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派来反瞒产的工作组成员。她心平气和地说：“陶铸同志呀！我也到了农村，看过许许多多农民的家，粮食是有的，但没有那么多。反瞒产是反不出粮食来的。”陶铸同志当场批评了她，说她是不是右了一点。
1月11日，在东莞县反瞒产大会上，基于强大的政治压力，基层干部承认“隐瞒”了2000多万公斤粮食。县委誓言要追出7500万公斤到1亿公斤粮食。陶铸警告大家：“保证三餐干饭吃到底，全部粮食集中到公社，任何人不能保存粮食。”他写信给省委，宣布了他的调查结果：粮食反瞒产的矛头，要对准原来的小队干部打埋伏，而不在于反浪费和节约。
1959年2月25日的《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陶铸的这篇调查报告。在这篇调查报告中，陶铸把公社的种种问题，归结为最重要的一条，即集中统一和本位主义的矛盾。所谓本位主义，就是生产大队隐瞒和动用了由公社统一管理的粮食和资金。有个隐瞒了粮食的生产队解释，他们这么做，是为了确保供给制突然结束时，生产队仍有必需的口粮。陶铸断言被隐瞒的资金，大概占人民公社总投资的四分之一。他在虎门开了一个星期会，从农民的米缸里，真正挖走了558万公斤粮食和1。2万元资金。
与此同时，在省委的统一部署下，赵紫阳率领另一支工作队，到位于雷州半岛最南端的雷南县调查。1月23日，雷南县召开4000名干部的大会。赵紫阳认定，雷南有严重的瞒产问题，必须紧急动员起来，开展反瞒产运动。自动坦白的干部可以保留粮食，用来改善食堂伙食，不坦白的不准回家。
接着，赵紫阳在雷南县召开全省电话会议，把反瞒产运动，扩大到全省各地。他估计全省有25亿至30亿公斤隐瞒的粮食，几乎是1958年公布粮食产量的10％。1月25日，他指责全省多数基层干部都卷入了瞒产活动。 一场反瞒产斗争，骤然爆发了。
形形色色的辩论会、斗争会、大字报，有如狂暴的南海台风，铺天盖地而来。雷南县7个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被迫承认参与瞒产。在被指控参与瞒产的基层干部中，一人自杀，一人自杀未遂，6人被拘捕，2人被监禁，109人被撤职，大约有50％的基层干部，受到不同形式的批判和处分。
反瞒产所到之处，风云变色。有些地方，基层干部不报瞒产，就不准回家过年；有些地方，逐家逐户搜查粮食，把农民往年的旧粮，也作为瞒产没收；有些地方，连农民家一罐半罐黄豆、花生、芝麻、菜种也搜刮一空。
雷南的反瞒产运动大有斩获。不仅查出了7000万斤粮食，还取得了解决农村粮食问题的经验。1959年1月27日，赵紫阳给省委送上了一份报告。报告说：“自去年12月中旬以来，粮食问题已经成为农村舆论的中心。雷南县去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不正常的现象。为此全县召开了一系列干部会议。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7000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召开以县为单位的生产队长、分队长以上的干部大会，是解决粮食问题最主要、最好的形式。”赵紫阳在这个报告中介绍了作法：要把普遍系统深入的思想发动、阶级教育同个别突破、个别交待粮食情况相结合。要反复交待粮食政策和对瞒产干部的政策。坦白交待，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给予处分，甚至法办。
1959年1月31日，中共广东省委转发赵紫阳的报告批语说：“许多地方的事实证明，去年粮食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好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完成粮食外调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
1959年2月22日，中共中央转批了赵紫阳这个报告。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按语中写道：
赵紫阳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及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响春耕和1959年大跃进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各地县凡是对于这个问题尚未正确解决的，必须立即动手按照赵紫阳同志在在雷南县所采用的政策和方法，迅速予以解决。
其实，陶铸在《人民日报》上发的文章，赵紫阳给省委的信，都和实际情况相差十万八千里。1959年广东的粮食总产量只有177。58亿斤，比1958年减产15。71％。1960年将仍然是一个减产之年。由于连年减产，征购任务居高不下，农民实际比常年减少了61。250亿斤粮食，等于他们8个月的口粮； 再加上公共食堂造成严重浪费，能够留给农民活命的粮食，已经见底了。农村人口，普遍一个月吃不到10公斤原粮，不少地方，一人一天只有三四两米。肉、油基本绝迹，青菜也非常罕见。到了月底，饿昏了头的人，靠吃蕉头、蕉渣、禾秆、鸡糠饼、木瓜心、番薯藤，维持着奄奄一息的生命，一些饥不择食的人甚至吃起观音土。省委派到四会县搞瞒产私分的干部汇报说，他们到了农村，看了农民的米缸，米缸是空的，没有一粒米。老农诉苦说，米都集中到公共食堂去了，连给婴儿煮糊糊的米都没有。有个工作人员，在一户农家看见热气蒸腾的锅，便急忙跑上前去，想看看锅里煮的是什么，一看，锅里煮的是野菜。
农村已无粮可购，城镇的粮食供应四面告急。省政府的应急措施是：把口粮、食肉、食油，一降再降。 1960年初，许多地方已降至一人一月只有9～9。5公斤米，3两糠油。粮食、薯类、猪肉、家禽、食油、鱼等，已从市场上销声匿迹，货架上空空如也。偶一出现，便引起疯狂的抢购，价格贵得惊人。在韶关，一公斤高价猪肉卖20多元（当时的计划价格每仅斤只有1元），一公斤南瓜也卖到 2元多，用米糠做的小糠饼，4～5分钱一只，人们买回来当饭吃。价格是1957年的10多倍。
4月20日，省民政厅一份报告指出，全省水肿病人，已从上旬的43181人， 激增到127821人，增加两倍。这是骇人听闻的数字。从中山、灵山、合浦、从化、新兴、梅县、潮阳、清远、儋县、东方、乐东等县，传来一片噩耗。据省农业办公室对部分地区的“极不完全统计”，全省有80多万水肿病人。另外还有子宫下垂、闭经、干瘦病等，成了比伤风感冒流行得还快的病症。阳山县的非正常死亡比例，占总人口的4。02％。高要县有的生产大队的死亡率高达13％。
陶铸不是撞到南墙不回头的人。1959年3－4月间，省委召开了专门会议。根据各地汇报和掌握的材料，终于得出结论：1958年的粮食产量，并没有原来报告的那样多。省委分析说，一是头脑发热，报产报高了。根据报产而制定的征购粮食的计划不符合实际。因此，购了过头粮。其次，农民集中到食堂吃饭，浪费了不少口粮。第三，提倡一日三餐干饭，敞开肚皮吃饱，造成了大量浪费。省委给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向农民让步，停止反瞒产。5月6日，省委发出《关于立即全面检查和采取有效措施消灭和遏止水肿病的紧急指示》，撤换了发病率和非正常死亡率最高的那几个县的领导。
不久，陶铸到潮安，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说：“我来潮安是向全县人民做检讨的。我头脑发热，使群众饿了肚子，干部受了委屈。我们要共同吸取教训。今后，不要再搞浮夸，要靠实事求是吃饭。”在省委召开的另一次会议上，陶铸特地走到袁溥之面前，诚恳地道歉：“袁大姐，在东莞反瞒产，我没有听取你的意见，还说你是不是右了一点。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向你赔礼、道歉！”
但是，道歉不能补偿农民遭受的苦难。大跃进和反瞒产私分给广东造成了严重的损失。1957年全省粮食总产量1007。15万吨。1958年下降到975。55万吨，1959年为830。35万吨。1960年为814。05万吨。1960年，全省农业产值倒退到1953年的水平，居民消费水平倒退到50年代初期的水平。1960年的死亡率比1957年增加了7个百分点。
饿死人以后只追究农村基层干部的责任，并没有改变造成饥饿的政策和制度，所以，饥饿还在发展。
据历史资料记载，直到1962年3月10日，东莞县生活安排不下去的公社，还有9个之多。有些地方已经断粮，沙田公社有81户，234人断粮；望牛墩公社更惨，从3月开始已基本无口粮的有1096户，2227人。据揭阳、潮阳、普宁、惠来、大埔、海丰、梅县、五华等8个县的不完全统计， 当时已经断粮的有9468户，外出行乞、逃荒的有731人，出卖家具的有2463宗，卖小孩的25宗，自杀的一宗。
据广州市和93个县的官方统计，1962年4月，有35834人患上水肿病，64461患上干瘦病。仅广州市和汕头、肇庆专区， 3月份患水肿、干瘦病的共63839人， 比2月份增加20。4％； 海丰县4月上旬的水肿、干瘦病人有5553人，比3月份增加了2000多人。
本书“大饥荒年代中国的人口损失”一章，用《中国人口．广东分册》中提供的数据计算结果，在大饥荒年代，广东省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8万人，因饥饿而少出生人口157万人。曹树基教授用他的历史地理方法计算的结果是，从1959年到1961年，广东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65．7万人。
二、罗定事件
1998年，我的朋友、广东人民出版社何天静先生得知我在研究大饥荒，就对我说：广东有个罗定事件，你要研究大饥荒，必须了解罗定的情况。何天静是罗定人，发生罗定事件时他在上高中。当时他在郁南县看到一个法院的布告，一个老太婆把孙子的屁股割下来煮了吃了被判死刑。何天静的伯父到处找稻糠吃，吃进去拉不出来，几天就死了。何天静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看到，每隔一两百米就有一两个水肿病人趴在路边等死。新东公社整个村子不见人，都死了。不过这些都是小村子，几户或十来户人家。
何天静说，罗定饿死人的情况引起了上面的重视。到1960年9月就开始采取措施。供应粮食，使食堂恢复起伙；对水肿病人以公社或大队进行集中治疗；孤儿以公社为单位集中起来，成立孤儿院。对罗定县和有关公社的领导干部时行了行政和刑事处分。何天静说：在广州的黄显标比较了解情况，他建议我采访黄显标。
1999年4月28日，经何天静介绍，我采访了黄显标。黄显标，罗定人。广东省监察厅监察专员。他一见我就说：“我不想谈这些了。学得文武艺，卖给帝王家。拿它的工资就不再揭它的短了。”我听出他说的是牢骚话，他良知未泯，还是谈了一些情况。
首先是反瞒产，逼着干部多报产量。把干部集中起来报产量，不说多不让回家，逼着干部说假话，虚报粮食产量。反瞒产和反右倾结合起来，不多报就是右倾。新惠县委书记党向明没有多报产量受批判：“新惠是粮仓，单季不超千斤，别的地方怎么办？”虚报，浮夸，造成粮食多得不得了的假象。
接着是1958年大吃大喝，大炼钢铁。当时的口号：“鼓足干劲搞生产，放开肚皮吃饱饭。”广东省全省一天三顿干饭吃了三个月，是在公共食堂吃的，连吃带浪费。有人问这么个吃法够不够，就要受批判。
到1959年初就没有粮食了。
1958年叫罗南县（罗定和郁南合并的），饿死人最多的是郁南。其中4个公社最为严重：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千官公社、桂墟公社和平台公社。其中又以千官为最。山区饿死人最多。有的人皮包骨，不敢看，有的人浮肿。有的全家死光。走不动，一般都是死在家里。有的趴在路边等死。我们生产队长全家都死光了。有的整个村子都死光了（南方村子小）。
发现死人后开始抢救。大人饿死了，留下不少孤儿，民政局收容的孤儿建立孤儿院有几栋楼。对将死未死的人集中治疗，调粮食吃稀饭。集中起来后，稀饭吃得太多了，又撑死了一批。
省委书记陶铸下命令：非正常死亡的人不能超过一定的比例。这实际是让下面在统计饿死人数字时要控制。
事后，罗南县委书记傅正时被判死刑，但没有执行。1980年代平反后当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党委书记陈文被判无期徒刑。罗定事件后重新核实田亩，减轻负担。周恩来给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发了慰问电报。
毛主席在7000人大会上提到了罗定。
蔡廷楷是罗定人。据说是他最先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但《蔡廷楷传》里没有记述。
黄显标不愿详谈，第二天从广东省资料馆里看到不少关于罗定事件的历史资料：
据中共江门地委书记张进齐1960年9月20日向地委的报告，从1960年1月到8月20日止，占全县一半左右的公社，约27万人的地区，发生了极其严重的不正常的水肿、瘦弱死亡情况。据全县1－8月统计，死亡达17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62％，其中纯水肿死亡的3436人，水肿加其它疾病死亡的3918人，其它病死亡的10052人。在死亡人数中，劳动力6223人，占死亡人数的35。9％。最严重的地区是原郁南县桂圩、平台、建城、千官、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泗纶6个公社，共死亡8566人，占总人口的4。6％。桂圩公社死亡率达6。92％，建城公社为6。49％。另外还有因瘦弱不能劳动的有3万多人，身体健康受到不同程度影响的有20万人左右。从发生时间上看，这6个公社1月死亡711人，2月死亡932人，3月死亡1162人，4月死亡1623人，5月死亡1027人，6月死亡884人，7月死亡607人，8月1日到15日死亡301人。
桂圩公社是非正常死亡较多的一个公社，据地委调查组调查，这个公社1960年1月到8月死亡1278人，其中劳动力589人，占死亡人数的45％，占劳动力总数的5。6％。在全公社的129个生产队中，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是：15％以上一个，12％以上9个，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