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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告中，毛泽东着重批评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指出：“他们不知道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关于人民负担问题，他批评了那种不顾战争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的错误观点，写道：“为了抗日和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人民很知道这种必要性。在公家极端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也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的谅解。”同时，他还批评了另一种错误观点，就是“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他说：“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他总结起来说：“我们党的正确的口号，这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49）
毛泽东特别强调认真做好经济工作在全局中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针对某些人轻视经济工作的态度，毛泽东还指出：“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因此，大批的干部必须从现在的工作或学习的岗位上转到经济工作的岗位上去。而各级党部、政府、军队、学校的主要负责同志必须同时充分地注意经济工作的领导，要调查研究经济工作的内容，负责制订经济工作的计划，配备经济工作的干部，检查经济工作的成效，再不要将此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仅仅委托于供给部门或总务部门就算完事。”（50）
这篇报告同毛泽东后来起草的《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等文章是中共中央领导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工作的基本纲领。
兼任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贺龙在西北局高干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
毛泽东“真正实际解决了边区当前最重大的问题（假若没有饭吃，一切工作都无从说起），他比我们负责领导财经工作的任何同志，更懂得边区情况（因为他有正确的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马列主义经济学在边区的具体运用，是活的马列主义经济学（不是能读《资本论》不懂边币的经济学），他不是夸夸其谈的提出一般的方针与任务，而是对于每个问题都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的确定今后能做应做的事，并详细指出如何实现的办法（开荒、移民、水利、纺织合作社、运盐、调剂劳动力均有极生动模范的例子），他解决了摸索几年的众说纷纭的许多财经问题上的原则问题，实际问题。他明确地指出了边区经济与财政的大道，提高了全体人民的信心。他真正能使我们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去争取抗战胜利。他不仅解决了边区的经济问题财政问题，并且给各个抗日根据地和全国都提供了解决问题辉煌的模范的例子。”（51）
贺龙的这段讲话，恰当地说出了毛泽东领导边区建设、战胜严重经济困难的重大历史贡献，也描述出了他在工作中那种严格尊重客观实际、耐心倾听各种不同意见、在实践中细心观察、对复杂情况从多方面进行分析、经过慎重研究后果断地作出判断、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的优良工作作风。
① 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7月6日。
②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一次会议的发言记录，1939年1月。
③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党代会上的讲话，1939年11月14日。
④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第485、486页。
⑤ 林伯渠：《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的工作报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1月编印，第113页。
⑥ 《谢觉哉日记》（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310页。
⑦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76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85页。
⑨ 《解放日报》，1941年5月8日。
⑩ 刘景范：《回顾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143页。
⑾《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08、809页。
⑿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1年11月10日。
⒀《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1月编印，第242、379页。
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523页。
⒂《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1月编印，第242、379页。
⒃《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18页。
⒄《谢觉哉日记》（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564页。
⒅彭德怀：《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上的讲话》，《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1月编印，第438页。
⒆《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49页。
⒇《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92页。
（21）毛泽东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撰写的发刊词，1939年1月2日。
（22）毛泽东在后方军事系统干部会上的讲话记录，1938年12月8日。
（23）毛泽东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的讲话记录，1939年2月2日。
（24）《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98、299页。
（25）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1年6月8日；8月27日。
（26）毛泽东致周恩来、董必武的电报，1941年3月。
（27）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1年3月5日。
（28）《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76、177，186、187页。
（29）《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76、177，186、187页。
（30）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1年8月6日。
（31）毛泽东致谢觉哉的信，1941年8月6日。
（32）《谢觉哉日记》（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336页。
（33）毛泽东致谢觉哉的信，1941年8月5日。
（34）《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70页。
（35）毛泽东致谢觉哉的信，1941年8月22日。
（36）《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84页。
（37）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1年8月13日。
（38）《谢觉哉日记》（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314页。
（39）《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43、144页。
（40）王恩茂：《南河湾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进》，《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209页。
（4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31页。
（42）《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38、239页。
（43）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502页。
（44）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2年7月29日。
（4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82页。
（46）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2年7月29月。
（47）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499页。
（48）《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09页。
（4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91—894页。
（50）《毛泽东著作选读》（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565、566页。
（51）贺龙：《整财问题报告大纲》，《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307—308页。
第26节整风运动（上）
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开始，毛泽东在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一场长达三年的整风运动。
为什么在抗日战争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要以这样大的力量和这样长的时间来进行这场整风运动呢？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是有着深远的考虑的。
中国共产党在它成立以来的二十多年历史中，经历过巨大的胜利和严重的失败，出现过“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错误，其中给党带来危害最大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分别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错误，但由于没有来得及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党内历次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所以，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存在一些分歧。这些分歧，从根本上说，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具体情况办事，还是主观主义地凭“想当然”或照着某些“本本”办事。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就谈不上党内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去同心同德地夺取胜利。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共产党这时已发展成拥有八十万党员的大党，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抗战以后入党的新党员。毛泽东认为，这些干部，“如不提高一步，就不能掌握将来的新局面”。①
全党范围的整风是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开始的，而它的最初酝酿在六届六中全会后就开始了。为什么要经过这样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呢？因为整风的重要目的是要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克服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的东西。这种思想问题的解决，决不能靠强制的手段，必须使人真正从思想上想通，并且从实际生活中大量成功和失败的事实中得到证明，才能切实奏效。何况王明有着共产国际作为后台，而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有着很高的威信，要消除教条主义的影响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些都需要时间。所以，毛泽东后来解释说：“非经过各种步骤，使大家觉悟成熟不可。”②
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曾明确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他还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③他所说的“一些严重的错误”，其实就是指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
六中全会后，王明口头上也说：“党要团结在毛泽东领导之下”，实际上依然坚持过去的错误。一九四○年三月，王明把他在一九三一年所写、集中反映他的“左”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并且在三版序言中写道：“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对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④这是一个挑战性的行动。应该怎样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这个问题，便更迫切地摆到中共中央面前。
本来，六中全会前，中共中央已曾考虑在准备召开的七大上讨论中国党的历史问题，但共产国际没有同意。王稼祥在六中全会上传达国际的意见时说：国际认为，中共七大要着重于实际问题，主要着重于抗战中的许多实际问题，不应花很久时间在争论过去十年内战中的问题。关于总结十年经验，国际认为要特别慎重。⑤以后，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党的高级干部难以集中，七大一直未能如期召开，有关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也一直拖了下来。
王明的小册子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后，毛泽东就从一九四○年下半年开始，亲自主持收集、编辑和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六大以来的主要历史文献。他对编辑这部历史文献集十分认真，花了不少工夫。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读到许多他过去在中央苏区时没有看到过的材料，使他对问题有了一个系统的了解和认识，更深刻地感受到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上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谈到党的历史上的右倾和“左”倾错误，特别是十年内战后期打倒一切的“左”倾错误及其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
毛泽东指出：在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下令制止工农运动；在苏维埃时期，最初实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时纠正了。但到后期，又是打倒一切。“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的只有陕北苏区。所以苏维埃后期的损失，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他说：而遵义会议提到这个时期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