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录校厮劳鼍Т�2938户,遗下的孤儿寡崽4737人,外出逃生的农民4737人。最为惨绝、目不妨睹的是出现了人吃人的事件,杀人而食者达16起,吃死人的事件就更多了,无法统计。这场祸及全县农村的大灾难,史所罕见,骇人听闻。
“湄潭事件”前,全县农村经过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兵团作战、大办食堂等的反复折腾,早已民力疲惫,财力、物力空虚,几乎山穷水尽了。许多生产队除集体饲养的几头耕牛外,其它六畜濒临绝迹,森林严惩被毁,广大农民的吃饭问题面临绝境。1959年粮食只收了3。22亿斤,比上年减少32。6%,其它农作物减产更为严重。然而,1958年大跃进中膨胀起来的浮夸风,不但未止息,反而变本加厉了。当时,湄潭县委主要负责人把全县粮食总产定为8.46亿斤,虚报5亿多斤。为了兑现8亿多斤总产,一场骇人听闻的反对瞒产私分和反盗窃运动的斗争,就在全县展开了。
1959年11月,湄潭县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布置开展反瞒产运动。会上首先动员号召各公社、管理区、生产大队和小队干部自报粮食产量。报得多的就表扬,准其先回家;报得少的就是瞒产,瞒产就是“反革命”,不准回家,必须重新报“实”产量。会上穷追硬逼,气氛十分紧张,一直要等报的产量与县领导事先框套的数字基本吻合才放过关。树为“红旗书记”的绥阳公社××,开始就称反出瞒产1200万公斤,县领导派出专车将该社开会的干部送回公社。回社后就布置假现场,先在粮食下面堆满乱草、桔杆、糠壳、石头等,上面从国仓中运去粮食盖起来,让人参观。1959年12月初,湄潭县先后组织数千基层干部到该社参观学习,由该社领导进行经验介绍,又让该社事先训练好的10名反瞒产“标兵”到全县各公社介绍反瞒产经验,大造声势。12月底,遵义地委又亲自在该社主持召开全地区反瞒产现场会议,介绍经验参观假现场。各公社回去后如法炮制,立即行动,在全县农村搞开了反瞒产私分的斗争。
全县农村停粮断炊以后,普遍浮肿,走路拄棍棒,东倒西歪。一些农民开始纷纷逃荒活命,更多的农民到处剥树皮、挖野菜来填肚子,时间长了就不行了,饿得连家门口都迈不出去,只有在家等死。1960年元、二月份死人最多,全县每天都有上千人死亡,许多农民全家死绝,床上地上摆满死尸。整个农村哀鸿遍野,饿孚满地,实在使人惨不忍睹,耳不忍闻,视者落泪,闻者伤心。
情况如此严重,并没有引起上级的重视,仍然一股劲地反瞒产,捉“鬼”拿粮,大喊大叫要坚决打退“资本主义”的猖狂进攻,彻底粉碎“富裕农民”的瞒产私分活动,把生产队干部当作集体瞒产私分的头子而横加折磨。各地成立搜查队、打虎队,闯进农民家里翻箱倒柜,没收财物。凡是能吃的东西全部收光,硬把群众置于死地,有的群众反抗,就遭毒打,有的被伤致残,有的被活活打死。
有的农民不堪忍受饥饿之苦,到饭店抢饭吃,有的拦路抢东西吃,甚至偷宰耕牛,盗窃国家粮食。县委主要负责人不调查这一时期偷盗的原因,反而开展反盗窃运动。1960年元月,县里召开有关干部会议,布置反盗窃运动,开展大搜大捕,凡是平时犯有小偷小摸的人通通抓起来。在凤冈、余庆和义泉设立关押点,成立临时法庭,就地宣判,并采取先捕后批准,先出布告后判刑,判处10年以内徒刑由公社批准等违法行为。在下面设立“劳改队”、“教养队”,抓来的群众,白天由民兵持枪监督劳动,晚上开会斗争,一斗就动刑。被非法关押的群众达2794人(经批准的有65人),关死的就达200余人。这些被关押的群众,除极少数是惯偷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基本群众。在这场反瞒产、反盗窃运动中,动用的酷刑有:“割手指、缝嘴巴、用铁丝穿耳朵和脚后跟、点天灯、猴子搬桩、吊鸭儿浮水,拖死猪、火钳烧红烙嘴巴、枪毙活埋等等。实在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在开展反瞒产的同时,又从农村抽调10万民工(实际集中7万民工)大垦万亩茶园,万亩果园,大修万头养猪场,大修水利,大修街道,拆毁大量民房等建筑设施,使许多人无家可归,民工体力消耗大,又吃不饱,在工地上拖死的不少。为了凑足10万民工,有的农民拿点树皮野菜,拄起棒棒上工地,还未走拢就倒在路边死了。就是到了这种时候,许多群众对我们的党和政府并没有完全绝望,他们说:“这些事情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定不知道,要是知道了,是不会放过这几爷子的”。有的农民临死前还在念叨:“毛主席,你老人家赶快派人下来打救我们吧!”
1960年元月,贵州省副省长吴实同志到遵义地区视察工作,发现沿途一带情况严重,在桐梓县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吴实同志骂开了:“先不要说的原则,你们多少有点良心没有,人都饿死了,你们还不安排生活,还在反瞒产。”各县根据吴实同志的指示,先后开仓发粮,停止了事态的发展。而湄潭县委主要负责人却一直顶着,并对地委表态说:“湄潭没有死人”仍不发粮食。遵义地委副书记×××忍不住了,对湄潭县说:“你们县要赶快采取措施,开仓发粮”,县委主要负责人又顶了回去,并说:“情况不是那么严重,不会出死人事件,妖风刮到我们县委头上来了,我是不怕的,十二级台风也刮不倒我。”他这一顶,湄潭县多死了几万人。
事件中,县委主要负责人加强了邮政通信检查,凡是向上级反映情况或控告的材料,都被卡下来,把消息封锁得死死的。县委第一书记个人就扣住51封信件,两封未具名的交公安机关侦察。凡是反映情况的人都受到各种打击迫害。1960年4月,省、地委派出工作组到湄潭调查,县里继续捂盖子。绥阳公社党委负责人重抄故技,以保护首长为名,把群众赶上山去不与工作组接触,又把严重病号和孤儿集中关起来,在一间烤烟房里就关死36人,又组织人力把尸体丢在土坑消洞里。该社背后两个大消洞里面,丢了几百具尸体,还有还未断气就往里面扔,扔下去还哇哇地叫,群众把这个消洞叫“万人坑”。
据统计,在这场反瞒产、反盗窃运动中,全县被活活打死的群众1324人,打伤致残的175人,关押死的200余人,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工作籍、撤销一切职务的1680人。
960年4月,“湄潭事件”暴露后,省、地委派出工作组,采取紧急措施全力抢救,做了大量工作:
一是开仓发粮,安排群众生活。粮仓一开,农村死亡基本停下来了。当政府开仓发粮的消息一传开,许多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说:“老天爷睁眼了!我们有救了!”
二是抢救病号。全县成立临时医院250个,每个管理区至少一个,大的管理区2至3个,住院病号6300余人,勉强治疗,采取营养、药物等方法医治,完全康复后出院。
三是收养孤儿。全县成立23所孤儿院,每个公社至少1所,把4735名孤儿集中在孤儿院抚养。
“湄潭事件”揭开后,为了平息民愤,挽回影响。省、地委工作组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材料,最后对“湄潭事件”作出了结论。查明公社党委被坏分子掌握领导权的6个,占公社总数的33。3%;管理区党总支腐烂的31个,组织不纯的51个,共82个,占管理区总数的60。3%;犯有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在职干部377人等等。公社和管理区是当时县以下的两级主要政权组织,却烂掉了50%以上,情况当然是严重的。工作组向地委写出报告,提出八条处理意见。有了结论和处理意见,紧接着就号召全县干部和群众揭“湄潭事件”的盖子,开展“新三反”,不久又搞开了“整风整社”。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
1960年6月,原县委第一书记×××被定为蜕化变质分子,依法逮捕判刑,公社领导也抓了几个。县里组织了庞大的专案队伍,把有问题的几百名干部集中审查定性办集训班。于1960年8月,公开枪决了副县长兼绥阳公社党委书记××(1983年3月平反);另外,还枪决了兴隆公社中华管理区大支书×××。后来人越抓越多,在“整风整社”中,一次会议就抓了30几个干部。在这场斗争中,又处分了大批干部。
围绕“湄潭事件”进行的“新三反”、“整风整社”运动,本来是为了总结教训,平息民愤,挽回影响,调整党群关系。而实际上是以“左”反“左”,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把事态重新扩大,并没有找出造成“湄潭事件”的真正原因,接受沉痛教训。而是把事件的全部责任一锅端给下面,让你吃不完篼起来。这种以“左”反“左”的作法,只能是抱薪救火,错上加错。
贵州的湄潭事件比河南的信阳事件早揭露半年,两地相差一两千公里,而发生的情况极为相似,可见大一统的极权制度有何等威力!
1960年6月,在饿死了近一半人口的江口县(属铜仁地区),农民群起暴动。带头的有几个是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但农民手无寸铁,很快被镇压下去。擅自开仓放粮的县长饮弹自杀。这就是江口事件。此事待档案开放后核实。
在贵州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周林并没有向中央封锁消息,他向上报告了灾情,但还是缩小了严重程度。1961年后,周林对贵州的大饥荒做了不少挽救的工作,也对“遵义、金沙、湄潭事件”做过多次检讨。在农村,他按照中央的新政策,恢复了农民的自留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贵州省委还宣布荒山荒地谁种谁收,三年免征公粮。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更加放宽,恢复了少数民族自制传统服饰所需的“蓝靛土”、“姑娘田”、麻园等。贵州省委甚至把城镇原属于个人或集体所有制的小商店、小作坊、归还给个人和集体,一时贵州省大小城镇中,处处出现前门设店,后场设场的“夫妻老婆店”和小作坊。
周林在大跃进中的极左行为和造成的恶果,加上纠正左倾中的“右”为他带来了灾难。在“四清”中他成了斗争对象。
第十三章 各省饥荒纵览
一、十一省以外情况
本书前面十二章介绍了十一个省和城市的情况。这十一个省是我一一考察过、并阅读过档案资料的。还有一些省份我没有专门考察,却通过各种渠道得到了一些资料。对这些资料,这里作一些介绍。
1,黑色的贵州
在大跃进及以后的几年,贵州省是非正常死亡率比较高的一个省。据公开出版物《中国人口·贵州分册》的数据计算,1959年贵州省共有1700万人口,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口90万,全省平均非正常死亡率为53‰,此外还少生的120万人。这是按官方数据算的,实际情况可能还要严重得多,有人说大饥荒期间贵州省饿死人150万,但无从查证。曹树基用他的方法算出贵州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174.6万人。
2002年12月,我应邀到云南玉溪抚仙湖一个经济论坛作演讲。会后我到云省档案馆查了几天档案。之后,我乘火车到贵阳,计划用几天时间专门查阅贵州档案。新华社贵州分社的朋友很支持我,除了我带的介绍信以外,分社又为我开具了一个用词更为恳切的介绍信。经省委办公厅同意,我到贵州省档案馆查阅目录。不到一天时间,我就查到了我所需要看的案卷目录:目录号都是3,案卷号在括弧内:
1957年,各地农村大辩论报告(1521);
1958年12月,周林同志在省委一届八次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691);
1958年2月,省委一次会议向中央的报告(1684);
1958,安顺、黔南关于粮食问题的处理意见和报告(1758);
1958,铜仁、黔南关于灾情工作的意见(1761);
1958,各地、州委关于大办钢铁铜的意见报告(1786);
1958,遵义、安顺关于灾情等工作的意见(1762);
1958,中央、省委关于平息叛乱的报告(1754);
1959,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的情况报告(1856);
1959,省委三级干部会议及批几位同志的右倾(1870);
1959,省委批转吴肃等同志有关农村工作的报告(1964);
1959,各地、州关于发生疾病及防止、治疗情况的报告(1970);
1959,各地、州委关于粮食工作、粮食调运工作的请示报告(2034);
1960,周林同志在四级干部会上的报告(2081);
1960,四级干部会议简报(2082,2083);
1960,省委书记处遵义会议记录,贵州人口变化统计(2118);
1960,关于“共产风”的表现和危害(2123);
1960,中央检查团赵方等人的报告(2125);
1960,省监委关于反右倾整风运动的意见(2159);
1960,遵义地区饥荒情况(2167);
1960,各地、州农村饥荒情况(2169);
1960,公安厅关于各地治安情况的报告(2209);
1960,公安厅关于几个地区干部违法乱纪情况的报告(2215);
1960,省工会关于劳逸结合、安排群众生活的报告(2251);
1961,各地关于病情和防治疾病的报告(2423);
1961,遵义地区粮食包产到户的情况报告(2452);
1961,安顺、毕节等地食油、粮食问题的批复(2503);
1961,张才书、杜仲文等人反映“五风”情况(2517);
1962,公安厅关于各地治安情况报告(2616);
1962,1960、1961、1962年上半年人口统计(2617)。
我将以上内容填好贵州省档案馆的“利用者档案资料调卷申请单”,交给调档的负责人。没想到,她看了我写的内容以后,不敢做主,说要请示领导。请示后,馆长答复,查这类档案要省委廖副秘书长签字。廖副秘书长在省委大院里的常委办公处值班。省委大门有岗哨,常委小院还有一道岗哨。新华社贵州分社这位朋友很热情,经多方周折,他把我领进了常委办公处。廖副秘书长四十来岁,显得精明强干,他很热情地让我座下让茶。但他说,你要看的这些内容我也作不了主,要请示秘书长,秘书长就在楼上,我立即去找他。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