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报告说，长脚在大浴池里泡着呢。这时，就会有三五个师傅，把长脚从水里捞上来，冲着他大骂：“长脚，操你妈，修管子去！”长脚涨红了脸，一声不吭，湿淋淋地套上棉毛裤就往外跑。当他冲出去的时候，楼上女澡堂的窗口伸出几十个湿漉漉的脑袋，冲着他齐声大骂：“长脚，操你妈，修管子去！”
有关长脚，照他自己说，活在一个生不如死的世界里，这个世界里有很多人是疯子，他们平时很正常，看见长脚就会变成疯子。他就是一个令人发疯的KEY。我建议他去做手术，把腿锯掉二十公分，别人就不会欺负他了。工厂就是这样，如果你长得和别人不一样，就会引起别人虐待的欲望。
长脚东躲西藏，后来终于把管工班的师傅们惹急了，他们一锤子敲开了长脚的工具箱，从里面搜出来一叠复习资料，找了个火炉，一把烧成了灰烬。长脚从外面回来之后，发现工具箱洞开，自己的复习资料不见了，就对师傅们说：“别开玩笑了，把资料还给我。”
师傅们说：“烧了。”
长脚说：“我保证不躲了，你们把资料还给我。”
师傅们说：“烧了。”
长脚拿起一把扳手，说：“去你妈的，还给我！”
师傅们说：“烧了。”
长脚操起扳手，举到空中，那样子好像是要行凶。这个动作要是由我来做，师傅们早就逃了，可惜，长脚太缺乏威慑力。师傅们瞪了他一眼，然后把帽子都摘了下来，把脑袋凑到扳手下面，说：“往这儿敲，你敲一下，我就工伤半年。”长脚看着那七八个脑袋，首先，他不敢敲，其次，他也不知道该敲谁好。扳手最终敲在了师傅们的棋盘上，那些棋盘都是钢板做的，用刮刀在上面画出格子，扳手只能敲出一声巨响，以及一串火星。师傅们哈哈大笑，长脚放声大哭，往河边跑去。
那天我和小李在管工班门口目睹了整个过程，连师傅们烧书也看到了。有个老师傅说，管工班的师傅很厉害，当年造反搞武斗，他们拿着长枪（其实是一根两头削尖的管子）攻打图书馆，把整个图书馆都烧了，长脚那几本破书算个鸟。
长脚虽然窝囊，但还是我们的结拜兄弟，我和小李跟在他身后，一直追到桥上。长脚趴在桥栏杆上，对着河中的货船掉眼泪，喉咙里发出呃呃的声音，好像要噎死过去。我们怕他跳河，就抱着他的腰。我奶奶说过，撞墙抱头，上吊抱脚，跳河抱腰，都是拯救自杀者的办法。长脚却不肯离开，双手抓住桥栏杆，双脚抵住桥沿，好像一张弓一样被我们拉开，这就更不能放手了，因为一松手就会把他弹到河里去。最后小李把手伸到长脚腰眼里，点了一下，他就松了劲，我们把他扛到街上，长脚坐在马路牙子上，像个女人一样啜泣。
我和小李一左一右护住长脚，防他再跳河，长脚脸上哭出了深一道浅一道的泪痕。路过的工人对我们喊：“路小路，李光南，你们俩又欺负长脚！”
长脚哭够了之后，对我们说：“我要辞职！”
“去哪里啊？”
“不管去哪里，我就是要辞职。”
“可是你去哪里呢？”
长脚说不出来，我们也说不出来。九三年，坐在河边，河很宽，河水是黑色的。去哪里这种问题是不能想的，假如我去想，就不免要问再自己，我从哪里来？我是谁？这他妈不是一个电工该想的问题。长脚是不可能辞职的，他只会做管工，我甚至还不如他，我只会拧螺丝拧灯泡。后来厂里跑出来一个车间管理员，指着长脚说：“长脚，修管子去！”长脚已经哭累了，只能站起来，老老实实地跟着他走了。我坐在马路牙子上，点起一根香烟，等烟燃尽了，我拍拍屁股，和小李一起去换灯泡。
我曾经问过小李，你技术不错，又很年轻，为什么不到三资企业去撞撞运气。小李说，三资企业管得很严，动不动就被开除掉，国营企业虽然操蛋，但它不能开除职工，除非你真的去打车间主任。
我那时候对三资企业没什么概念，只知道是香港人、台湾人以及外国人开的厂，至于它们和国营企业有什么区别，大概就是工资比较高吧？小李给我算过一笔账，在糖精厂，我们一天干两个小时的活，其余六小时闲着，在三资企业一天马不停蹄地干八个小时的活，工资却不会高出四倍。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后来我遇到个高中同学，他在一个韩国人的厂里做流水线，他说，一天至少干十个小时，连小便都要登记挂号。
九十年代，戴城开发工业园区，到处都是土方车，在大街上横冲直撞。这些土方车从农田运来泥土，把另外一些农田填平，造厂房。六根说，他们村里来了一些穿西装的人，说是免费给农民挖鱼塘。农民开心死了，养鱼比种地挣钱。于是挖土机就开进了村子，日夜不停地挖鱼塘。六根的爸爸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家的菜地全都变成了四方形的大坑，足有三米深，掉进去根本爬不上来。等到他爸爸回过神来，已经晚了，他们家的房子仿佛耸立在一座山丘上，四周全是深坑。下过雨之后，他家就成了个孤岛，得坐在木桶里游出去。六根爸爸没办法，只好放了鱼苗来养。有一天，村里的小化工厂放污水，鱼全死了。
六根家的菜地，最终变成了工业园区的地基。我们嘲笑他：六根，你家好大的游泳池啊，可惜全是深水区。
那时候，戴城的工业园区，据说是新加坡投资的。全市的干部群众都很紧张，新加坡人就要来了。我以前不知道新加坡，据说是一个国家，据说是一个城市，后来知道这个城市就是这个国家。戴城的报纸上说，新加坡是一个花园一样的城市，又干净又安全，而且很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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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年的时候，我鬼使神差地听过一场报告。有几个领导跑到新加坡去考察，然后召集了一些青年去听报告。我们坐在一个小会堂里，看了好多幻灯片。领导说，以后戴城会成为一个劳动力奇缺的城市，因为很多外商都会到这里来开厂，以后就再也不用担心找不到工作了。下面的青年听得很受鼓舞。领导忽然又说，但是，戴城群众的素质有待提高，新加坡的法律很严，谁要是随地吐痰，就会被拉进去用皮鞭抽，这皮鞭可不是你们爸爸的皮带，而是特制皮鞭，并且像鞋子一样有尺码，按照各人的体重挨不同规格的鞭子。小孩有小孩的鞭子，女人有女人的鞭子，退休工人有退休工人的鞭子。这一鞭子下去就变成半残废，得在床上躺一个月，养好了伤，再拉进去抽第二鞭子，如此循环直到抽完。最重要的是，新加坡是个法制国家，不可以托关系走后门，你要是犯了事，就算你爸爸是公安局长都没用。领导说完这个就对着我们奸笑，我心想，他妈的难道我们国家就不是法制国家吗？
我当时没什么法律常识，听到这种胡诌，吓得要死，以为那个南洋的花园国家会向戴城派遣行刑队。这些行刑队会站在街上，戴着红袖章，凡是看见不文明的行为，就一鞭子抽过去，连罚款都不需要，因为他们有钱，不稀罕人民币，他们的嗜好就是抽人。由于他们的文明水准特别高，所以看不顺眼的东西也特别多，像我们厂里的人几乎个个都可能挨鞭子。我心想，谁要是敢抽我，我肯定一板砖拍过去。后来领导又说，他们不但敢抽戴城人，连美国人都敢抽。我心里不禁又开始佩服他们。
这场报告听得我一头雾水，假如马上就有鞭子等着我们，为什么大家还那么鼓舞？后来白蓝说我脑子有病，听报告时候断章取义，就听出这种效果来。
我对工业园区和三资企业抱有恐惧感，就是从这场报告开始的。后来，新加坡人来参观戴城，全市发动进行爱国卫生运动，连我们农药新村都在大扫除，还灭鼠。我妈妈问街道主任：“新加坡人会到我们这里来吗？”街道主任说：“我也不知道，但灭鼠很有必要，万一老鼠跑到宾馆去呢？”灭鼠运动之后，老鼠没见少，农药新村的鸡鸭被毒死了一大片，又不能吃，只能任由它们在草丛里发臭。那时候新加坡人已经不干了，工业园区投资到了另外一个城市，死鸡死鸭没人管。
有关三资企业，对一个戴城人而言，始终是奋斗目标之一。另外还有两个普遍的奋斗目标：考上大学，开个杂货店。除此以外就没什么了。坐科室那是梦想，不是目标，奋斗了也没鸟用的。当时，糖精厂里暗流涌动，很多人都想去三资企业碰碰运气。我以为小李会去，或者是长脚，没想到第一个吃螃蟹的竟然是六根。
有一天六根对我们说，他要去一家台资企业做电工。我们都很吃惊，说：“六根，你辞职啦？”六根说：“我没有辞职，我有一大把调休，可以歇三个月。我打算去台资企业干三个月，干得好就辞职，干不好再回来嘛。”我问他：“不调你档案啊？”六根说：“三个月试用期，不要档案的。知道什么是试用期吗？”我还真不知道，糖精厂没有试用期的，进厂就签合同。六根说：“小路，你要多见见世面，三资企业很现代化的，管理也是现代化的。”我们就夸他聪明，六根最喜欢别人夸他聪明。
后来六根就去了。过了一个礼拜，六根又出现在我们面前，他鼻青脸肿，嘴上结着血痂，看这样子是被人打过了。
六根告诉我们，台资企业在很远的镇上，每天早上五点钟，那个厂里有一辆破破烂烂的中巴车，把员工接到镇上去上班。更多的员工是住在厂里的。六根很看不顺眼，三资企业的厂车竟然是一辆中巴车，而且那么破。中巴车也奇怪，不给进厂门，是停在马路上的，工人得在门口打卡，然后才能徒步走进去。
六根第一天上班，下了中巴车，打了卡，趾高气扬往厂里走。他发现台资企业很奇怪，工人走进厂门都是安安静静的，没有人交谈，更没有人说笑。工厂门口站着八个穿武警服的保安。这种武警服在地摊上都能买到，是农民工和小流氓穿的，六根也就没在意。他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上班时候要在门口站八个保安，糖精厂最多就站一个胡得力嘛。另外，这家台资企业才两百个工人，就要用八个保安，而糖精厂几千个职工，也才配备了五个厂警。这莫非是劳改营啊？
六根很犹豫地站在门口张望，后来有个保安走过来，操着外地口音对他说：“你这个傻逼在这里看个鬼啊？”六根一听就生气了，六根是电工，虽然长得难看了点，但手艺很好，糖精厂的厂警从来不敢对他这么凶的。六根指着保安说：“你他妈说什么？”话音未落，忽然屁股上挨了一脚，接着当头又挨了一拳，然后他就被十六个拳头包围在中间。八个保安围着他，像打狗一样打他。周围的工人依然静悄悄地走过，没有人围观，也没有人劝架。
六根被打昏了过去，醒来发现自己被扔到了国道边上，衬衫（已经完全是布条了）口袋里塞着一张开除通知单。六根没搞明白，自己还没上班，就莫名其妙挨了一顿打，然后就被开除了。国道上全是风驰电掣的汽车，六根伸出手想拦车，那些车发出巨大的噪音从他身边开过，没有一辆减速的。六根沿着国道往回走，走得很慢，他感觉自己的腰被人打断了。太阳下山的时候，他看见一片波光粼粼的水面，水中央有个岛，岛上有几幢农村的小楼房。他知道自己到家了。
六根被暴打之后，我们都断了去三资企业的念头。无处可去也是一种快乐，还是老老实实拧灯泡吧。叔本华说，一切幸福都是消极的。没事的时候，我们几个青工就坐在花坛边上，看工厂里形形色色的人。比如说，王陶福的老婆追打王陶福，他们从生产区打到办公楼，从澡堂打到食堂，很像一部叫做《猫和老鼠》的美国动画片。王陶福是档案科的，其人精瘦，因为阿芳跳楼跳烟囱的事，我们都叫他诱奸犯。他老婆追打他的时候，手里拎着各种东西，有时候是扫帚，有时候是钢管，凶神恶煞，大呼小叫，锐不可挡。王陶福则是一声不吭，闷头逃命。工人看到这种情景，总是拍手叫好，还给他们加油，干部看了，往往是皱着眉头，嘀咕一声：“不成体统。”
后来王陶福的老婆发展出了另一项技能，扔砖头。她追不上王陶福，就在手里揣着板砖扔他，这就不是夫妻打架了，因为扔砖头会把人砸死。但是，可爱的是，他老婆从来砸不中他，有时候追得非常近，砖头几乎可以直接拍在王陶福的后脑勺上，但她还是会砸偏掉，砖头从王陶福的耳边嗖地飞过。照鸡头的说法，他老婆简直是故意的，这种打杀都快成为一档节目了。由于她乱扔砖头，厂里的玻璃窗碎了好些，大家都在玻璃上贴着透明胶带，防止玻璃碴子崩到脸上。
有一天王陶福被他老婆追到了死胡同里，当时他非常绝望，前面是一堵墙，后面是他老婆，他老婆后面是一群看热闹的工人。我都怀疑他是不是渴望长出一对翅膀，可以飞到天上去。王陶福停住脚步，做了个暂停的手势，走到他老婆面前，劈手扇了她一个耳光，然后就抱头蹲在地上，任由他老婆发泄。那婆娘真不是个省油的灯，挨了耳光之后，大叫一声，一脚踹翻王陶福，坐在他胸口，然后从脑袋上摘下一根钢丝发夹，她就用这根发夹在王陶福的脸上划了一个血淋淋的“井”字。
我小时候种牛痘，胳膊上有个“井”，后来看到有人把牛痘种在自己男人脸上，这个事情叹为观止。“井”字伤疤就留在了王陶福的脸上，过了一些日子，这伤疤褪去了一半，变成一个“牛”字，操，每当看到王陶福，我们就会想起他老婆的牛逼。
除了看夫妻追打，我们还会看到干群对打。有一天，废品仓库的方瞎子把保卫科长推到了茅坑里。方瞎子不是真的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