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河南》。其它栏的数字是本书作者用上四项数据计算出来的。
注：表11中的计算有两点说明：一，《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中产量是原粮，征购和销售是贸易粮，为了便于计算，将原粮数换算成贸易粮（原粮数除以1。15即是）。二，此表中的（产量－征购＋销售），即为当年河南省的粮食净拥有数。但是，《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中产量是生产年度（当年1月－12月），征购和销售是粮食年度（当年7月1日到次年6月30日）。例如，1958年粮食产量244。35亿斤（贸易粮），是当年夏收和秋收之和。而1958－1959粮食年度，所对应的产量是1958年的秋收与1959年夏收之和。所以，表中计算出来的河南省各年粮食净拥有量是一个近似数。差别是，计算中用下一年的夏收代替上一年的夏收。由于夏收在总产量的比重比秋收要小，所以误差不是很大。表中“净拥有”等于“产量”减去“征购”再加上“销售”。在省里“净拥有”的粮食中包括工业用粮、饲料、种子，城乡居民的口粮。
本书其安各省的粮食表格都同此注，不再另注。
1958年，河南省粮食产量实际只有281亿斤（粮食部这个数字也是偏大），却浮夸到702亿斤。1959年河南有旱灾，粮食产量下降到217。6亿斤，又浮夸到450亿斤。高估产的后果是高征购，1958年全国粮食征购比1957年增长22。23％，河南则增加了56％，达到99。79亿斤！征购量占实际产量的40。84％。1959年征购67。65亿斤，占当年实际产量的35。75％，此外公社还征了5。5亿斤自筹粮和周转粮。农民被迫把种子、饲料、口粮都交了征购任务。因此，秋收后不久就发生粮荒。而吴芝圃不相信农民没有粮食，认为生产队干部受富裕中农的影响隐瞒了产量，私分了粮食，认为“粮食问题是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在全省大搞“以反瞒产私分为中心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挨户搜查，拆屋掘地，批斗干部，致使大量干部群众被摧残致死。前面介绍的信阳地区血腥地反瞒产私分情况，仅是河南省的一个局部。
4、“大跃进”花样翻新
在兴修水利的工地上，先搞“车子化”，即用手推车代替肩挑；为了让车子推得更快，又要求在车子轴上安滚珠轴承，实现“轴承化”。轴承是一种精度很高、用硬度很高的合金钢制造的机器零件，一般工厂是没有条件生产的。而河南省要求农民自己做。仅商丘地区投入人员达100万，“户户是工厂，家家叮当响”。当然，这样用手敲出的轴承是不能用的。即使这样，“轴承化”的经验在《人民日报》的鼓动下在全国迅速推广。种红薯与土地深翻是另一个热点，河南省在长葛县召开红薯生产现场会，要求全省种红薯2500万亩，深翻土地1。5尺，每亩施肥3万到5万斤。7月27日，农业部在长葛县召开全国深翻土地改良土壤现场会。吴芝圃吹嘘全省深翻土地8000万亩，每亩施肥5万斤。7月到9月，每天有3000人参观嵖岈山，而参加各种各样现场会的人更是川流不息。8月底，河南以全国最高速度实现人民公社化。全省原有的38473个农业社已合并成1355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达7200户，入社农户已占总农户的95％。商城县人民公社的规模达2万户，7月20日，在城关镇召开成立大会，有10万人参加，除了国内多家新闻单位以外，还邀请了外国记者。苏联驻华使馆官员也应邀到会。会后，《人民日报》、《河南日报》作了显著报道，国务院还为此发了奖状。
公社普遍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实行“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把黑夜当白天，把月亮当太阳，白天红旗招展，夜间遍地明灯”，吴芝圃得意地说：“这不是上层建筑的大跃进吗？”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大办工业、大办共产主义新村…，这些“大办”的资金和材料都是靠“一平二调三收款”得到的，即靠无偿剥夺农民得到的。连各家做饭的铁锅也集中起来化成铁块上交了大办钢铁的任务，上千年的银杏树也砍了当作小高炉的燃料。而这些“大办”都是搞大兵团作战，“白天一片红（旗），晚上一片灯”，瞎指挥，强迫命令，稍有不听话的就捆、绑、吊、打，受摧残的人不计其数。1958年10月20日，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一份群众来信反映干部吊打社员逼人致死的情况，这封信经毛泽东批示后，中共长葛县监委调查结果是：据不完全统计，这个公社的第一管理区从1958年8月初到10月20日止，被打人员共122人，捆绑吊打的刑具有板凳、杆面棍、白拉条、湿皮绳、皮带等10多种；还有多种形式的罚跪：顶案板、头顶灯、跪砖头、跪砖头蛋、跪小板凳、站桌子等；大会斗争有多种形式：推、扒、拳打脚踢、抓头发、抬起墩、灭灯黑地里乱打，等，有人被逼上吊自杀。
河南省大炼钢铁也走在各省前面。1958年3月18日，河南召开全省钢铁工业会议，动员钢铁大跃进，提出“县县、乡乡、社社办铁厂”。7月再次召开会议要求“全省年产钢30万吨，铁150。9万吨”。9月又召开大会传达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确定“苦战三个月，提前和超额完成钢铁生产计划”。9月12日，《河南日报》号召“苦战四昼夜，日产万吨铁”。9月15《河南日报》宣布全省日产生铁千吨以上的县有8个，禹县高达4，396吨。9月17日《人民日报》发出社论《祝河南大捷》，称河南土高炉日产生 铁1。8万吨，放了“卫星”。10月上旬，省委召开钢铁生产紧急会议，提出“大放钢铁卫星”、“钢铁元帅升帐”。吴芝圃宣称，全省有577万人投入大炼钢铁，各种冶炼炉22万余座。10月11日冶金部在商城召开全国土法炼钢会议，推广「鸡窝炉」土法炒钢法。顿时，河南成了大跃进的革命圣地，参观者人山人海。
由于征调农民去“全民炼钢”、“大办工业”、“大办水利”，1958年秋季收获时全省有一半粮食毁弃在地里未收入仓。
由于河南农民劳力大量转移到水利工地，进入城镇地方工业企业，后来又炼焦炼钢，劳力十分缺乏，妇女大批走向第一线，家务劳动没人干。于是，公社办起食堂、幼儿园，搞什么“家务劳动社会化”。吴芝圃在《中国青年》9月号上发表题为《论人民公社》的文章，认为河南将乡政府与公社合一，与当年巴黎公社是相同的，即马克思主张的将经济组织和国家政权融为一体。
河南成了全国的“先进省”以后，河南一些人也“牛”起来了，对中央各部委来的人也看不上眼。工业部副部长高扬到河南禹县对小高炉炼铁的质量提出了意见，县委书记向省委报告，说高扬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吴芝圃让县里当场批判高扬，材料转到北京，高扬回北京以后也受到批评。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到河南省看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标语，提出了不同意见，也在河南挨了批判，回北京后又挨批评。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组织联合调查组，教师带领150名学生到了河南。他们看到了一些实际情况，搞了一个《问题汇编》，这个材料后来被说成是为彭德怀提供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型炮弹，负责这件事的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被迫自杀。
河南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刮起了一场强劲的“共产风”。省委的报告却自豪地介绍，一些公社已经“宣布了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产品由国家统一调拨使用，上交利润、生产开支、社员消费均由国家统一确定”。吴芝圃说，公社“不但普遍实行了军事化，而且普遍实行了半供给制，社员把个人私有生产资料或其他财产自动交给公家”。猪羊鸡鸭归公社，大蒜、萝卜、白菜也归公社。“共产风”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集中了生产资料，而且进一步剥夺、集中了农民手中仅存的生活资料。公共食堂的建立，一度宣传为是吃饭不要钱的天堂，而恰恰是集中管理农民的口粮，剥夺了农民自己拿饭碗的权利。
农村的风刮到城里，城市也纷纷建立公社、大兴基建、大办工业。1958年全省基建投入16。04亿元（当年财政收入仅14。16亿元），吴芝圃高兴地说：“截至8月底，全省新建和扩建各种厂矿378000多个。”这一年全省增加全民所有制职工129万人，职工总数超过1957年一倍多。城市经济急剧膨胀，比例严重失调，加剧了粮食紧张。城市的共产风也将市民的私人房产收归集体所有。
1959年4月，在全国一度对1958年狂热进行反思，河南也对1959年计划指标进行调整，钢由80万吨调为22万吨，生铁由150万吨调为80万吨，粮食由500亿公斤调整为325亿公斤，基建投资由18。6亿元调整为13。6亿元。可是调整后的指标依然高不可攀，年终落实产量，钢只有5。14万吨，生铁69万吨，粮食只有97亿公斤。基建投资竟然仍按原计划，强行完成18亿。但是吴芝圃并不正视1959年的实情，在12月中下旬的计划会议上，要求1960年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持续跃进，工农业总产值比1959年增长55。7％，粮食270亿公斤，钢铁达到150万吨。持续几年的左倾蛮干，河南工农业、城乡供需关系、财政金融、人民生活日趋紧张，农村问题已非常严重。可是，吴芝圃仍然要高举“三面红旗”。1960年2月4日至19日，省委第十五次全会和全省五级干部会议召开，吴芝圃作了《为实现1960年的持续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继续反右倾，进一步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河南大跃进至此达到顶点。
河南办出了全国第一家人民公社，第一家公共食堂，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吴芝圃等受宠若惊，进一步在公共食堂方面大动脑筋，1959年2月开始，全省大搞食堂炊具半机械化。据说改革炊具32种，如跃进火炉、洗菜机、切菜机、跃进磨、面条机等。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乡村木工做的，只供参观不能用。1959年庐山会议前，河南省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向毛泽东汇报过，毛泽东听了很感兴趣。点名让史向生参加庐山会议，并把改革的炊具带上庐山。于是，省城安排妇联主任王衡具体负责，装了许多箱子送上了庐山。庐山会议前期，由于发言中批评“五风”的多，没有打开炊具机械。毛泽东7月23发表了批判彭德怀的讲话以后，就在庐山开箱展览了，妇联主任冒充炊事员担任讲解员。后来毛泽东知道这些炊具不能用，食堂机械化是假的，毛说上了史向生的当。
面对农村的严峻现实，一些农民和乡村干部在1959年尝试“包产到户”，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洛阳地委书记王慧智，开封地委书记张申支持支持这些救命措施。秋后的反右倾斗争，这些措施被视为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耿起昌、王慧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批干部受到迫害。王慧智被整得神经失常，他在路上狂奔，要跳洛河，后面人追他，他一边跑一边喊：“吴芝圃来了！”
四、至少饿死三百万
大跃进、公社化、共产风严重破坏了农村生产力，农业生产出现大滑坡。按河南省官方公布数字，1959年农业产值35。55亿元，比1958年下降8。9％，粮食总产量97。45亿公斤，下降22。9％；1960年农业产值再下降11％，粮食产量仅有88。69亿公斤。由于高指标、高征购、高调拨和极大的浪费，乡村粮食储备告罄，农民口粮告罄。乡村中浮肿病、妇女病大量流行，耕畜、家禽也大量死亡（后来统计，全省牲口死亡74万头）。而吴芝圃竟对中央谎称只有5％的群众生活安排不好，坚持不要救灾粮款，征购任务一点不减少。1960年入春，公共食堂一一断粮。吴芝圃在1962年1月给中南局的检查承认：“对河南58年、59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
1959年1月至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连续收到了大量的群众来信，反映河南省东部的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等县发生大量的浮肿病人和死人情况。
1959年1月20日，署名“刘堤圈车站南北的群众”给党中央、国务院的信中说：“春节那天，在夏邑、虞城，田野里挖野菜的遍地是人，所能吃的野菜都吃光了。在两县交界处各村都有人死亡，有的是排队买东西一头栽在地上就死了，有的在田野里挖野菜就倒下死了。2月25日，署名“山东即墨县1220部队全体官兵”的信中反映，河南省的虞城、夏邑农民口粮每天只有4。8两（16进位，相当于10进位的3两），谁要说吃不饱，就要被批判和挨打，说他们是右派。现在群众就像绵羊一样，不敢说话了。
在饿殍遍地的情况下，1960年《河南日报》的元旦社论却以“开门红 春意浓”为题，继续粉饰太平，仍坚持全面跃进。1960年2月，中共河南省委第十五次全会和全省五级干部会议召开，吴芝圃作了《为实现1960年的持续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继续反右倾，进一步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河南“大跃进”至此达到顶点。1960年3月，吴芝圃还向党中央报告说，河南全省人口99％已入食堂，办得好的食堂占总数的66％。两次郑州会议上已对高指标有所批评，谭震林与吴芝圃还继续搞亩产双千斤试验；信阳地区正在饿死人，但在毛泽东视察河南城乡时，吴芝圃却隐瞒不报。这年2月，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慌张地告诉吴芝圃发生死人问题，吴却不采取任何措施，并于4月15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芬兰共产党党代会。干部群众反对路宪文，吴却鼓励他挺起腰来继续干。力图保住信阳所谓的粮食高产、钢铁高产和第一个公社的“先进地位”。因此，死人的事不断扩大，密县、郸城、永城、虞城等县和黄泛区因饥荒、疾病相继出现大量死人的事件。除信阳以外，南阳、许昌两个地区也大量饿死人。南阳地区淅川县，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