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下去，但是他们要分室而居，而且互不说话。他们坐在一起吃饭，并且巧妙地绕开那种僵局，让孩子们从餐桌的一边往另一边传话，而孩子们竟然没有察觉他们互不理睬。
由于书房里没有浴室，乌尔比诺医生不得不改变他的生活程序，这倒解决了他们清晨吵吵闹闹的矛盾，他把进浴室的时间安排在备课之后，而且轻手轻脚，千方百计地不吵醒妻子。他们在睡前多次凑巧遇在一起，于是就轮流刷牙。四个月之后的某一天，在她从浴室出来之前，他象手时那样躺在双人床上看书，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她从浴室回来后，没好气地躺在他身边，以便让他醒来主动撤退。他半睡半醒，非但没有起来走开，反而吹灭蜡烛，拉拉枕头，舒舒服服地睡了。她推他的肩膀，提醒他应该到书房去睡觉，但是他又一次感到躺在祖传的软床上是如此舒适，于是干脆以妥协的口气商量说：
“让我睡在这儿吧。”他说，“你说得对，浴室里有肥皂。”
当回忆起这段发生在他们已近老年的插曲时，无论他还是她都不能相信那一令人惊奇的事实，那场争吵是他们在半个世纪的共同生活中最严重的一次，而也正是由于这场争吵，使他们产生了言归于好，开始一种新的生活的想法。尽管她们年事已高，应该和睦相处，他们还是注意不再提起这件事，因为否则的话，刚刚愈合的伤口会重新出血，旧恨又会变成新怨。
他是使费尔米纳听见小便声的第一个男人。那是在新婚之夜，在他们乘坐的开往法国的轮船船舱里。当时她由于晕船而浑身无力，他的喷泉似的小便如此强劲有力，简直象匹公马似的，这更增加了她对那一“灾难”的畏惧心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小便的劲头也日趋减弱，那一回忆却经常京绕在她的脑海里，因为她从不允许他把便池的边缘弄湿。乌尔比诺医生想用一种任何人都能懂的浅显的道理说服她，让她明白他所以把便地弄湿，并非象她固执地认为的那样是由于他的粗心，而是由于生理上的原因。他年轻时小便又准又直，在中学里比赛往瓶子里撒尿，他曾数次荣获第一。但上了年岁，不仅小便劲头没有那么大了，而且歪歪斜斜，滴滴喀喀撒得满处都是，根本没法掌握，尽管他主观上还在竭力想瞄准方向。他说：“抽水马桶肯定是对男人一无所知的人发明的。”他用自己的日常行动来求得家庭的安宁，对妻子更多的是低声下气，而不是谦恭。他每天小便时，都用卫生纸把便池边擦干净。她知道这件事，当浴室里氨气的味道不是十分明显的时候，她什么也不说。不过，一旦氨气的味道浓重起来，她就会象发现一桩罪行似的嚷道：“臭得连兔窝里都能闻到。”将近晚年时，乌尔比诺医生终于想出了最后解决这一麻烦的办法：象妻子一样蹲着小便，这样不仅可以保持便池清洁，而且也省力得多。
那时他生活自理的能力已相当差，他尽量避免淋浴，因为在浴池里摔上一跤，足以使他送命。他的家是现代化的，没有古城府邸中常见的那种带狮腿的金属浴缸，他从卫生的角度把这种浴缸取消了。他说：“浴缸是欧洲人最脏的东西之一，他们只在每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洗澡，而且是在被他们身上的脏物弄脏的水里洗澡。”因此，他让人用结实的愈疮木做了一个特大号木盆，费尔米纳用它来给丈夫洗澡，就象给新生婴儿洗澡一样。每次沐浴要拖一个多小时。用锦葵叶和桔皮煮成的黑褐色的水，对他有良好的镇静效果，有时他不知不觉地便在散发着香气的浴盆中睡着了。洗完澡后，费尔米纳就帮他穿衣服，把滑石粉敷在他两腿中间，把可可油涂在他的烫伤之处，她如此爱抚地替他穿上裤衩，仿佛他是一个在襁褓中的婴儿。她接着一件件地替他穿下去，从袜子一直穿到用黄玉别针打领带结。夫妇之间和睦相处，黎明时的争吵已成为过去。他似乎又重新回到了被子女们夺走的童年，而她则每天忙于家务，并且随着岁月流逝，上了年纪，睡觉的时间越来越少，在满七十岁之前，她总是醒得比丈夫早。
在圣灵降临节的那个星期日，当乌尔比诺医生掀开毛毯来看阿莫乌尔的遗体时，他发现了一点在他医生和信徒的最光辉的航程中一直否定掉的东西。在他同死人打了那么多年交道之后，在同死神做了那么多年争夺之后，在反过来复过去经常触摸死人之后，他仿佛第一次敢于面对面地看一个死人，而死者也在以同样的方式注视着他。他以前一直没有面对面看过死人，并非由于恐惧。因为多年以来，恐惧就象个幽灵似的一直和他形影不离。那是从一天晚上他被恶梦惊醒之后开始的。他意识到，死亡对于他，不仅象他感觉到的那样随时都具有可能性，而且是一种很快就会发生的事实。相反，那天他看到的是一件事情的物质表现形式。那件事情过去一直是仅仅存在于他的想象之中的。他很高兴上帝出其不意地以阿莫乌尔作为工具向他揭示了那件事情。他向来把阿莫乌尔看做是一个圣人。但是，那封遗书表明了他的真实身分，他的邪恶的历史和不可思议的耍阴谋的能力，使乌尔比诺医生感到一种不可移易、难以追回的东西在他的生活中已经失落了。
费尔米纳并没有受他忧郁的情绪所感染。当她帮他把腿伸进裤子和扣上一大排衬衣纽扣时，他是想用自己的情绪感染她的，但是他没有达到目的。费尔米纳不是那么容易动感情的，何况死的是一个与她无关的男人。她几乎不知道阿莫乌尔是个使用拐杖的残废人，她从来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他是在安第列斯群岛某个岛屿的一次暴动中——那儿发生过无数次暴动——从行刑队的枪声中逃出来的，史不知道他为了生计做了儿童摄影师，而且是全省生意最兴隆的人。她也不知道他曾赢过某人一盘象棋，那个人似乎叫托雷莫利诺斯，而实际上叫卡帕布兰卡。
“他是一名因为犯了一桩凶残的罪行而被判无期徒刑的卡耶纳的逃犯。”乌尔比诺医生说，“你设想一下，他甚至还吃过人肉！”
他把那封遗书交给了她，信中的秘密他至死不想告诉任何人。但是她没有把信打开，直接把它放在梳妆台上，而且用钥匙锁上了抽屉。她已经习惯了丈夫莫名其妙、大惊小怪的毛病，习惯了他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更加难以理解的夸大其词，以及那种与其仪表不相称的狭隘的见解。但是那一次她超越了自己的界限。她以为丈夫之所以尊敬阿莫乌尔并非由于这个人过去的历史，而是由于他作为一个流亡者提着行李到达这儿以后开始的所作所为。她不明白为什么他对阿莫乌尔最后暴露身份感到如此惊讶和沮丧。也不明白为什么他对他窝藏女人感到深恶痛绝，因为这是他那种阶级的男人的一种世代相传的风气，包括他自己在忘恩负义的时刻也是这么干的。此外，她认为那女人帮助阿莫乌尔实现了死亡的决心，是一种令人肛肠寸断的为爱情的牺牲。她说：“如果你也跟他同样严肃地决定自杀，我的义务也将是跟她做同样的事。”乌尔比诺医生又一次处在呆头呆脑无法理解的十字路口上，这种不理解使他在半个世纪中一直感到惶惑。
“你什么也不懂，”他说，“使我愤慨的不是他过去是什么人和干过什么事，而是他欺骗了我们大家这么多年。”
他的眼睛开始噙满了泪水，但是她装做没看见。
“他做得对。”她反驳说，“如果他过去说了真话，不管是你还是那个可怜的女人，或是这个地方的任何人，都不会那么爱他。”
她替他把表链挂在背心的扣眼里，帮他打好领带给，别上黄部两厂篮西湖舱顶露抽油饰噱旮哟铜期于上的泥机一最后把手帕放在他胸前的口袋里，手帕的四角张开着，宛如一朵洋玉兰。这时，大厅里的挂钟响了十一下。
“快走吧。”她挽起他的胳膊，“我们要迟到了。”
奥利贝利亚医生的妻子和他的七个聪明过人的女儿已经为那顿纪念从业二十五周年的午饭做好了一切准备，她们决心要使那顿午餐成为当年社会上的一件大事。医生的家坐落在过去的市中心，那里原是一所造币厂，由一位在这儿掀起过一阵革新邪风的意大利弗罗伦萨建筑师改建成如今的豪华邸宅。这位建筑师曾把四、五个十七世纪的历史遗址变成了威尼斯式的大教堂。医生的邸宅拥有六间卧室，一个饭厅，一个会客室，宽大明敞，通风良好，但是它只能用于接待特邀前来的外地客人，对本地的来宾是不敷应用的。邸宅的院子跟修道院里带回廊的院子一样，中央有个石砌的喷泉，不时发出悦耳的鸣响，花坛上的香水草散发着醉人的芳香。但是，那连拱的回廊是不宜接待大量的贵宾的，因此他们决定把午宴设在乡间别墅，开车只有十分钟的路程。这个别墅有六千六百平方米的院子，到处是巨大的印度月桂树，在平静的小河里长着本地的睡莲。堂·桑乔客店的工人们在奥利贝利亚夫人的指挥下，在没有树荫的空地上搭起了五彩缤纷的帆布帐篷。在月桂树下面用小桌排成长台，长台上摆了一百二十套餐具，铺着亚麻台布，主宾席上还摆了新鲜的玫瑰花。他们还专门为管乐队搭了个长台，这管乐队只吹奏对舞和民族华尔兹舞曲，艺术学校的四重奏弦乐队也坐在那儿。奥利贝利亚夫人的这种惊人之举是她丈夫敬爱的老师意想不到的，今天的午宴将由这位老师主持。尽管今天实际上并不是医生大学毕业的日子，但他们还是选择了圣灵降临节这个星期日，以增强欢庆的气氛。
午餐的准备工作在三个月之前就开始了，因为他们担心由于时间不够而有什么必不可少的事情做不了。他们从金沼泽地弄来许多活母鸡，那种母鸡在整个沿海地区是有名的——不仅由于它们体壮味美，而且由于它们在冲积土里觅食，有时可以在它们的嗓囊里找到纯金的砂粒。奥利贝利亚夫人亲自带领她的女儿和仆役们爬上远洋轮船，选择来自世界各地的最好的东西，以颂扬她丈来的功业。除了下雨以外，一切都预见到了。那天早上，当她去望大弥撒时，空气潮湿得厉害，气压很低，天空乌云密布，连海平线都看不到，她担心很可能要下雨了。尽管有这些不祥的预兆，气象观测台的台长在望弥撒时却说：“在这座城市多灾多难的历史上，即使在最严寒的冬季，圣灵降临节这一天也从来没有下过雨。”然而，当时钟敲响十二点，来宾们正在露天吃开胃品时，突然一声霹震撼了大地，海上吹来的狂风掀翻了桌椅，把帐篷卷到空中，灾难性的暴雨随即从天而降，天仿佛要塌下来了。
乌尔比诺医生好不容易在大雨滂泊中跟同路的最后一批来宾一起到了乡间别墅。他也想跟别的来宾一样，由下车的地方从一块石头跳上另一块石头穿过积水的院子，但最后他只能不大体面地接受了打着黄色帆布大伞的堂·桑乔工人的帮助，被挟在臂下抱了过去。东倒西歪的桌子重新在室内摆开，连卧室都被利用上了。来宾们毫不掩饰他们对那场劫难的沮丧。屋里热得有如轮船上的锅炉房，因为他们不得不关上全部窗户，以避免大风再度把雨水刮进来。在院子里，桌上本来都摆好了来宾的名签，按照习惯，男女分座。桌子移到屋里来后，名签全乱了，大家只好随便就坐，乱糟糟的，至少不太雅观。在这场灾难中，奥利贝利亚夫人几乎无处不在，同时出现在各个地方。尽管秀发淋得透湿，华丽的服装上面溅满了泥浆，但是面对那种尴尬的局面，她脸上始终挂着微笑，这是从丈夫那里学来的本领，她向来遇到逆境不温不怒，不急不躁，再大的困难也不认输。靠了和她在同一个熔炉里锻炼出来的女儿们的帮助，她不仅重新布置了主宾席，而且尽量安排得妥妥贴贴，让乌尔比诺医生坐在中央，雷伊大主教坐在他右边。费尔米纳象往常那样靠近丈夫就坐，她担心他会在午宴中间睡着，或把场洒在衣服的翻领上。对面的位子上坐着奥利贝利亚医生，他是个带有女人气的五十岁的老人，身体保养得很好，他的乐观的精神对他准确的诊断毫无影响。在主桌就坐的还有省市两级的官员和前一年选出的美女，省长挽着她的手臂让她在他旁边就坐。尽管并不要求来宾穿特别华丽的衣服，更何况是乡间别墅的午宴，女人们还是穿上了夜礼服，戴上了贵重的宝石首饰。大多数男人庄严地穿着深色的衣服，打着黑色的领带，有些人还穿了呢料大礼服。只有那些见惯大场面的人，其中包括乌尔比诺医生，才穿便服。每个座位上都有一张法文菜单，上面印着烫金图案。
奥利贝利亚夫人慑于热浪袭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要求客人们宽衣就餐，但是谁都不敢带这个头。大主教提醒乌尔比诺医生，这次午宴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午宴：自从国家独立以来，这是曾把国家淹没在血泊中的内战双方第一次愈合了伤口，消除了仇恨，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用餐。主教的这一思想，正好同自由党人特别是青年自由党人的热望相吻合，他们在保守党独揽大权四十五年之后，终于选出了他们党的总统。乌尔比诺医生不同意大主教的观点。他认为自由党总统和保守党没有什么两样，只是自由党总统更不讲究穿着罢了。然而，他不想使大主教不悦。他本来就想告诉大主教，大家之所以来出席午宴，是由于那位出身名门的医生的光辉成就，而不是象他想的那样。的确，医生的高贵的门第和伟大功绩是凌驾于政治风云和内战恐怖之上的。所以那次午宴没有一个人缺席。
暴雨象突然开始那样又突然停息了，太阳立即在万里无云的晴空烈火一般地照耀着大地。但是大风是如此猛烈，以致把一些树连根拔起，积水把院子变成了沼泽。这次大灾难也冲击了厨房，在房子后面露天里用砖砌了几个柴火灶，厨师几乎没有来得及把钥搬到避雨的地方。他们好不容易急急忙忙地挤入已经进满水的厨房，又在后面走廊里临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