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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饱嗝，可能也算是一种于饭后不请自来同时又很难控制的不雅之声，有时甚至会导致灾难性的事故，据报道，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南京有一个人饭后打饱嗝，竟然一下子打破了食管，以至于连续十五个月不能进一口食物。
与反对狼吞虎咽相比，禁止在吃饭时发出非礼之声还是有些道理的，属于“远古的回声”。在那些比旧社会还旧的社会里，食物总是短缺的，肚子总是饿着的，一旦得到了吃的，除了尽快把它吃掉，还得在进食的时候把音量收细，以免招引来抢掠者。这样的一种食相，我们已在Discovery节目里看得一清二楚。
黄瓜记
当一根绿油油的黄瓜被脆生生地切开，从玉色瓜瓤中散发出来的那种清涩芬芳的味道里，渐渐地就闻到了夏天。不过在这种时刻尤其难以想象的是，黄瓜的故乡竟然远在千山万水之外的喜马拉雅山。
也许是因了这个缘故，佛门中一向有关于释迦牟尼当年“开发黄瓜药用价值”之说道。不过黄瓜的这段佛缘，后来竟让它与石头记里那块被闲置在大荒山青埂峰下的第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顽石有几分相似。
其实喜马拉雅也并不全是冰天雪地的。在印度北部一侧的喜马拉雅山南麓山脚之下，就生长着比黄瓜还要绿的热带雨林。四千多年前，正当此热带雨林里某一根“自恨粗蠢”的老黄瓜“自怨自叹”并“日夜悲号惭愧”之际，也许就遇上了坐在黄瓜边高谈阔论的一僧一道，然后就不觉动了凡心，从此就被携入红尘，走了一遭。
据说是印度人首次对野生黄瓜进行了人工栽培，从那个时候起，埃及、中东、罗马、希腊，黄瓜展开了一次漫长而缓慢的旅行，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直到十九世纪初，方才栽培至西方美味的首善之都法国。至于中国的黄瓜，两千多年前由出使的张骞携至长安，那正是一个“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由于黄瓜自西域引进，故向有“胡瓜”之名，在台湾，此名至今仍在沿用（与该地同名同姓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完全无关）。“黄瓜西渐记”一写就是四千年，经过无数次的人工改良，自然淘汰，虽说是种瓜得瓜，但喜马拉雅山下的那根老黄瓜与生俱来的苦味不仅被大大削弱，而且在不同的水土中渐渐地形态各异，神合貌离，虽然在植物学上同属于葫芦科一年生蔓性作物，终究是变种丛生，谱系大乱。正是：
满身刷绿漆，一把辛酸泪！
都云他好吃，谁解其中味？
尽管它后来变得品流复杂，而今天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已难以找到纯种的野生黄瓜，不过，黄瓜的相异之处主要体现在体型跟表皮的质地之上，观其色，却皆是清一色的绿，全不似其它瓜类那般诸多颜色上的差异。经常吃的黄瓜，基本上被分为大小两类，而且前者外皮有刺状的突起，俗称“顶花戴刺”；后者无刺，并有黄色之条状文身。大黄瓜老了以后便褪去了绿色，起皱，转硬，发黄，并且暗淡无光，因有“老黄瓜刷绿漆——装嫩”之谐谑。不过，大黄瓜的老身也并非百无一用的废物，广东人就独爱用它来煲老火靓汤。
传统上，个头较小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喜欢吃的是大黄瓜，身材高大的西人则专宠小的。因为大，便使得厨师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比较适合中式烹饪的技术发挥。正因如此，黄瓜在中国菜里的变化远胜西餐，既不但可炒，可炝，而且可拍，可酿，当然最爽的还是生吃——这件事原本并不需要厨师。
黄瓜的西式吃法，因为小，所以也一直就以小卖小，一般是用腌的，空口，或夹三明治，味道俱美，再不然，索性就碾碎了，与优酪乳、洋葱及柠檬汁混为一谈，做成酱料，在黄瓜的祖家印度，类似的酱料也很流行，此外，印度人有时还会在他们的咖喱中加入黄瓜，使其变得更加温和爽润。
东西两路皆我所爱，虽则是大小通吃，不过比较而言，大黄瓜的肉质吃起来尽管比小黄瓜略微粗率，却胜在吃着过瘾，而且别有一种独特的芳香，也就是说，可以使生活在中国的人联想到夏天。尤其在生食的时候。打个不太确切的比方，手持一碌大黄瓜，口中嘎嘎有声，感觉就像当年握着享有“大哥大”之威名的第一代无线电话在那里粗声大气地发号施令，尽管大有大的难处，不过若将一部精巧的模拟手机从上衣口袋里取出来凑到嘴边，犹如自玻璃瓶中掂起腌制的小酸黄瓜，虽然品质清脆，但是就姿态而言，哪一种更爽，自是见仁见智。
青埂峰下那块顽石被点化为美玉，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地往人间的温柔富贵之乡走了一遭之重回故地之后，曾像一个急于出书的作者那样向空空道人自我推销道：“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画，可以喷饭供酒。”
喜马拉雅山下的黄瓜，在滚滚红尘里其实至少也遇到过一个“或情或痴”的异样女子，结下一段文字奇缘，这个女子，便是东北人萧红。
我吃过许多种黄瓜以及黄瓜的许多种做法，心头各有一番滋味在。汉语白话文里，能对黄瓜的天性做出最美丽的诗化的，惟独在《呼兰河传》这本小说中读到。
在萧红的童年生活中，黄瓜不仅是一种日常的吃食，而且是天堂（即她家的菜园）里最自由最任性的花：“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黄花，就开一个黄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他……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
尽管每一部教科书上都说黄瓜会开黄花，而且蔓生，只是教科书永远也不会知道黄瓜的性情，更不可能去丝丝入扣地摹写黄瓜蔓藤的情状，而只以“攀援状草本”五个字轻轻带过……想听黄瓜的故事，要么去乡下找一个有瓜棚的院子住下，要么，重读一遍萧红，当然，《呼兰河传》最好还是坐在黄瓜的蔓藤下读，在初夏的下午。你愿意吃一口黄瓜，就吃一口黄瓜，愿意看一眼箫红，就看一眼箫红。若都不愿意，就是一口黄瓜也不吃，一眼书也不看，也没有人问你。夏天因为这样的黄瓜而惬意，黄瓜因为这样的女人，也不算枉入了红尘。我也因而愈发地相信，吃黄瓜还是由得黄瓜的性子，也就是说，以生吃味道最好。
东北人里之所以能出箫红这样善写黄瓜的女人，主要是因为东北人普遍地会吃黄瓜。只有在普及的基础上，才有提高。
东北人的普遍会吃黄瓜，又主要是因为东北的黄瓜长得普遍的好。至于东北菜里的黄瓜菜，则以“拍黄瓜”最得我心。
这是因为，烹饪的技术指数在这道菜里几乎降到了零。
动词在中国菜的名字里并不罕见，只是这个不太文雅的“拍苍蝇”、“拍板砖”和“拍马屁”的“拍”字倒是少用——当然，“拍”照片，和“拍”电影还是很文雅的行为。其实，“拍黄瓜”里的那个“拍”字，指的是一种刀功，即先用刀锋把黄瓜一剖为四，再以刀背将这四段黄瓜拍碎成块。至此，“拍黄瓜”便完成了百分之九十，接下来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加入油盐，蒜蓉，糖醋，香菜或者辣椒，豪华一点，再邀牛肉片或卤水花生加盟，最后放进冰箱略冰一下即可上桌。
如此之低的技术含量，使“拍黄瓜”成为东北乃至整个华北地区的一道最家常也是最好吃的冷盘小菜，前面说过，“拍”黄瓜虽然在烹饪的意义上略嫌“低B”，不过拍照片和拍电影还是十分高深而且高雅的技艺。如果一定要把“拍黄瓜”比之于拍照的话，是不是可以把它称之为烹饪上的“拍立得”？
不过类似的黄瓜料理，也可以极其复杂，“拍”出一部好莱坞大片来。来看汪曾祺先生于一九八九年记录的“扦瓜皮”之法：“黄瓜（不太老即可）切成寸段，用水果刀从外至内旋成薄条，如带，成卷。剩下的黄籽的瓜心不用。酱油、糖、花椒、大料、桂皮、胡椒（破粒）、干红辣椒（整个）、味精、料酒（不可缺）调匀。将扦好的瓜皮投入料汁，不时以筷子翻动，待瓜皮蘸透料汁，腌约一小时，取出瓜皮装盘。先装中心，然后以瓜皮瓜面朝外，层层码好，如一小馒头，仍以所余料汁自满头顶淋下。扦瓜皮极脆，嚼之有声，诸味均透，仍是瓜香。”
一九八八年夏天，我在北京曾与王先生共饭，不过是在外面吃的，吃了什么，早就忘得一清二楚。如前有汪老生前旧交自京来穗，饭后谈到汪老生前的住家饮食，言及其简，难以置信。又说文人故穷，历来如此，云云。闻知不禁悲从心来。回家后检出汪老美食美文于灯下重温，备觉其字字嚼之有声，句句诸味均透，音容宛在，仍有瓜香。
吃自己
我看，我们还是用下面这个名叫《菜单》的轻松段子来作为“吃自己”这个严肃主题的开场白吧：
豪华客机的头等舱里，坐着三个非富则贵的旅客，有美国的石油大亨，日本的汽车大王，还有一个是某食人族部落的酋长。飞着飞着，开饭时间到了，空中小姐先问石油大亨：“先生，您的午餐想吃什么？”
“汉堡包。”
空中小姐又问汽车大王：“先生，您的午餐想吃什么？”
“寿司。”
空中小姐最后问食人族酋长：“先生，您的午餐想吃什么？”见酋长面有难色，空姐关切地问：“那么，汉堡包好吗？不然，寿司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酋长不断地摇头，最后，他有点不耐烦地吩咐空姐道：“请把旅客名单拿来给我看看……”
从这个段子的字缝里，我大致看出了这样三个与吃人有关的基本理论：第一，吃人是一种野蛮行为；第二，这种行为也可以按照文明社会的饮食程序和礼仪而进行；第三，头等舱乘客的肉通常都不太好吃。
站在法律和伦理学的角度，吃人是一种高度的禁忌，不过学术上对于这种行为则有十分严格的界定，按照美国的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在《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一书中对此所下的定义，所谓“吃人”，是在“拥有其他营养品供应情况下的人吃人行为。”换言之，若在“不拥有其他营养品供应情况下的人吃人行为”，就不算吃人，最起码，不能算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吃人”。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李敖曾在文章里多次引述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英国探险家，在探险中碰到一个有吃人肉风俗的蛮人，等到他发现这个蛮人竟是英国大学出身的，他大为惊奇。他问这个蛮人说：‘你难道还吃人肉吗？’这个蛮人的答话可妙了，他说：‘我现在用西餐叉子来吃了！’”李敖后来解释说，他之所以对这个小故事“一再引述”，是“喜欢他含义的深长。所谓‘西餐叉子吃人肉’，他的思想型模，是‘半吊子西化’的一个类型。”循此“思想型模”，我们其实也不难发现，我们今天所谓的文明以及所谓的禁忌，都是须臾也离不开“拥有其他营养品供应”这一不太靠得住的前提之下的一种“半吊子文明”和“半吊子禁忌”罢了。
极端的饿和极度的饱都会导致吃人。所谓“极端的饿”，不用说，指的就是饥荒。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大饥荒时期，都上演过一幕幕吃人的惨剧，中国的史书上，通常以“人相食”这三个字一笔带过。在《资治通鉴》之类的正史里面，可以读到像“关东大饥，人相食”；“京师大饥，人相食”这一类记载。
不过，欲知详细的人相食事迹，还是得依赖野史。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里就有多起相关的民间口述历史。崇祯末年，河南和山东发生大旱灾和蝗灾，连草根和树皮都被人吃尽了，百姓开始以人为粮食，连官府也禁止不了。妇女和小孩在市场上待价而沽，被称为“菜人”，屠夫买了去，像杀猪羊一般宰割。当时一个姓周的人行商回家，抵达该地时正是午后，屠夫说：“肉刚好卖完了，请稍待。”不久，只见他拖了两个女子来，口中还说：“客人您久等了，我先取一蹄给你。”周某看见他要杀人，赶忙要阻止，却只听一身惨叫，其中一名女子已经活生生的被割断右臂，痛得在地上打滚，另一女子吓得面无人色，两女见了周某，一起向他哀叫，一个求快点死去，一个求活命。周某心中不忍，出钱赎了两人，见一女已经没有活命的可能，便急刺她的心脏让她速死，另一女便带回家里。周某没儿子，便取了那女子为妾，果然生了个男孩，男孩右臂还有一道红丝，从腋下一直绕到肩胛。周某一家传了三世就绝后了，人家都说他本来命中无子，因为做了这件善事，香火才再延了三世。
至于那极度的饱，“易牙蒸婴”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齐桓公归为一国之君，饮食上又被著名的大厨易牙（后来被中国厨业供奉为祖师爷）尽心伺候着，嘴里却就是淡出个鸟来。为了讨好齐桓公，易牙就把自己的亲生儿子杀死，并用儿子的肉煮了一锅肉汤让齐桓公尝鲜。
人吃人的细节固然令人发指，但是后果更是不堪设想。据说在唐朝时后，睢阳城（今河南商丘）被围，全城六万多军民相食，最后竟剩下了数百人。若围城之难持续不解，很可能最后只吃剩下一个人。届时，这个人恐怕就只好自己吃自己了。
极端的饿和极度的饱都会导致吃人。
与此相对应的，乃是极端的恨和极端的爱也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