屎推尿，不请假随意出入，这不是对我个人的不尊重问题，而是对待党委、政府的态度问题——”
另一个人听得早已不耐烦了，开腔就骂道：“有屁就放，有话说到明处，就我一个人，哪有啥个别同志？老子种香菇用不着你安排，少拿党委、政府的大帽子压人，老子是吃粮饭长大的，不是你这种小人吓大的！”在这种状况下，当站长的一下子失去了做官的优势，二人就在会议室里痛痛快快地干了一仗。
闹归闹，但是落实我的指示两个人都不含糊，各自顾各自，每人种了两棚香菇，超额百分之百完成了种香菇的任务。年终评奖时，交管站也是种香菇先进单位之一，奖给他们的“先进单位”锦旗，站长散会后专门挂在会议室里，大有纪念那一次交管站全体人员大会圆满成功的意思。另一个同志也显得很高兴，两个人一看到这面锦旗，就不再干仗。
村里香菇生产的发展势头也不错，娄明代把草场坡村十几个农户带了起来，村里专门拨了几亩地供他们建香菇棚。火神庙村的刘国玺干脆被卫生院和农技中心“聘请”过来，在农技中心院子里建起了香菇场，好像跟方新亮唱对台戏，两处相隔不远，以后几年都在开展友谊比赛。留在村里的几个年轻人，也都经过了刘国玺的调教，粗通了种香菇的技术，开始单练了。
樊定金、姚梅夫妇也不示弱，他们继续在果子峪村及其附近的村里推广黄背木耳的种植技术，同时也搞香菇，两种食用菌的生产周期正好错开，互不影响。
有人说姚梅：“你们把技术都传授出去了，别人一学会，不是抢了你们的饭碗？”
姚梅说：“你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看不到另一方面，有个杂志上讲了一个道理，说是你要有几个鸡蛋值不得卖，一篮子鸡蛋提着上街卖，要是办了一个养鸡厂，收鸡蛋的就会上门来买。国家这么大，有多少木耳、香菇也不够用，产量越大时，才有人上门来买，光我这一家形不成市场。”
这话传到我这里时，我不禁为这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由浓厚的学习精神而产生的远见卓识大为感动，这个小事成了我向上汇报和在全镇大会上多次引用的最好典型。
形势真的由星火向燎原的方向发展。班子里同志们都感到非常振奋。有了成就就有了功劳，有了功劳就有了兴奋点，有了兴奋点就会充满信心，大家干得更加顺手、更加起劲。我心里已经意识到，用这个方法来发展支柱产业才算找到了一条最好的途径。这是一个艰苦细致的过程，想通过行政命令一夜建起一个支柱产业，是根本不可能的，欲速则不达啊！同时也清醒地感到，尽管有了这样好的势头，要想在全镇全面铺开：“行百里半九十”，距离目标的实现还十分遥远。
正是：行政推动，事倍功半；示范带动，事半功倍。
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96节：第三十章（1）
第三十章
巨手擎太阳镇中建雕塑
毛贼偷花菇灌河兴产业
春亭是在4月底离开灌河的，直到次年3月份，县委才安排邓中坤来接任镇长。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只得书记、镇长“一肩挑”了。一肩挑有一肩挑的好处，一是并不觉得更忙一些，二是独断专行、随心所欲时就没有了顾忌，不必要再做党政两个正职商量来商量去那种官样文章。“一肩挑”时，确实能够体现出党政领导团结得无比坚强。
当头头的，干工作有时就像“猴子掰玉米”，夹着了这一个，把另一个给丢掉。灌河中学已经建成，我就没有再考虑还有什么善后的工作要做。一天，已经退休的老镇长周礼让和本地教育界德高望重的林恒昌老师几个人，又来找我。
一见他们到来，我心里说，八成又是灌河中学的破事儿，脸上就有点烦。果然，“大炮”周镇长说：“贺书记，你曾经答应过，灌河中学建好以后，要刻石碑留念，好给集资的社会贤达、人民群众一个交代。这一年多了，你再也不提这事，我们有点着急，要是不办这件事情，你就是调走了，我也抱着你的腰，不叫你走！”我一想，是有这么一回事儿，看来不能再拖了，应该办一下。就让他们几个与教办室田万春主任一道拿方案，搞预算。
不几天，他们一群人就要求汇报，我就召集几个副书记和副镇长鲁新慧听一下。不听则已，一听觉得一无是处。他们要在学校院子的正当中立上一块巨大的石碑，把所有参与集资的人员及数额都刻上去。
我想一想，这不是墓地，又不是寺院，也不是道教圣地；集资人不是谁的后代，又不是善男信女，也不是为了烧香还愿。所以在学校院子里立一块石碑实在不伦不类，把青少年茁壮成长的地方搞得阴森森的，有点大煞风景。我说，咱们不能这么办，是否把捐资的人员按照贡献大小，分别刻在一块块小石板上，镶嵌在院墙周围？
大家讨论了以后，觉得还可行，只是不太醒目。一说醒目，我计上心来，认真地思索了一番，下了话：“这样办，我们就在学校中心处，建一个标志性的雕塑。最下边，搞一个五花瓣花坛，像征祖国的花朵；花坛的中心处建一个四面体，象征着四个管理区的人民群众，四面体周边贴上红色大理石刻，前面刻一个集资重建灌河中学的由来、意义类的碑文，另三面就刻成捐资人的名单，万元以上的占东面，千元以上的占西面，其余放在后边。四面体的上方搞一双大手，大手托起一个鲜红的太阳，用这个雕塑寓意我们全镇的父老乡亲、社会贤达用双手托起明天的太阳。有了太阳，下边的五花瓣则象征我们的孩子向阳茁壮成长。”
老实说，这个构思太直白了，没有什么奇巧之处，可大家仍然叫绝，又建议把旗杆座建在花坛前边，每周在这里搞一个升旗仪式。这样一来，可以把爱国主义教育和纪念建校的功臣们紧密结合起来。我点头说：“行，不错，不错。”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他们几个人和教办室几个秀才把碑文起草以后，报给我审阅，我一看那些半文半白的、没有一点现代气息的狗屁文章就来气，毫不客气地给“枪毙”了，亲自写了一个碑文，交给那个小镇书法家林老师：“书丹去吧。”
落成以后，算了一下花费，用了差不多四万元，心里确实有点疼。因为，让那几个老头子跑到鸭阳，沿门托钵，一个多月才集了四万多元，一下子全部用在这个雕塑上了，怎不叫人心疼？后来想想，搞这个东西的社会意义还是大于经济价值，心疼这点钱有点小家子气，也就没有把这个意思顺嘴捅给这几个古道热肠的老同志。
经过他们紧张筹备，又选了“黄道吉日”，以镇党委政府的名义发出请柬，把老灌河中学的学生、集资的带头人，北京的大画家梵清、云南省政协的副主席康廉和范城县第一任县长、鸭阳市政府退下来的副专员章世龙、武汉的省级离休老干部舒澧等一些德高望重的人，一个个请了回来，搞了一个隆重的揭幕典礼。
这一伙老先生看到新的灌河中学，返老还童，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