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要把它扔掉，就听老婆大叫，说有一只黑色的虫在地毯上。过去看，是只母蛐蛐。我一边急着找塑胶袋，一边叮嘱她别再一下子打死。
“这是原来那只的太太，万里寻夫来了。”我说：“蛐蛐是有情有义的。”
“她丈夫不是死了吗？”
“见最后一面总是好的。”
这蛐蛐大概也有心，毫不反抗地让我抓到。
为了使它能够有个安静的场所凭吊亡夫，我特别又找个大一点的瓶子来，先把装着死蛐蛐的金笼打开，放进瓶底，再把母蛐蛐放下去。
它果然绕着金笼子走动，如同哀凄的未亡人，抚着棺材痛哭。还偶尔抬起头，用前脚攀着棺材边，向里面张望，以深情的眼视，注视丈夫的遗容。
接着，它跳了进去，一点点检视、一丝丝抚摸，站着端详，俯身亲吻。
它找到公蛐蛐的大腿，居然紧紧地抱着、抖着、摇摆着，我似乎能听到它抽噎的悲哭。
它终于跳出金笼的棺材，去吃我给它的苹果。回头看，那公蛐蛐依然直挺挺地躺着，只是腿上削去一大块肉，上面许多齿痕——是被母蛐蛐啃掉的。
我立刻向全家报告了这个惊人的消息。
残酷或反传统的新闻，常是大家爱看的。如同早上在办公室，翻报纸，看到“某妇人一怒之下剪断丈夫的祸根，扔出窗去，正好被过路的野狗当作上天赐予的香肠，一口吞下。”大概很少有人能不“兴奋”地向大家宣读的。
反人性的事，常常也是人性的，它总是浮动在人性的底层。川端康成在〈日本之美与我〉里说“有思想的人，谁不想自杀？”卡缪在《异乡人》里说“每个正常人，多少都曾期望过他们新爱的人死掉。”这些不能被世俗承认的言论，却可能冲击着读者的心灵，甚至获得某种程度的共鸣。
人是一种幸灾乐祸的动物。当自己想做而未敢做的事，别人做了，而且被发现、被惩罚，便能引起自己暗暗的快感——看吧！幸亏我没做，否则下场也落得如此。
看吧！我都不敢，他居然敢，活该被修理。
看吧！不是只有我想做，许多人已经做了，有一天我做，就不稀奇了。
于是社会在表面呈现高度的礼教，在底层却浮动着离经叛道。也幸亏这离经叛道的东西存在，于是被小说、电影、戏剧、绘画……一一摊开来，且引起人们的共鸣，千万潜藏的快感。
现在居然从一只小蛐蛐的身上，都看到那离经叛道的事，怎不令人有些“刺激的喜悦”呢？
让我想起前些时看过的一部法国电影“生命不过如此”（Life and Nothing But）这部被纽约时报影评人评为“滔滔、感人，而且幽美”的电影，描述一次大战后，遗族们纷纷赶往前线认领自己亲人的尸体。
一个衣着考究、美艳无比的少妇也去了，一处处奔波，当最后确定丈夫已经死亡之后，居然说：“原先真怕他还活着，却变成了个废人；现在知道他死了，反而轻松了。”最后竟然爱上带她认尸的一个军官。
“找，只是基于夫妻的情义，不得不找。”“找，只是想确定他真的死了。于是我获得完全的自由。”
这只母蛐蛐出来寻夫，会不会也有同样的想法呢？
死本来就是不必被同情的。不管怎么样，死者感受不到同情。真正该被同情的，是生者。所谓“逝者己矣，生者何堪。”死的人，是主动离开的人，留下活着的孤儿寡母。怪不得许多未亡人会先“抚尸”痛苦，再“捶尸”大骂：“你好狠的心哪！抛下我们不管……”
既然如此，另结新欢，甚至为新欢演出“大劈棺”，又有什么不对呢？
“大劈棺”应该是平剧迷无人不晓的戏码。它演的是什么？演的是奸夫淫妇还是一个“实实在在要活下去的女人”？既然丈夫已经死了，进了棺材。新来的男人便不是“奸夫”；为了救新男人，而去劈前夫的棺材，挖前夫的脑子治病，也是一种权衡之后，不得不做的事。
话说回来，这妇人的丈夫，明明没死，却要装死，还化装成另外一个男人试验自己的妻子，又难道是对的吗？
我有个男学生要和太太离婚。原因是他在情人节故意偷偷用“一个仰幕者”的名义送了一大把玫瑰花到他太太办公室。还附封信，约定下班之后，在某餐厅碰面。
那太太下班前先打电话告诉丈夫，她要晚一点回家，接着就好好化了妆、喷了香水赴约。当然，碰到的不是别人，是她的丈夫。
情人节，两个人居然闹离婚。丈夫说太太不忠，时常想着出轨；太太辩说，就猜到是丈夫在恶作剧。
问题是，这男人何必去试探？要知道，试探的不是老婆，是人性。是人性底层的好奇与叛逆。
他跟“大劈棺”里的庄周一样，是混蛋！
想到这一点，我就不怪母蛐蛐了，觉得她能在凭吊之余，把丈夫当食物进补，未尝不是聪明之事。正想着，那“大劈棺”居然就上演了。
先听到隐隐约约的蛐蛐叫声，渐渐由远而近，这母蛐蛐的男朋友竟然已经追来了。
这又使我想起刚到美国的时候，大概因为越战才结束，男人十分“缺货”。有位美国女人对我说了一个故事——一个女人在海滩上遇到一个男人。“你从哪儿来？”女人问。
“我刚从监狱里被放出来，坐了十年牢。”
“那太好了！”女人居然兴奋地叫来：“那么你一定是单身汉了。”
最近我家附近有个富婆死了丈夫。大家也交头接耳地说：“她丈夫死的那天夜里，有十几个男人打电话向她致哀。”
于是我猜，这新来的公蛐蛐会不会也看上了富有的母蛐蛐呢？瞄瞄死蛐蛐的大腿，黑黑的，紧紧的，如同腊肉。或许在蛐蛐的世界，这尸体正是了不得的美食。
公蛐蛐也真大胆，居然跳到了我的地板上。我狠狠一脚，把它踢到书柜上，趁它还没反应过来，一把就抓住了。
立刻“送作堆”。果然像老情人碰面，先是唱歌跳舞、彼此追逐，又一起跳进金笼子，享用那“可怜的亡夫”。
尸腿很快被整条咬了下来，两只蛐蛐一起分食，头靠着头，如同饮“交杯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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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丈夫的尸体前面跟另外一个男人作乐，甚至跟一个本来不认识的杀夫的仇人交欢，其实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想想，古今中外，杀了对方的男人、虏了对方的女人，再纳为自己妻室的有多少？看看中国婚姻史，为丈夫殉节的固然有一定的数目，但在那数目之外，依从了杀夫仇人的只怕更多不胜数。
尤其在过去，以男人为主的农业社会，一个女人没了男人，就活不下去。不接受那个“新男人”，只怕自己幼小的孩子也活不下去，达个状况下，她能不依从吗？
相反地，愈是能独立，有个性的女人或男人，反而是最不会“变节”的。
变节最快的，往往是那些处处靠丈夫，或事事靠妻子照顾的人。愈是看来温驯的小女人，和听话的小丈夫，愈可能出问题。你不要以为他是那样依赖你，于是认为他会无比地忠实。你要想想，正因为他依赖，没了你就难以生活。所以当你死亡或长期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他愈可能去依赖别人。
我看过一个日本的讽刺剧——丈夫对妻子大吼一声：“把衣服脱下来！”
妻子乖乖不断点头说“是”地脱了衣服。
丈夫出门了。
进来另一个男人，也大吼一声：“把衣服脱下来！”
那女人也乖乖点头说“是”地脱下衣服。
这戏很讽刺，也很真实。如同我前面说的，它表现了人性底层的东西。
一个对丈夫或妻子唯唯诺诺的人，也可能对别的男人或女人唯唯诺诺。他们没有气节，因为他们缺了骨头。使他们缺骨头的，可能正是他们的另一半。
看吧！这小两口，在我的瓶子里多恩爱啊！正像那部法国电影的名字，“生命不过如此”，对于未亡人，不论他是男是女，总得快快乐乐地过下去。
我把瓶子移到屋子一角的石板地上，听它们阵阵的高歌。
我的女儿也爱听这歌声，因为她的老师教她，如果蛐蛐是连着高声唱，表示第二天会晴天。如果有一波没一波地唱，表示会阴天。此外，在每十三秒当中数数蛐蛐叫几次，加上四十，就是当天的温度，譬如叫了二十下，二十加四十，是六十。当天八成是华氏六十度。
自从第一只公蛐蛐来，她就这么算，每天都满备。新来的这只也一样，担任同样的职务。蛐蛐的这种本领，是它们能不被杀的重要原因，否则我早丢进去给派蒂杀手当晚餐了。
但是今天，我终于忍不住，派出了派蒂杀手，去执行死亡任务。
为什么？
因为那公蛐蛐昨夜居然跳出瓶子，跑掉了。非但跑掉，还躲在门缝里不停叫，使我一次又一次扑空。
我的“威权体制”岂容被挑战呢？你流亡海外也便罢了，居然敢对我隔海放话，且扰乱我人民的安宁、造成人心的浮动。
你看！这母蛐蛐一听到公蛐蛐叫，就神不守舍，这还得了吗？
我现在终于搞清楚，它们是怎么进来的了。原来我书房通院子的门，有两层外面是纱门，里面的玻璃门。在两道门之间，靠地面处有个小洞，那小洞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又有个小洞通向墙外。于是蛐蛐可以钻进墙上的小洞，进入我的纱门和玻璃门之间，当我白天打开玻璃门，靠纱门通风时，它就跳进屋来。
现在这逃走的公蛐蛐就躲在小洞里。把尖尖伸着两根针的屁股对着室内，不断鼓翅、鸣叫，好像在喊：“快来哟！跳出玻璃瓶，投奔自由跟我来哟！”而且，我一接近，它就溜进去，还躲在里面叫。
我曾想灌水进去，又怕弄坏了墙而且水由这边进，另一边出，也不会有什么效果。我也曾想请老岳父，狠狠吸口香烟，喷进去，又怕近八十岁的老先生，趴地上扭了腰。
最后，我灵机一动。
对啊！放着超级杀手不用，岂不太笨了吗？
我把派蒂从罐子里拿出来。我现在的技术好了，知道颈子后方一公分半的位置，是它钳子的死角。于是抓着这里，把派蒂放到蛐蛐的门口。
我也不是放在正门口，而是放到那小洞的上方，让杀手垂直攀在墙上，采取最佳的“刺杀位置”。
然后，我掩上了玻璃门，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杀手不会放弃任务逃跑。每个雇用杀手的人都应该懂，先要防杀手变成杀自己人的道理。
我由玻璃门的上面往下偷窥，可惜因为位置太低，什么也看不到，但我能听到那逃亡蛐蛐的叫声，隐隐约约地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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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声音大了，想必移到了洞口，我在心里暗念：“派蒂啊！你可千万别离开。”
突然，叫声停止了。我慢慢拉开门，派蒂还站在原来的位置，手里多了个不断跳动的东西。
她正咬下蛐蛐的翅膀，那是蛐蛐的发声器，怪不得没了声音。
我不能不为派蒂欢呼，也为我自己欢呼。
多棒啊！手到擒来。蛐蛐原来一定自鸣得意，以为我抓不到它，它可以大鸣大放。没想到我用了和它同是昆虫类的杀手，早已掩至它的门外、卧了底。
我的杀手多聪明！它居然知道先咬掉它的“声音”。
割掉舌头的囚犯，就连死前喊冤的权利也没了。
我把派蒂移回罐子，又把母蛐蛐的瓶子放在旁边，看着派蒂吃那只公蛐蛐。
“这是异议分子的下场。”我对母蛐蛐说：“他是奸夫，你是淫妇，我不是铲除异己，只是替大行道！”
一言堂
十月十六日
公蛐蛐一死，屋里就静下来了。有时候没声音反而觉得更不安。怪不得有人要在屋里放个流泉，时时听水声；有人养鸟，要听鸟鸣；有人爱钟，一间屋子能挂好几个大钟；还有人喜欢在窗外种芭蕉。连我的空气清净机，明明吵得要死，说明书上却说这种频率不会吵，反而有安神之效。也怪不得有的丈夫爱打鼾，他的枕边人非但不觉其扰，哪一天丈夫不在家，还可能因为太安静而睡不着觉。
这前后两只公蛐蛐，连着叫了好一阵子，我由时时听到，变得时时听不到，也就是“有听没有到”。既然达到这种境界，它们的突然消失，就真有些不习惯了。
或许那些从政的人，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吧！由“一言堂”，大家不敢说话，到突然的“大鸣大放”，当然会不习惯。但是如果这样的局面久了，也适就了，一朝突然又没了反对的声音，会不会也觉得太孤寂呢？
所以，“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腐化”。也可以改成“绝对的安宁，造成绝对的不安。”那不安来自心理的不能“自我肯定”，如同一位太成名的作家，写什么烂东西，别人都用，缺少了批评者，反而自己要不安。绝对的安宁也如同许多没有外侮，大家吃饱了、喝足了，无处发泄剩余的精力，于是搞内斗。连这世界的“冷战时期”结束，都非但不见安宁，民族和宗教的战争反而增多。爱斯基摩人，总处在无边的宁静当中，耳朵应该好，却发现聋子特别多。因为耳朵老不接触声音，偶尔打猎开枪，那枪声就造成严重的伤害，应该也是同样的道理。
虽然没了蛐蛐的叫声，使我有点不适应。所幸连着下了几天大雨，秋天的朽叶塞住“天沟”，雨水便沿着四边屋檐往下淌，滴滴答答加上稀哩哗啦，十分吵闹，使我有了另一种安神的音效。
不知为什么，一到秋天下雨，就想到李易安（李清照）的“萧条庭院，又余风细雨，重门须闭。”这首词明明是写春雨，我却怎么看，都是描述秋愁。至于她的“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则恰恰相反，写的虽是秋天，我却怎么想，都觉得是料峭的春寒。大概凡是才子、才女，有点日夜、春秋不分吧！
李易安真是了不得的才女，不但克得了丈夫赵明诚，还克得住她公公赵挺之。据说赵明诚死后，李易安写了篇祭文，大概写得太好，害得赵挺之都不敢动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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