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巴比伦- 第31部分

　　我听我奶奶讲过，男人要是被女人抽了耳光，就会连倒三年霉，唯一的办法是把耳光抽回去。但是，像这么一个敢咬老虎的女人，她准保会把耳光再抽回来，那就抽来抽去没个完，有这种闲情，还不如躺到床上去做爱呢。倒霉就倒霉吧。　　　

　　有关我和白蓝之间的事，厂里没人知道。白蓝不希望别人对着她指指点点，我更是吃够了写诗和看胸罩的亏，再也没那么傻了。回想我刚进厂的时候，跟着老牛逼到处招摇，一点便宜都没占到。工厂生活有一条原则，隐秘之处最安全，只要没人注意你，就能年复一年地混下去。可惜我明白这个道理已经太晚了，而且运气不好，最终还是得去上三班。　　　

　　其实，我和白蓝对外保密，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和她都知道这场爱情最终将会以什么形式来收场。她曾经问我：“要是咱们分手了，你觉得厂里哪个姑娘合适你？”我想了想说：“我觉得劳资科的小噘嘴不错啊，以前对我很凶，现在好多了。”白蓝说：“那姑娘有什么凶的，小丫头一个。”我说：“人家也就比你小一岁，哪里小丫头了？”白蓝说：“找秦阿姨说合说合吧。”我说：“不行的，她是李光南的老婆，朋友妻不可欺。”白蓝说：“那倒也是。我把我表妹介绍给你，还在读中专。”我说：“长得跟你像吗？不像我不要。”白蓝说：“那就难了，跟我像的，那就是电影明星了。”　

　　现在我知道，这种调侃的方式，其实是一种暗示。在我当时看来，离别总之是伤感的，因为伤感，所以不能用言语来表达，好像春天里绵密的细雨，用肉眼都分辨不出雨丝，不知道该不该打伞。我所感到的，就是那样一种伤感，只能相互暗示，用调侃来安慰自己。　　　

　　她还对我说：小路，很难想象你将来娶的老婆会是什么样啊，如果笨嘴拙舌的肯定被你欺负死。我就说：我倒是能想象你的老公是什么样，一定很温和，很有文化，看见流氓就逃跑的。她不无嘲笑地看着我说：“你三十岁以后，看见流氓，大概也会跑吧。”那时候我不承认，我以为自己会一辈子剽悍，真是太幼稚了。照白蓝的说法，我三十岁以后只能是一个啤酒肚的秃顶男人，牙齿被香烟熏得乌黑，长期上三班会有眼袋和黑眼圈，脸色青黄，肝功能异常，骑着自行车穿着工作服在大街上，一看就是个穷光蛋和倒霉鬼。流氓只会欺负我，而不会欺负她老公。还记得歪卵师傅吗？她说。我就微笑着说：“我指的是女流氓，这总可以了吧？”　　　

　　那时候在她家里做爱，我时时都能感到一种奇怪的气氛，考研的复习资料就堆在书桌上，有时候她干完之后会随手摘过一本书，翻几页，嘴里嘀咕几句，再把书放回去。我问她，这么复习功课，有何效率可言。她说，功课早就复习得差不多了，只是惯性地再看几眼。这时我就不再说话，也顺手捞过书来看几眼。她问我：“你的会计学得怎么样了？”我就懒洋洋地回答她：“还没开始学会计，现在在学高等数学。”她就笑着说：“高等数学你都敢学。”我说，自从我做了钳工和电工之后，就明白了数学的可贵之处，相反，语文是一门很操蛋的科目，数学使人越来越聪明，语文使人越来越笨。我基础太差，所以学高等数学很累，但我渐渐开始喜欢这门功课了。　　　

　　那次，她把朝北的房间打开，这间房间一直都是锁着的，我从来没有进去过。我发现里面有一排书架，有一台电唱机，最操蛋的是里面竟然有一张双人床！我说：“你也太不够意思了，明明有大床，你还让我在小床上练双杠！”她说：“这是我爸爸的床。”我说：“那就算了，我惹不起你爸爸。”　　　

　　她让我看那些书，很多小说，很多古代汉语，很多文集，都是些旧书，散发着比房间本身更为浓重的霉味。她说：“这些都是我爸爸的书。”我说，你丫真幸福，从小就能看那么多书。我回想我小的时候，家里只有两本大书，《董存瑞》和《茶花女》，都是残书，《董存瑞》没结尾，《茶花女》没开头。这还算运气，要是倒过来，那他妈有多么煞风景啊。我从八岁开始就看这两本书，到了十五岁还是看这两本书，在革命烈士和法国妓女之间徘徊了好多年，不知道自己该成为哪一种人。假如当时我也有这么多书，就不会那么困惑了。她说：“你喜欢这里哪本书，你就拿走吧。以后别卖了就行。”　　　

　　那天她还打开了电唱机，从柜子里取出一张黑胶木唱片，说这是贝多芬的克鲁采，欧伊斯特拉赫演奏的，是非常珍贵的版本。我说，不至于给我古典音乐吧。她说这些唱片都不会给我，她要自己留着，但可以放给我听听。我想，听听古典音乐也不是什么坏事，我常年听的都是香港四大天王。她把电唱机捣腾了一通，喇叭里发出喀嚓喀嚓的声音，后来音乐出来了，我就坐在大床上，安静地听完了克鲁采。　　　

　　那天我对她说，我要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所谓的情，就是和你上床，所谓的义，就是为你去打人。这两件事对我来说是分开的。但你把你爸爸的书送给我，这件事是既有情又有义，所以我要记住一辈子。　　　

　　那年冬天，我独自坐在一所中学的校门口。里面在考研，我就坐在一个花坛上，也是点着烟，看着自己的手指发呆。天色阴霾，后来飘下几缕雪花，落在我脸上。我的脸被风吹得冰冷，过了许久，才感觉到雪在脸上融化成水珠。　　　

　　那天，大街对面的音像店在放张楚的《姐姐》，放了一遍又一遍。我安静地听着这首歌，等到老板切换到另一首歌时，我扔下烟头，走过去买了那盒磁带。　

　　后来她从操场那边走过来，头发被风吹得歪歪斜斜。她问我：“今天夜班？”　　　

　　我说：“不，今天请假。都考完了？”　　　

　　“是啊。”她说，“去我家吧。”　　　

　　那阵子因为临考，她不再和我做爱，也不让我去她家。我在糖精车间倒三班，倒得天昏地暗，性欲一下子没了，也懒得去找她。到她家之后，她给我煮了两个鸡蛋，放了点糖，让我吃下去。这是所谓补身体的办法，那阵子她自己也就吃面条，图方便。她说我精神不振，看上去瘟头瘟脑的。我说：“大姐，我夜班下来还没睡，我当然精神不振。”她有点失望。我说：“你是不是要做爱啊？”她说：“呸，你还是先睡会儿吧。”我听了她的话，加上肚子里有了两个热鸡蛋衬底，睡意当头砸来，倒在她床上就开始打呼。　　　

　　我醒来时，天都黑了，搞不清自己是在哪里。我睡醒时候总是这样。后来想起来，是在白蓝家，我躺在她的床上。她正在灯光下听录音机，声音很低，把耳朵凑在那里听着。我问她：“你听什么呢？”她说：“你的磁带啊。其他歌都不好听，就那首《姐姐》好听。”我说：“就是冲着这首歌买的，你要喜欢就送给你吧。”她说：“真好听。”　　　

　　她还问我：“你衣服上是什么味道啊？像咖啡，又像烧过的炭。”我说：“这你就不知道了，这叫甲酯，是我们车间的原料。我就是管甲酯的。那玩意的味道，沾在毛衣上，洗都洗不掉。”她说：“还好，不难闻。”我说：“这是我唯一感到幸运的地方。就算是个流氓，也不能浑身发臭。”　　　

　　我问她，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她说过了春节就辞职，然后等录取通知，录取了就去读研究生，这是最简单的程序。我说：“万一没录取呢？”她说：“那我也不想干了，开春以后，新车间造好了，听说要调很多人去造糖精。”我点头说：“确实不用去受那份洋罪。”她说：“早点辞职，把档案调到街道上，厂里就没办法卡我档案了。”我问她，什么叫卡档案。她说就是拖着不把档案发出去，等到开学之后，档案还没到学校，就自动取消入学资格。这种事情很普遍，单位里故意这么干的。我说：“不会的，谁敢卡你档案，我就把他脑袋卡下来。”她笑了，摇头说：“又来了。”我打了个呵欠说：“我说真的。”　　　

　　那时候我想象的是，厂里卡她档案，而我拎着几根雷管跑到办公大楼。其实我也不知道应该跑到哪个科室，但雷管是会说话的。然后她被送去读研究生，我被送去坐牢。我这个行为是个十足的反社会分子，仇视一切，乃至变态。照白蓝的说法，路小路，你还是少幻想一点这种事情，你知道哪里去买雷管吗。　　　

　　她告诉我，辞职以后她要去北方，坐上长途列车，沿着京沪线到北京，再去唐山。她一直想去唐山看看。随后她将往西到敦煌，取道格尔木进入西藏，她将在西藏　？？？留，去见一个朋友，然后经过成都到上海，再返回戴城。她在一张中国地图上画出了一个四方形的路线。她说：“回到戴城，应该是五月了。”　　　

　　我半躺在床上，一言不发，看着她在地图上指指画画。她问我：“小路，跟我一起去西藏？”我摇摇头说：“西藏有什么好玩的？我也请不出那么长的假，还要去读夜大。”她觉得跟我简直没什么好多谈的，我越来越像一个上三班的工人了，一睡醒就去上班，一下班就想睡觉，而且永远睡不够。她托着腮帮子观察我，而我接二连三打呵欠，我不是摆谱，我确实不知道西藏有什么好玩的。后来别人告诉我，西藏是文艺青年的圣地，有生之年一定要去西藏，还给我看马原和扎西达娃的小说，我佩服得不行，同时也感到后悔。人一辈子错过的东西太多，也不值得为之捶胸顿足，但是，二十岁那年没有陪着她去西藏，想起来还真是很遗憾。　　　



　　她问我：“小路，你活到这么大，最害怕什么？”我说我最怕上三班，日夜颠倒，干得我神志不清，青春痘死灰复燃，脸色好像从棺材里爬出来一样。她说：“那我们要是分手了，你害怕吗？”她问得很奇怪，分手了只会难过，怎么会害怕呢。我想了想说：“起初大概会害怕吧，以后就好了。上三班会永远害怕下去，所以还是上三班比较可怕吧。”她就用手摸了摸我的头，说：“可怜的路小路。”　　　

　　她还说，我在糖精厂大闹会场的时候，她其实很爱我，可是她又很清楚，我这么干是找死。假如我只能永远上三班，那么，我的这种嚣张就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我说我无所谓，再说我也并不嚣张，我大多数时候都很温和的。　　　

　　她说：“你不要自暴自弃就好。”　　　

　　我说：“好的。”　　　

　　那年冬天在我印象中特别长，天空总是灰蒙蒙的，想不出有什么晴朗的日子。有一部分时间，我用来睡觉，剩下的时间就在车间里造糖精，车间里光线很差，即使是晴朗的天空也被隔离成灰色暗淡的。我就像一个生活在北极的人，据说白夜会使人得忧郁症，性欲减退，生育率是负数。当时我就是这种情况，到了白蓝家里，看见那张床特别亲切，倒下去就睡着了。　　　

　　春节之前，厂里发了很多年货。工人都很高兴，整箱整箱地往家里搬方便面和橙子。最喜庆的是发鱼，两尺多长的大鱼，用卡车运到厂里，发到各个班组。鱼是有大有小，大家抽签，然后排队挑鱼。九三年春节，我还在钳工班，手气不错，抽到第二位。当时德卵抽到第一位，结果这个傻逼学雷锋，挑了一条最小的鱼。轮到我的时候，钳工班的师傅都瞪着我，我心里发虚，也挑了一条小鱼，只有一尺来长。排在我后面的老牛逼占了大便宜，毫无愧色地拿了一条两尺半长的大鱼。到了九四年春节，我很想报这个仇，结果发鱼的那天我正好是上夜班，晚上十点钟到了车间里一看，有一条九寸来长的小鱼挂在休息室里。别人告诉我，那就是我的鱼，抽签结果我是排在最后一位。我问他们，谁他妈的替我抽的签。他们说，别人都抽好了，剩下最后一个当然就是你。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抽了多少次，把我抽到了最后一位去。　　　

　　那年还发兔子，活的。厂里扩产征地，把附近农村的一大片地皮吃了下来，那地方正好有个养兔场，养着千把只兔子。农民没地方安置兔子，干脆全都卖给了我们厂。上千只兔子在养兔场里，无人照看，像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犹太人一样，成批地死去。死兔子很难处理，又不能吃，又不能扔到垃圾桶里，别人会以为闹鼠疫。厂里没辙，把兔子发到职工手里，让我们拿回家，或杀或养，自行处理。中班回家的路上，我自行车龙头上倒挂着一只活兔子，用麻绳绑着，它很难受，一路上不停地踢蹬。我不知该拿它如何处置，我没吃过兔子肉，不知道自己爱不爱吃，它剥了皮又不够做一条围脖的。我把自行车骑到白蓝家，她应该也有一只兔子，两个兔子在一起也许就不那么难受了。结果自行车骑到新知新村，拐弯拐得太厉害，那兔子一头扎进车轮里，咔嚓一声，脖子被绞断，终于不再踢蹬了。　　　

　　我非常沮丧，拎着死兔子上楼，那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进门之后，只见桌上一堆骨头，盘子里还有几块残肉。她剔着牙说：“哎哟，你还特地送兔子过来？我都把我那只吃掉了。”我说：“白蓝，你也太残忍了，就这么把兔子吃了？谁给你杀的？”她满不在乎地说：“自己杀的。”我不信，她能把一只活生生的兔子开膛破肚。白蓝说：“切，我解剖过的兔子比你见过的还多。”后来她还表扬我：“路小路，挺能干啊，把兔子摔死了。”我说：“不是摔死的，是绞到轮胎里死掉了。”她卷着袖子说：“兔子就是要摔死才对，绞到轮胎里，异曲同工。我再给你做一个麻辣兔肉，保证你连兔头都吃个精光。”　　　

　　那天我吃兔子的时候，忍不住问她：“白蓝，你说你到底是个温情的人，还是一个残忍的人？”　　　

　　她在一边托着腮，看我吃，听我这么问，便懒洋洋地回答说：“都是啊。”　　　

　　我说：“我不觉得温情和残忍会在同一个人身上体现出来。”　　　

　　她说：“你不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