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难以置信地问：真的吗真的吗？然后Ｃ君信誓旦旦地说：你放心，消息来源绝对可靠。再举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某天小Ｄ告诉我下午不上课，而当我顺藤摸瓜寻根究底之后才发
现消息的来源竟然是我，而我只记得自己早上说过下午最后一节课提前十分钟结束以便进行大扫除。
也许是某个伟人也许是我说过，郁闷的环境出文人，沉闷的环境出哲人。我们开始变得很哲学，没事儿爱跑到宿舍楼顶上朝天疾呼问一些“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之类的深奥问题。然后就会听到对面的女生楼扔过来一句：“谁家的疯狗给我牵回去！”
对面女生历来就很嚣张。她们住小洋房而我们住红砖楼，她们的衣柜比我们的大两倍，她们有张很大的写字台而我们什么也没有。小资产阶级得很！事实再一次证明了当今世界仍有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但成天吵着改变学校住宿条件的却都是些头发长而什么什么短的不知足的丫头。我们解释说这是男生适应能力强而她们却说是我们历来就不讲究。
晚上熄灯之后窗外惟一的风景就是女生楼飘忽的烛光，星星点点犹如鬼火。毫无疑问，她们正在捧着琼瑶进入角色，很难想象这些白天疯脱了型的丫头片子晚上如何摇身一变扮演纯情少女或是多情少妇。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烛光的多少与第二天上课睡觉的人数成正比。
尽管二中的文科不怎么的，但它却带有浓重的哲学味道。
矛盾无处不在，整个校园充满辩证色彩。老师说，教育不是为了高考，掌握知识是最重要的。说完之后拿出书，叫我们把高考不考的章节划掉，再理直气壮地告诉我们，高考不考，我们就不学。我想如果老师们去古代卖矛和盾的话一定会生意红火。最难得的是他们可以对着讲台下百余只疑惑的眼睛而始终目光坚定。这种目光对峙的较量每每都是我们败下阵来，老师的坚定不移也最终让我们相信：是我们弄错了。
政治老师说：这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
张晓风说：给我一个解释，我就可以再相信一次人世，我就可以接纳历史，我就可以义无返顾地拥抱这荒凉的城市。
同样，既然政治老师给了我们一个解释，那我们还有什么不可以相信、接纳、拥抱的呢？深吸一口气，前赴后继地一头扎进题海，为明日的象牙塔做困兽之斗。
在这所省重点里，我们所做的试卷不是用“张”来计算的，用“吨”有些夸张，但用“斤”应该没人反对。学校复印室如果对外开放的话其工作速度足以令外面的复印公司全部倒闭。尽管我们万分心疼那台老复印机，但它没有遇上我们这样的主人，所以它必须每天忙够八个小时。而我们的累与复印机的忙可以建立起一个以复印机的工作时间为自变量的直线上升函数，它忙我们也忙，正所谓“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我们虽不至于忙到普京似的“上班的时候女儿们还没起床，下班的时候女儿们已经睡着”的地步，但估计也差不远了。老师叫我们做题要快点快点，我们恨不得叫时间慢点慢点，但“事与愿违”这个词并不是祖宗随便造出来玩的，时间的飞速流逝常常让我们扼腕三叹。
二中的校训之二：高一已经到了，高三还会远吗？据说高二的版本是：高一已经过了，高三已经来了。
我们一直有个美丽而恶毒的愿望：高三毕业后把所有的试卷来一次烈火中的永不超生。但现在它们却是我们最珍爱的宝贝，别说全部烧掉，就是少个一张半页的都会捶胸顿足痛不欲生，接着赶紧借朋友的去影印一份。因为老师长期而高频率地告诉我们：你们做的题都是经典中的经典，高考很有可能遇上。尽管我们知道这种可能性是万分之一或千万分之一或是更低，但只要有这种可能存在我们就义无返顾。我们相信这个肥皂泡般脆弱的可能，每天期望老师能金口玉言。
二中的校训之三：做一百分的习题，涨一分的高考成绩。
一到夏天学校的花就开了，开得灿烂开得夺目开得让我们想拍手唱：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
滨江路两旁的树木上开满了米粒大小的白花，微风一过就会有雪花似的花粒落下来，像
六月雪，我们称为“又一个夏天的冤案”。
滨江路是寝室到教室的惟一通道。有人说，如果要杀二中的学生，只要堵在滨江路，保你杀个一干二净，因为二中的逃学率为百分之零。当然，类似这样的统计还有很多，如百分之零的留级率，百分之百的毕业率，百分之百的及格率等等。就是这些百分之零和百分之百让我在一年里丢掉了全部的骄傲。
但毕竟满地的鲜花给了我们一个好心情。老师说，你们的一天是从走上一条铺满鲜花的道路开始的。我听了很受用，但小Ａ说，我们正踩着鲜花的尸体。一句话把我恶心得不行，一脚踩下去都马上提起来。
花落到地面上就变成了黄色，日复一日地提醒着敏感的我们：工业盐酸是黄色的，浓硝酸也是黄色的。小Ａ每天路过都会对我说：盐酸带黄色是因为含有三价铁离子，而浓硝酸带黄色是分解产生的二氧化氮溶于硝酸的结果。这不能怪小Ａ，他爱化学爱得要死。他曾经弯着眉毛脸上带着些许挑逗的表情阴阳怪气地对我说：“化学是我永远的爱人。”弄得我全身起鸡皮疙瘩。
由于学校的花儿们二中得了个全省绿化先进单位的称号。我并不认为这是学校的绿化工作做得好，就正如我不认为二中的高升学率不是因为教学条件好而是因为身边有无数个强劲的对手一样。学校会繁花似锦完全是因为类似新加坡的高额罚款。“摘花者罚款一百元”的白色木牌随处可见，就犹如万绿丛中的一堆白骨。“花到堪折直须折，莫到无花堪折枝”的古训在这里被驳得体无完肤。不仅不能作为摘花的理由，连平时说说也会被骂得狗血淋头。老师们对花儿近乎病态的关爱让我们一致认为他们上辈子一定是美丽的花仙子。
当我第二次看到花开的时候，我迎来了我高一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暑假。大把大把的时光从指缝中溜走，留下许多叫知识和情感的东西被紧紧地握在手里。
高一的最后一个月我过了十七岁的生日。朋友说你又长大了一岁。小Ａ说，你又老了一岁。小Ａ总是这么悲观，他始终坚信“面包落地的一面一定涂着黄油”的理论。我不想那样。不管我是长大了还是老了，也不管是快乐还是悲伤，我的高一毕竟过去了。我不想过于开心或是过于伤感，心如止水是种很好的状态，我一直在努力。
再见，我的高一。
我上高二了（1）
我上高二了。一句宣言般充满激情的话被我念出了世界末日的味道，有气无力犹如临终的遗言。一分钟前老师对我说你要念出气势念出感觉要让每个人都振奋一下。现在我制造出了截然相反的效果，老师的叹气声清晰可闻。我知道她很失望我也不想让她失望，可结果是我无法控制的。就正如我不是想上复旦就上复旦的。
我上高二了。我不兴奋也不悲哀，我的心如死水。其实这就是一种莫大的悲哀，哀莫大
于心死。可是我身边的人个个都活得很滋润，成天张着嘴笑，露出一口白牙齿或黄牙齿。不会笑的也是埋头做题，一副很有理想很有追求的样子。我知道他们的生活才是我理所当然的归属，我知道没有理想和追求的人是多么地可耻，我也知道理科生不要有太多思想做好题就行。但知道仅仅就是知道而已。我知道天上有个大月亮，可我一辈子也别想上去，人类那伟大的一脚注定轮不到我去踩。
我开始念稿子。我上高二了，我很困惑。我抬头看看老师发现她也很困惑。我知道是我把她弄困惑的。在她眼里我应该是个好学生吧，应该积极向上很有主见吧。这样的学生怎么会困惑呢？于是她困惑了。
我是真的困惑。我的年龄还没有老到会矫揉造作地去玩深沉。本来我是想读文科的，但父母之命大于天，我就是死也要死在理科。所谓的气节。小Ａ读文科去了，生活得很滋润。每天轰轰烈烈光芒万丈。而我就只能在理科一点一点地被灰尘盖掉，然后被同化，被遗忘。每天研究两个球怎么相撞，看金属丢到酸里冒出的美丽气泡。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会让Ａ给我讲文科班的故事。我一边看着小Ａ眉飞色舞地讲他们的考题是写出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一边寻找着身边稀薄的空气维持呼吸。坦白地讲我向往文科生自由的生活，作为一个理科生我的修行还不够，我还没有学会看到飞来的足球就做受力分析的本领。
我上高二了，我感到很累。这时老师的目光不仅仅是困惑，还有容忍。我知道我的发言是为了让每个人受到鼓励打起精神。但我累就是累，好孩子不应该说谎，这也是老师说的。小学老师。很多人都不把小学老师当回事，叫他们“教书的”，其实高中的老师才该叫“教书的”，因为他们只是教书而已。我是累了，梦里看见无数的方程式扭着小胳膊小腿儿晃来晃去，大声吼叫“无解无解”。我是累了，抬头的时候脖子会疼，看天的时候眼睛会睁不开，我习惯黑暗中的昏黄灯光，其实我习惯的是一种歇斯底里的麻木。一切的一切以拖垮自己为目标，最后的最后大家同归于尽。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高考是上苍神明降下的双刃剑，割伤我们也刺痛师长，受益者躲在远处嘿嘿地笑。然而谁是受益者？孤独的我伫立在茫茫的尘世中，聪明的孩子提着易碎的灯笼。
我上高二了，我发现不是每次努力都会有收获，但每次收获都必须要有努力。一个不公平的不可逆转的命题。理科班仅有的几个女生用她们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感性思维与男生的理性思维相抗衡，是悲壮也是悲哀。有个女生用了我两倍的时间和精力去学物理然后考了我二分之一的成绩。看到她有点泛红的眼睛我觉得高考注定要把人毁掉。
我上高二了，我发现友情变得很脆弱。友谊的玻璃瓶被放得很高且布满裂痕，一有风吹草动就摇摇欲坠。我的笔记本常常不见，我的参考书骄傲地出现在别人的桌上，被撕掉的扉页很像秋菊，讨不到一个说法。我毫不掩饰地讲出一切，向人们宣告我也可以很恶毒。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也生活在这个高二，所以我知道人什么地方最不堪一击，知道怎么做也可以把别人刺得最痛。因为我们那仅存的一点点顽强抗争不肯泯灭的良知。因为我们还是孩子我们的防御能力还不够完善。我们可以把对手的分数计算得丝毫不差，可以为了比别人多做一道题而熬夜苦战。早上看到一双熬红的眼睛时，他会说，昨晚的球赛真是精彩。我们笑一笑，彼此心照不宣。我们似乎以为战胜了同学就通向了罗马，然而事实是全国皆兵，高手潜伏在不可知的远方。我们以为要找的是锁，其实我们要找的是那串丢失的钥匙。池塘边的榕树上没有知了，操场边的秋千上落满尘埃。
我上高二了，我们学会欣赏哪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最漂亮，然后为了那一张沉重的薄纸而玩命。所有的资本都是赌注，健康、爱好、休闲、友情、爱情在身后一字排开，一切代价在所不惜，来吧，我什么都可以扔出去。朋友说复旦的录取通知书像结婚证，我想说复旦我爱你请和我结婚。
我上高二了，在微微变凉的九月。阳光日渐稀薄，降温降温，原来秋天这么快就到了。
秋天已经到了，冬天还会远吗？在这个充满凉意的秋天，我站在讲台上面无表情却又感情丰富地说：我上高二了。我把一切不急不缓地讲出来，也许大家会好受也许我会好受。我讲完之后没人鼓掌，四周的呼吸变得很轻很长游移不定。有人的目光变得很亮有人的睫毛变得湿润。老师静静地靠在门边上，我看到她飘在风里的白头发。风儿轻轻吹，树叶沙沙响。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像个乖孩子。一切的声音都退得很远，世界原来可以如此安详而美丽。阳光照进来我看到的是光明而不是入射角和反射角。空气闻起来很清新，不是氮气氧气二氧化碳。每个同学都很可爱，没人是第一名没人是第一千名。
然后一声铃响。然后一切恢复原样。
老师发下卷子，我们习惯性地收拾，习惯性地麻木。老师走出教室时回过头来说，卷子就后天交吧。我们很欣喜也很奇怪。
我上高二了，在天气慢慢变凉的秋天。
在一切似乎没有改变其实一切都已改变的生命的罅隙。
桃成蹊里的双子座人（1）
双子座·结束
很多时候我的脑子里冷不丁会冒出个念头：我的生活结束了。不论这个念头是怎么来的总之它是不可思议且可怕的。虽然我长得并不是貌比潘安颜如宋玉，但起码我不会影响市容，偶尔碰上母亲的同事她们还说我长得很乖；虽然我的成绩上中青院难点儿，但起码上个重点应该没问题；虽然我的零花钱不够隔三岔五买台电脑，但起码对付日常的吃喝拉撒不成问
题；虽然我父母并不是把我捧在手心里怕化了，但我知道他们是爱我的，这我敢肯定；虽然我的朋友还没有多到一个广告牌掉下来就能砸倒三个的地步，但起码我不会寂寞。
那么“生活结束”的念头从何而来呢？我问夜叉，夜叉告诉我：“因为你不知足。”是吗？我搞不清楚。我觉得自己挺知足的。我没有过高的愿望，很多时候我连过低的愿望都没有。那么要不是夜叉说错了，要不就是我不够了解自己。而我觉得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桃成蹊·夜叉
我和夜叉是在桃成蹊认识的。我和他是那种在父辈眼里不可思议在前卫分子眼里俗不可耐但在我们眼里挺好玩的网络朋友。
我最初的一个傻气的网名是阿修罗，佛经中善恶参半的战斗神。某天一个叫夜叉的人找上了我，我说我不是ＭＭ要找ＭＭ走远点儿。这是我在网上认识朋友的第一句话，习惯了。我讨厌在性别方面的游击战，两个大男人眉来眼去可不好玩。夜叉说，我知道你不是美眉，你现在在哪儿？告诉我。你别怕我没什么企图。我说我怕什么呀是人是妖你都放马过来，我在桃成蹊。夜叉说那简单你举几下手我就可以看见你了。于是我举了手，于是我们成了朋友。
如果我不说大概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