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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无视母亲五次三番叫他少管闲事的劝告，自欺欺人地陶醉在“文星镇的包龙图”的光环中，一厢情愿地认为没有了他文星镇的日常秩序简直无法维持，却不知道自己在左邻右舍表面的唯唯诺诺中，已把男女老少各个阶层得罪殆遍。
这一天，镇上有一对新婚燕尔的小两口不知由于哪方面的稍微不和谐拌了嘴。父亲心想才结婚三天就吵架，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还不把文星镇给抬起来？快马加鞭赶到事发地点现身说法，无非是要求这小两口严肃而认真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料那从小娇生惯养的新娘子可不是好惹的，把未消的余怒全部发泄到瞎掺和的父亲身上：
“你以为自己是谁啊，人家的家务事都要你来管，你算哪门子葱啊？”
张别离大法官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在新郎和邻居幸灾乐祸的劝勉下悻悻地落荒而逃。
父亲从这一事件之后，大概也估摸到了自己现在在镇上的真实地位，本想收敛一下自己好为人师多管闲事的脾气，只是一旦两杯猫尿下肚，就又忘记自己是谁了。
父亲原本是不喝酒的，听说李白斗酒诗百篇后，开始贪上了杯中物。父亲原本吃不惯辣椒，自从知道毛泽东不吃辣椒不革命后，开始猛吃辣椒。父亲原本也不抽烟，不知道从哪本杂志上知道邓小平烟瘾奇大，于是开始学习猛抽烟。抽烟、喝酒和吃辣椒本来只是个人喜好，极平凡的一件事情，父亲非要把这些鸡毛蒜皮上升到一个自己根本无法企及的高度，非得生拉硬扯地把自己和文豪或伟人联系在一起，好像那些不抽烟、不喝酒或者不吃辣椒的人就低人一等永无出头之日一般。因为父亲常常在人前人后自觉或不自觉地表露出这样一种荒诞可笑的情绪，从而遭到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嫉恨。
父亲在文星镇地位的不断下降，这是幼小的我便能感觉得到的。我曾有好几次不小心亲耳听到几个平时当着面亲热而恭敬地称呼父亲“张爹”的大伯大叔私下里说的是他的名字甚至小名。这是我疑惑的开始。
我开始了解社会，是在我十一岁那年，我正读初中一年级。
我永远记得那一天，我书包里小心地平铺着期中考试全年级第一名的奖状，兴高采烈地哼着欢快的歌儿骑着自行车回家，远远地看到我家大铁门前聚集着百十号人。
我下了车，看热闹的父老乡亲给我让出了一条路。我看到母亲和姐姐神色黯然地呆坐在我家小别墅的大铁门前，铁门上两幅白色的纸条构成了一个大大的€；祝瑎咨闲醋判涯康摹胺狻弊帧？
我气急败坏地捶打铁门，问坐在门前石墩上的母亲怎么回事。母亲告诉我是因为父亲借了银行二十万的贷款做生意已有三年没有如期交付利息，银行已经起诉到了法院，法院给父亲发了传票可是他没有去，今天公安局开了三辆车来了十多个人，本来是要带父亲走的，可是没逮到他，于是把我家给查封了，她也是刚才从外婆家回来才知道的。
我头脑里顿时一片空白，有一种天塌下来的感觉。我可怜兮兮而又小心谨慎地问同样六神无主的母亲：“妈，今晚咱们睡哪里啊？”母亲牵着我的小手说：“一一好孩子，别怕，一切等你爸回来再说，大不了咱们都住外婆家去。”母亲安慰的话无疑给方寸大乱的我打了一剂强心针，我顿时不那么害怕了，虽然心头还淤积着许多被人瞧不起的难为情。我懂事地从书包里拿出平时最不喜欢的英语书，挨在母亲的身旁坐下。
英语单词我一个也没看进去，耳朵里尽是邻居们的窃窃私语或是高谈阔论。大意无非是批评父亲当镇长时如何巧取豪夺啦，经商发迹的那几年是如何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啦，父亲做生意亏了钱还要打肿脸充胖子啦，不应该多管人家闲事啦，不应该自比什么李白毛泽东邓小平啦，诸如此类。总之，父亲那会儿简直成了一个一无是处可以枪毙一千零一次的秦桧或者万俟什么的汉奸和坏蛋。
已经是晚饭时分，看客们开始一拨又一拨依依不舍地散去，没有一句哪怕假惺惺地劝说我们母子三人起来去他家随便用个晚饭或者将就住上一宿的言语。
文星中学中午的伙食很差，我当时已经有些饿了。我贪婪地向平日那些好像还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左邻右舍投过去一个个无辜的眼神后，我的目标受众似乎是不约而同地视而不见，互相打几个冷皮哈哈之后，如避非典般扬长而去。
他们的冷漠令我童年的记忆不再美好。我分明能够清楚地记得我台湾姑奶奶回来省亲以及我家盖小别墅那会儿他们的谄媚劲儿。他们当时都称我为“一一少爷”，争先恐后地献殷勤，可以为我一个非常幼稚的举动忙得不亦乐乎。今天他们的态度怎么判若两人了呢？是不是看到我家没钱了就不理人了啊？他们怎么能这样呢？
在我的疑惑中，年将花甲的父亲骑着他的“本田”摩托车出现在我的视线里。他把车停 在铁门前，二话没说，径直走到铁门前三下五除二把封条给扯了，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把铁门打开。
母亲不无忧虑地说，这可是法院贴的封条啊，不会抓你去坐牢吧。父亲说，放你一百二十个心，执行庭的赵庭长跟我是多年的交情，就是他昨天通知我今天不要在家的，他们来这里只是意思一下，这封条是贴给别人看的，没个屁用，你们娘儿几个就别瞎操心了！母亲紧锁的眉头这时候终于舒展开来。
有父亲这番话的鼓励，我和姐姐争着跑进院子扯掉了家门口的封条。就在那会儿，我似乎觉得一向萎靡不振的父亲又成了心目中的英雄。
法院果然没有再来我家找过麻烦，不过家里的情况并没有从此好转。姐姐张宜宜在文星镇中心小学教书的薪水很是微薄，大哥张奕奕接过父亲的枪在A城惨淡经营着“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家族生意。家里的境况眼见是一天不如一天，登门讨债的主儿倒是愈发来得殷勤。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想要说服父亲养点鱼种点菜什么的贴补家用，被父亲声色俱厉地无情扼杀，说是会把老张家的脸全部丢光，他张别离以后还要不要做人。
父亲喝醉酒的次数越来越多，倒在马路边或者睡在家门口的壮举屡见不鲜，甚至开始对母亲和我拳脚相加。我开始厌倦上学，开始和那些以前我一直看不起的差生打成一片，踢足球成为比学习重要十倍的爱好。我还迷上了掷色子和玩纸牌，即使一次又一次输掉吃早餐和中餐的钱也乐此不疲。我的成绩开始一落千丈。父亲对我的堕落好像并不太在意，他也许觉得我考不上大学似乎更好一些，可以早日挣钱帮他还清债务，上大学可是一麻烦事儿。
母亲对我成绩的每况愈下感到非常不安，可是自己没有辅导我的能力，只好变卖压在箱底多年的戒指耳环什么的换一些烟酒偷偷地去孝敬我的中学老师。辛勤的园丁会在收到烟酒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把我叫到办公室谈一两次话，无非是勉励我好好学习，说是以我的资质前途无限光明云云。我也会装模作样地认真好几天，然后趁午休的时候依旧和几个差生跑到后山去掷色子玩纸牌。下午放学后，如果口袋里还有幸存的钞票，我就继续躲进甘蔗地或者深山老林聚众赌博，赢了钱就下馆子，输光了就去足球场发泄体力直到夜幕降临才依依不舍地回家。
我浑浑噩噩地度过了五年的中学时光，高三那年才如梦初醒。通过一年的恶补，再加上高考考场上背水一战的即兴发挥，我居然不可思议地考上了令莘莘学子梦绕魂牵的什么大学。
邮差送来烫金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整个文星镇差点儿蒸发掉。那个暑假，文星镇流传着只要张一一大学一毕业至少就是个副县长的美丽谎言，甚至连我赌博的陋习和孤僻的毛病都变得十分的可爱，到我家取经的家长络绎不绝。这是我父亲张别离所欣慰的，这种让人恭维让人羡慕的感觉久违很多年了。
以前那些担心父亲没有偿还能力的债主开始当着我的面表态说可以迟些日子还啦，父亲曾经的多管闲事在访客的口中纷纷演绎成了主持正义的赞颂。父亲的酒量、烟瘾和能吃辣椒，自然也就成了名人才具备的嗜好，甚至连当初那个依靠踩了父亲一脚李戴张冠往上爬才有今天的李副区长都开始主动上我家示好。这一切的一切，让我觉得恶心。我分明是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了一出《范进中举》的现代版。
惬意的暑假转瞬即逝，很快就迎来去什么大学报到注册的日子。
那天的阳光很柔软，懒洋洋铺满我金色的前程。在文星镇无数双几乎要掉下来的眼珠子的深情注视下，我站在熙来攘往的镇口等车，对每一个熟悉和不熟悉的人敷衍地微笑或挥手。那真叫一个踌躇满志意气风发。
上车的刹那，我顿时读懂了“雄赳赳，气昂昂”的全部底蕴，仿佛觉得自己真的前途不可限量未来尽在掌握。我握紧拳头，几乎淡忘了左邻右舍那些刻骨铭心的冷漠，用一种非常神圣的情感暗暗发誓，四年后，我一定要回来把文星镇建设得比华西村和大邱庄还要美丽和富饶。
我压根儿都没有想到，在什么大学会发生那么多的事情，更没有想到我甚至毕不了业。时间和空间的落差最善于和喜欢做梦的人开玩笑。三四年后，我建设家乡的使命感和壮志豪情，终归是如同雨打浮萍般一点点滑落，直至心碎了无痕。没有任何充分足够的理由。
第三章 我的大学
在什么大学的几年中，我的生活十分压抑。或许有过偶尔的欢乐，但更多的是空虚、失落、压抑和无聊。什么大学的生活几乎是一潭死水。我曾经豪情满怀，希望能用自己的不懈努力获得每个人的尊敬，希望能在大学里学到真正有用的本领，希望四年之后能够做出一番大大的事业，希望能为这个社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不久之后，我渐渐发觉，几乎自己所有的希望都只是永远无法触摸的海市蜃楼，什么大 学的教育根本不是我想像中的那回事儿，课堂上学的那些八股于我毕业后干一番大大的事业几乎没有任何的用处。我的希望慢慢转变成失望，失望渐渐又演绎成绝望。
什么大学的老师们也不得不承认现在的大学教育和社会实践脱节得很厉害。为人师表们直言不讳地告诉求知若渴的我他们的无能为力。当然，他们不会为这个无能为力做任何事情，他们只要把教学任务鼓捣完毕，就可以拿一份不错的薪水。他们还可以去一些民办大学兼职或去其他一些高校讲课捞一些外快。总之，老师们可以让自己的家庭小康富足，使自己的子女接受在中国所谓的良好教育，但是他们绝不会像一个斗士般为大学教育的改革摇旗呐喊。
我想也许他们更害怕改革，因为他们实在只能教一些照本宣科无聊又无用的东西。他们真的教不了更多。大学教育一旦发展到了能够对我们的毕业实践有真正指导作用的那一天，对他们来说也许就意味着失业。所以，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只能听任不切实际的大学教育放任自流误人子弟，让越来越粗制滥造的大学生在毕业那天开始失业。
大学生活远没有我原来一厢情愿构想的那么美好，大学教授身上也丝毫没有柏杨般机智林语堂般幽默以及钱钟书般学贯中西的痕迹。我在什么大学最初遭遇的那几个什么教授甚至还对我引以为最大骄傲的写作置若罔闻。他们也许会布置一些作业，结果是若无其事地告诉我们没有时间批改。偶尔随手批改的几本，张一一先生的大作总是缘悭一面。
我曾经很认真地按要求写过几篇自以为很得意的文章，到头来终归是泥牛入海无消息。这样一年下来，张一一先生的作业本上连一个“阅”字都没有看到。这使我对所谓教授们的工作态度极为愤怒。我学习的激情，我对教授的尊敬，我对什么大学的好感，就在这样的教学氛围中一点点消磨殆尽，无可奈何花落去。
大一的第二个学期，我四门功课无一及格。经过我四处钻营，最终以四条芙蓉王和两瓶五粮液的代价侥幸落了个留校察看。
我原以为我会在什么大学就这样堕落下去，直至万劫不复，然而我很有幸地遇到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师长——王乐人教授。
王教授是中国汉语言文学方面的权威。一直以来我对学术权威都很不以为然，我认为所谓权威大多是自己或者几个狐朋狗友吃饱了饭没事儿做一起鼓噪出来的，说的人多了，也就成了权威。所以，当教我们《当代文学作品选》的王教授讲解完铁凝的《哦，香雪》，叫我们写篇读后感，我丝毫没放在心上，反正写了也没人会看，写了白写，就别浪费我的表情和才情了。
一周以后的《当代文学作品选》课上，年届花甲（照这个年龄本该退休，据说是因为原本也在什么大学任教的老伴肾衰竭花了校方大把的钞票而过意不去，所以还坚持发挥余热）却精神矍铄的王教授走进教室，不动声色地在黑板右上角写下“下课后收作业，不交作业者扣平时成绩十分”。字迹不大，也不遒劲有力，却还是很显眼。后桌有位熟知什么大学里各种典故的长舌女生正向周围的同窗兜售学问，说这位王教授虽然年纪一大把，却是什么大学里最认真负责的一位教授，不但每本作业都亲自批改，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真是不可思议云云。
我上堂课压根儿就没怎么听老当益壮的王教授讲解《哦，香雪》。我有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变态的骄傲，总以为老子天下第一，还有就是不怎么对活着的人尊敬，不愿意欣赏一切现在的东西，凡是写了文章但还健在的，无论文章写得怎样，总是不以为然。倘若李白或者苏轼能够侥幸活到今天，我一样会对他们的诗词嗤之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