罩，却露出了娇羞的眼睛，朱小红的话怎么听怎么像是对熟人说的。
果然伤者身边有个人说：“是他自己不小心撞上公共汽车了，还有两天我就退休了，瞧这份儿倒霉劲儿的！”这个说话的人五十多岁，是专卖外贸公司的班车司机。
朱小红见老司机满头大汗的样子，十分同情，一个马上就要退休的老司机出了这么大的交通事故，真是够倒霉的！不过她奇怪的是为什么这么巧？这才几天哪，这人怎么就撞到汽车身上啦？而且恰恰被送到自己所在的医院里？
朱小红充满了疑惑，她越是感到奇怪越是想问，越是想问越是封不住嘴，心里的话偏偏藏不住，不留神一下子就冒了出来：“好好的，干嘛往车上撞？”
这时，那受伤的男人身子不抖动了，他缓缓睁开了眼把朱小红从头到脚扫了一遍，然后嘟嘟囔囔地说：“怎么搞的？想你想的呗！”旁边的人大吃一惊，想护士想的撞汽车上了，这人真不要命！朱小红臊得抬不起头来，她的大红脸被掩盖在大口罩里，只有额头和腮部露出粉红的颜色。她的心里不停地骂，骂了一遍又一遍：“这坏蛋！坏蛋！”
那个被朱小红骂作坏蛋的男人似乎又得意了一回，他暗自庆幸撞得好，一撞居然撞到他日思夜想的少女身边。他看见了朱小红羞臊的脸颊，此刻他一点也不痛了。
男人叫张庚，其实他也不是专为朱小红故意受伤的，那天他多喝了两杯酒，骑自行车犯晕，才撞上了公共汽车。经过医生检查，确诊他颅内血肿还有脑震荡，需要住院治疗。
张庚是专卖外贸公司的汽车撞的，公司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没上交通队打官司，只是找了个小律师调解了一下，让张庚在裕民医院治疗，费用全部由公司负担。张庚想着朱小红，巴不得在医院里泡着，为了能天天看见朱小红，他没二话就在调解协议书上签了字。
张庚在病房里天天想着朱小红，可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也没见着朱小红一面，因为朱小红在门诊部上班，根本不能到病房里面去，张庚的伤势较重，医生不允许他往外面跑，他就是想跑也跑不动。
张庚出院时，院方给他一张打印好的文件，他歪着脑袋左看右看，于是他又得意了。院方为了保证不出其他意外，决定对他实行出院后服务，医院将定期对他提供随访、检查及相关治疗等等。为了保证医疗质量，院方许诺在随访治疗的过程中可以任他挑选医护人员。
张庚出院的时候单单点了朱小红的名，朱小红听说张庚点她，吓得不得了，表示坚决不去，可领导批评她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她不敢不去，因为她是一个参加工作没几天的小护士，她不去谁去？她知道自己这回要倒霉了，可她就是不敢把张庚的以往的表现往外说，她怕领导怀疑她，说了又会怎么样？谁会相信她？没事儿反而会闹出事儿来。
不过考虑到张庚的实际情况，医院对这个光棍汉子的确也不太放心，为了预防不测，特地又安排了一名男医生前去和朱小红一起随访治疗。按照规定，每隔三天他们就要到张庚的家里去一次。可是那男医生只去了两回就不去了，他说他老婆生孩子，他要去侍候月子。
男医生不去了，只剩下可怜的朱小红。
这是个天色阴暗的星期一，以往，朱小红也就是在外边看看电影，看完电影就回家了，可就在那星期一的晚上，龙桂华把饭做好，一直等到十二点也不见女儿的影子。
夜里一点左右，女儿终于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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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两间平房，说是两间，实际上也就是一间半，里间是卧室，外间吃饭、会客，院里还搭建了一个小厨房。女儿回家就捂着脸躺在了床上，龙桂华心里“扑腾”了一下，立刻察觉出情况不妙，因为女儿从不这祥。她每天一回家就掀锅盖，看有没有爱吃的东西。女儿跟龙桂华很亲，在妈妈面前，她爱撒娇，还经常把单位发生的事讲给妈听，家长里短儿的什么都讲。
母亲最了解自己的女儿，天下最敏感的人就是母亲，女儿的一举一动，身上所发生的每一丝变化，都会准确地映在母亲的脑子里。这天，龙桂华的第一反应就是出了大事情，而且就是那种让女人最难堪的事。
龙桂华惊慌失措地去问女儿：“小红、小红，怎么啦？出什么事了，告诉妈……”女儿不说话，把棉被蒙在头上，龙桂华再问她，她就呜呜地哭。女儿低低的、断断续续的哭声，含着万分的恐惧，似乎有一座山沉重地压在她的身上。
龙桂华“扑通”一下坐在床沿儿上，用拳头重重地打在胸口上，她什么都明白了，一定是哪个坏人糟踏了自己女儿？她恨那个缺德的男人，她恨自己没有把女儿保护好。于是，她也开始啜泣起来。
龙桂华性格倔强，只是在母亲被抓走的那天哭了一场，除此以外很少落泪，即便是在离婚的时候，她也没有哭，今天，在女儿受到伤害的时候，她才真正感到控制不住自己。这二十年，她什么困难都克服了，可是女儿长大了，她却感到无能为力，她不能给女儿一点抵御力量，也不能填补女儿受伤的一切。
小红听见了妈妈的哭声，于是停止了啼哭，可身子还在发抖，妈妈去拉她，她却中电般地躲开了，这时候，任何一只手都是刀子。
龙桂华不再询问女儿，她想叹口气可是叹不出来，她只好把它咽了下去。不久，她感到胸口疼，于是，她走到了房间外边。
满天的星斗被散云拂来拂去，夜越来越暗，龙桂华好容易才把闷气呼了出去。偶然间，她发现那块天上最大、最圆、最亮的好天体不见了，月亮跑到哪儿去了？广阔的夜空没有了它存在的位置，没有了它，天是那么阴森可怕。在同一片黯淡的星星下边，不知别人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龙桂华以为这个怕人的晚上过去了，打算等天亮了再跟女儿好好谈谈，她实在太疲倦，于是连衣服也没脱，就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睡着了。她只睡了一小会儿，忽然被一个异样的声音惊醒。她睁眼一看，发现女儿不见了。
从那天起，朱小红一连三天没回家。7
香山红叶村，风景秀丽、环境幽静。春季，这里一片桃红，煦风阵阵，鸟语花香。夏季，时不时下点小雨，远望去，彩虹斜扫，夕阳残照。秋天，天高云淡，遍山红枫，似乎就是将军们胸前满满的勋章。冬季，这里的夜晚来得很早，当寒风吹起来的时候，刚刚五点来钟，天色就已经沉沉发暗。
胡炜以前的家就在山腰上，山泉水从枫树林中流淌下来，一直经过门口，窗外就可以望见笼罩在薄薄烟雾中的北京城。
她的父亲胡继生是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的老红军，按照军委规定，他应当享受大区正职待遇。原本可以找一个独门独户的院子住着，可老人偏偏住在兵团职干部居住的大院里，两户连体的小楼，居住面积小多了，比起其他同级首长足足差了一百五十多个平方。老人说，这里熟人多，不寂寞。
老人去世后半年，门诊部教导员找胡炜谈话。说按照规定，军以上领导干部子女，在父母双亡后，应由其所在单位按相应职级调整住房，因为研究院又没有合适的住房，所以要求胡炜迁至山下干休所，由干休所另行安排房子居住。“
对于搬家的问题，胡炜早有思想准备，她不是不搬，而是没有人通知她。管理局的人不来跟她见面，却叫她工作单位的人来找他谈话，这一招儿够损！既然早晚要搬，那搬就是了，何必这么兴师动众！于是胡炜心平气和地说：“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第二天，胡炜永远告别了将军楼，在两个战士的帮助下把家搬到了山下的一个老式院子。
这里曾经是城里一个小商人的外宅。现在院内住着三家，正房住着干休所的关副所长，全家五口人，占了六大间，厨房、卫生间、餐厅俱全，而且加装塑钢门窗和廊子，门前有草坪四块，看架式比野战军的一个军长还要气派。
西边角落住着杜芸一家兄弟姐妹五人，还有他们的家属，一共十几口人，才三间小房。前两年，他们住在一块儿够拥挤的，后来，大弟、二弟都另外找地方走了，大姐也出国了，这里剩下杜芸夫妇、他俩的儿子，还有大姐的一个儿子，在这儿住着。
东边角上，住着胡炜和宋沂蒙两口子，也是三间小房，他们家人口少，比杜芸家里宽敞些。三间老瓦房，房龄足足超过一个世纪，每间房很窄，不超过十平方米。房子多年失修，房顶的瓦松动了，雨水渗透进来，时间久了，墙上满是一片片发霉的污渍，白灰也剥落了，一块块往下掉。两棵半死不活的松树挡在门前，风吹不进来，整个上午憋得人透不过气，下午，太阳从西边直晒进房间又热又潮。最让胡炜难以忍受的是，厕所在很远的外边，洗澡自不必说，连方便一下也必须要穿着整齐，跑到几十米之外。
屋里的陈设简陋多了，两个单人床一并就是双人床，一张最普通不过的一头儿沉桌子，两张木把椅子，还有老人留下来的大批书籍和衣物，把三间小屋占得满满的。胡炜花一百多块钱买了一对布面的简易沙发，使原来就转不过身来的小空间更窄巴了。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就是那台二十英寸日立彩色电视机，还有一台生了锈的老式华生牌电扇。
杜芸是390医院的一个药剂师，她的父亲原是兵种杜景林副政委，比胡副司令去世还要早，母亲刘珍原是兵种子弟学校的校长，也不在了。杜芸的爱人李平山也是干部子弟，父亲原是省军区的副司令，母亲原是省妇联的纪检委书记，他本人也当过兵，现在是北京市基层检察院的一个干部。胡炜和杜芸原来曾经在同一所中学读书，两家老爷子之间的关系不错，“文革”中杜芸也曾经帮过胡家的忙，因此，到了山下，大家住在一个院子里，同是天涯沦落人，自有一番共同语言。
落差如此之大，他们还接受得了，大家都是从小过集体生活长大的，眼下这种生活条件，对他们说来不算特别艰苦。最使他们难以忍受的，就是院里邻居关副所长一家人的倒行逆施。
这位关副所长，说起来也是宋沂蒙的德州老乡，尽管只是个正营职，可是在胡炜、杜芸面前，他的架子却很大，处处都要显示领导威风。他最瞧不起这些“双亡户”，所以从不把她们当作邻居，有时面对面地走过，连个招呼也不打。他还叫手下人给杜、胡两家约法三章，一是不得早出晚归，二是不得养猫养狗，三是不得聚众骚扰，闹得两个同是正营职文职干部的杜芸和胡炜哭笑不得。
院子里有两棵柿子树，一刮风，树枝子和树叶就往下掉，掉在地上，一堆堆的。关副所长很勤快，每天早晨五点钟就起床扫地，他只打扫自己门前这一块儿，而且把垃圾都扫到别人家跟前，慢慢地胡杜两家门前都成了垃圾堆。
胡炜一下班回家，看见门前的那堆垃圾就头痛，她长这么大哪受过这种气？她几次忍不住要去骂关副所长，可到了人家门口又缩回来了。她和杜芸两人都在部队单位工作，要是关副所长一纸公文，编造点儿什么理由，再盖上大红印章报送了上去，她们可得吃不了兜着走。
胡炜和杜芸谁也不敢起来反抗，干休所就像是胡、杜两家的后爹后妈，两家老小寄人篱下、噤若寒蝉。自从“闹猫事件”以后，她们的日子更不好过。
副所长的老婆比副所长可厉害多了。关副所长的老婆也姓关，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人人叫她关大姐。她模样极丑，可是脾气大，架子也不小，在附近一带就是一只母老虎。
关大姐挺能算计，院子里的那两棵柿子树，一棵离关副所长的房子近些，归关家所有，另外一棵就长在胡炜家的窗前，就算胡家所有。关大姐为了使自家的柿子树能够多享受阳光，就把胡炜家的柿子树给锯秃了，而她家那棵柿子树长得又粗又壮，一根树干整整压在胡家的房顶上，把房顶生生压坏，夏天漏雨，冬天透风。胡炜爬着梯子上去好几次，可是房子实在太老，补了好几次也没有补好。
每到丰收的季节，关大姐把儿女动员起来，还找几个帮手，三下五除二将秋季的果实，把柿子打得一空，杜、胡两家连尝个鲜的份儿都没有。
胡炜悄悄地对杜芸说：“这儿哪是干休所呀？简直是鬼子据点！”她们联合起来，豁出去在院子里嘟囔了几句：“讲点公德吧！都是当兵的，干什么呀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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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大姐听是听见了，可她不但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居然把院子里的草坪铲光，扎了大棚，种上了各式各样的蔬菜，过几天就上一次粪肥，闹得院子里臭气熏天。她叫三个战士拉了满满一卡车黄土，把自家的门前垫得高高的，形成一个宽大的土坡，一下雨，他家里的安全得到了保障，可是臭水都顺着土坡流淌到别人家里。
杜芸实在受不了，卷起铺盖卷，带着孩子到390医院住集体宿舍去了，她爱人李平山到人民大学去读法学研究生，因为那里有住的地方，能安静地读书和工作。她妹妹和两个弟弟也借别人的房子到外边住去了。
杜家在香山干休所名存实亡了。胡炜没地方去，只好忍气吞声，老老实实地呆着。 和宋沂蒙结婚后，两人也只好在这里将就着。
礼拜一是安转办通知工作分配结果的日子，宋沂蒙在外面跑了一天，擦黑才回家。刚一进门，妻子察觉出他的情绪不对头。她心里头藏不住事，她把宋沂蒙摁在木头椅子上，急切地问：“有结果没？啥结果？”
宋沂蒙漫不经心地说：“分配啦，在中国专卖外贸公司，还是副处长。”
胡炜没听说过这个公司，也不知道好不好，便接着问：“关键是单位怎么样？有没有发展前途呀？”
宋沂蒙刚想发表点意见，不料，胡炜根本就不打算听他的，她饭也顾不上吃了，急匆匆地跑出去打公用电话，去找父亲的老部下边副院长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