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好消息。我所希望的一切就是做一个愚钝的凡人……终日不睡觉，到处乱胡搞男女关系，大口喝香槟酒，啊，如此疯狂，啊，如此放荡，这是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烦扰……我想做一些让人沉闷但却可靠的广告代理方面的工作。”太迟了。玛乔李已经选择了郊区和米尔顿律师。他“强壮有力、靠得住、有把握”，能举办传统的婚礼并安排她一直渴望的生活。
郊区急速扩张也产生了高速公路“沙皇”罗伯特·摩西。他的坚持不懈的批评家路易斯，芒福德总结道：“在20世纪，罗伯特·摩西对美国城市的影响比其他任何人都重大。”四十多年来，令人敬畏的摩西在纽约城和纽约州的高速公路、隧道和桥梁上冲撞。在50年代中期，他计划使通过华盛顿广场公园中心的一条主要高速公路下沉——占地仅七英亩——以便和另一条穿过曼哈顿南部的高速公路接上。为了从由摩西指挥的纽约筑路工的手下保护好格林威治村和华盛顿广场公园，简·雅各布斯和她的同胞一起发起了一场成功的战斗，她的《美国大城市的兴衰》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被这场战斗激发创作的。
摩西的故事表明了——他并没有致使——美国的非城市化。摩西策划与发展的新高速公路使得郊区居住区兴盛起来。城市波西米亚群落因郊区的繁荣而受侵蚀。罗伯特·卡罗，在他为非凡摩西所写的非凡传记《权力经纪人：罗伯特·摩西与纽约的衰落》一书中，把1955年看作纽约及其郊区不可改变的“转折点”；就在这一年，摩西否定了计划中的运输轨道线，开始建造长岛高速公路，他把这个岛毁坏成像他的公园大道那样的发散型的岛。
只要列举摩西的几个计划就可以看出他的影响，高速公路有：迪根主高速、凡·威科高速、谢立丹高速、布鲁克纳高速、克罗斯·布朗克斯高速、长岛高速、哈莱姆河车路、西部高速、南北州公园大道、布鲁克林一皇后高速、索·米尔河公园大道、克罗斯岛公园大道。桥梁有：特伯勒、维拉扎诺、思罗格斯·奈克、亨里·哈德逊、布罗克斯一怀特斯通。公园有：琼斯海滩（也许是他最大的创造）、森肯草地、蒙塔克、东点、火岛、卡浦特里。加上水闸和房屋规划。而且，这还只是一部分目录。
满怀激情、意志坚定的摩西一生致力于重建大都市，以便小汽车的车主们可以开车去他创建的公园或去曼哈顿旅行。摩西推崇私人小汽车。按他的规划，在不利于公共汽车通行的不足的空间里建起了立交桥，有效地防碍了没有小汽车的城市居民。正如他的总工程师后来解释的：
摩西先生有一种直觉，那就是，有那么一天，政治家们将试图把公共汽车搬到公园大道上……他过去常对我们说，“让我们设计这些桥梁吧，这样，空间就正当地只留给小轿车了。”他深谙……你不能在一座桥建好之后再去改变它。结果是，从纽约来的公共汽车不能通过公园大道，即使我们要它通过也不行。
像许多纽约人一样，摩西本人从没有学过驾驶，他出去是由别人开车。这一事实暗示了他的梦想中的疯狂性。
当然，为现代纽约的形成去指责或褒奖某人是不可能的。摩西重新绘制了纽约地图，但他却是与巨大的经济力量共同完成这一点的；甚至“摩西建造”这个碑文都会给人以误导，好像他是亲手挖路基而不是和政治家集团、发展商、劳工联盟共同努力的。然而，没有人类的介入，城市就既不能扩大，也不能缩小。如果说摩西是和历史同步前行，那么他个人也发出了一些决定性的指令；而且他所取得的明显的成功被很多城市开发者广泛效仿。他是一个象征——而且不只是一个象征——他是小汽车和郊区的象征。
20世纪50年代记载下了城市波西米亚的衰亡以及郊区的激增。这不仅是人口统计的变化，也是文化的改变。波西米亚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理由；一向落在后面的资产阶级社会最终赶了上去。同时，使城市波西米亚得以存在的脆弱环境遭受了一连串的打击。到50年代末，通常在郊区长大的年轻的知识分子很少搬到纽约、芝加哥或旧金山去开创作为独立作家的生活了。相反，他们涌进广阔的大学城，安全地与衰落的城市疏离开来。
四
几乎没有观察家或史学家承认在文化冲突中，厌倦至关重要：没有人会二度出名。在20世纪50年代引发了无数报告、小说和杂志文章上的郊区问题，最终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最近一些年里，甚至几十年里，有没有核心杂志或电视报道来反映郊区生活呢？对新一代人来说，也就是对那些在郊区长大却没有搬到那里去的人来说，有关郊区生活的弊端和愉悦的无尽的争论并没有激发起很大的兴趣。郊区就是郊区，人们并不陌生。它几乎不再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正是由于缺乏兴趣，这个主题似已终结了。
但情况又不尽其然。新的几代人确实做出了贡献。尽管他们不再为郊区的优点而争辩，但到20世纪80年代已有许多人用行动表明了态度。在最近的几年里，相当数量的——但也不是大量的——满怀热情地从城市逃向郊区的老辈的孩子们已经返回城市了。如果城市已经重新获得了公众的关注并重新获得生机，那么这要归功于来自郊区的两个因素：人与购物中心。
两者都不能保证恢复城市社区的状况。购物中心是郊区对非城市化的散落的人群的解决办法；当商业区衰亡或被拆除以后，它们又因高速公路重新在远处汇集起来。购物者喜欢这种大的连锁店，周围有宽阔的停车场。“郊区化和出生高峰期创造并明确了对这种文化的需求和渴望”，《美国的购物中心化》的作者威廉·科文斯基在书中谈到了他个人对购物中心的解释，“高速公路最终界定了那种文化将在哪里和怎样繁荣起来。”
然而，怀旧常常会遮蔽对购物中心的讨论；一个生气勃勃的城市似乎只潜藏在过去。购物中心取代了人头攒动的人群和商店的商业区，日夜和我们的生命一起跳跃着。是这样吗？科文斯基承认他儿时的商业区几乎不是田园式的；新的购物中心提供了，尤其是为青年人提供了一个聚集的场所，否则他们就无处可去。
购物中心再不能提供别的什么了，通常还不足以提供这么多。对购物中心有一个模糊不清的认识也并非易事：它是大还是小、是在室内还是在露天、有没有人造喷泉、有没有观光电梯、有没有当地的手工艺展览。购物中心是销路不错的部门，不像城区大街，购物中心是由私人公司设计并经营的，这样每一平方英尺，包括长条凳和喷泉，都提高了人们的购物情绪。一家公司做决策，其中包括决定哪些店铺可以开业或长期开下去。租金通常以可租面积的平方尺数为基础，加上总收入的一个百分比。显然，那些不能带来足够利益的店铺就不再延续它们的租约，以保证购物中心均衡发展。一家书店如果有太多读者只是来浏览书籍，就没有前途。店铺的营业时间也是由公司决定的，因为很少有人住在购物中心附近，根本就没有人住在购物中心里面；下午六点或晚九点以后，购物中心就空无一人了。
购物中心是美国的一个成功的经历。随着停车场和高速公路的出现，它们也和战后郊区一起成倍增加；1946年，仅仅有八个购物中心；到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星罗棋布的购物中心有4000个。这些曾经招致商业区衰亡的郊区的人为现象，现在给城市的弊病开出了良方，而且还继续在市中心被建造。这一现象实际上是给讥讽再添讥讽。购物中心的一个大开发商维克托·格伦有一个独创性的观点，认为购物中心将城市引入了饱受隔离之苦的郊区。
战后，来自奥地利的难民建筑师格伦作为第一个购物中心的设计师和建造者出现了。他以一个改革者的姿态开始实现自己的梦想。购物中心将取代丑陋、分散、没有社会性的商业地带在郊区出现。不仅是停车处，而且购物中心也提供散步、聊天和休憩的空间。它几乎是重新创造城市。
格伦在对购物中心的期望里，灌注了他对欧洲市场及对其故乡维也纳的看法，亦即“我们必须敏感地观察欧洲中心城市的集市广场上出现的丰富多彩的、激动人心的、商业繁荣的城市景象”。他向购物中心的开发商们指出，“我们新的购物城”能够“填补一项现存的空缺”，提供一个“社区”或是旧式的城镇广场和集市场所的新形态。
格伦成功了，而且他的公司维克托·格伦联合公司成为且一直是主要的开发商。然而，购物中心的现实状况始终与他的想象相去甚远。他认为购物中心应当克服郊区没有中心的零散状态，而不是扩大这种状态。格伦是购物中心的开发商，他的思维方式有点像罗伯特·摩西，但更像路易斯·芒福德和简·雅各布斯。他蔑视小汽车产生的影响。他质问道：“为什么只承认香烟有害，而不承认小汽车有害呢？”
他从这些既非城市也非乡村的新发展中得出结论：“购物中心指的是村庄，以及人们发现了城乡商店和乡村俱乐部的任何地方……分店的名字指的是不存在的湖泊、森林、幽谷、山谷……”格伦总结道，复兴城市的时刻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对非中心化的郊区的信心“现在已经被击碎了”。他敦促接受“中心化和城市主义的价值”。梦想破灭的格伦最终回到了他亲爱的维也纳，在那里他就进步与发展的两难困境以及小汽车的弊病进行写作。
为恢复城市生机提供保证的另一个来自郊区的因素是人。在最近10年里，最让人惊讶的是城市居民的回归或重新出现——“贵族化”的或者说是新的、年轻的、富裕的居民对老居民的革新，这是一个从温哥华到巴尔的摩都看得见的过程。“有关这一现象的所有的一切——它的程度、范围、影响和意义——都存有争议，这些新居民似乎是“郊区的孩子”，他们因为生存或者说是生活方式喜欢上了商业区的生活。
一直在郊区长大的第一代人，对那些绿树、庭院以及购物中心并没有表现出什么热情，而这些曾使他们来自拥挤城市的父辈眼花缭乱。一项有关贵族化的调查表明，“一套郊区的住宅对20世纪50和60年代的许多新组成的家庭来说，乃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而“今天，这些郊区居民的富裕的后代中，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住在中心城市是一种时尚”。而且，单身男女，包括无依无靠的父母——这是越来越多的那一部分人——看来在要求，或者说至少是选择住在城里而不是郊区，因为城市为社交、抚育孩子、购物、膳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对商业区生活的新的青睐不仅仅是城市变化的原因，而且是城市变化造成的结果：旧工业的逝去，商业区“无烟”商业的发展——金融、广告、技术。来到城市的人们都是新的劳动力，他们取代了以往的蓝领劳动者。“新的‘生产方式’——在现代办公室里——被林立的公寓、褐色沙石建筑物和改造过的阁楼所形成的‘劳动阶层区’环绕着。那些原来用于轻工业生产的大通间改造成了上层人士住宅，这是城市经济重铸的极好的标志；在那里，新的消费者取代了旧的生产者。而且，那些大通间本身尽可能地被金融分析家和大公司的律师所占据而不是被艺术家所拥有，这证明了“对于一个典型的郊区家园的同样的空间价值观……一种对充足的空气、轻松宽敞的空间的喜爱”。
在数量和程度上，贵族化和大通间生活是受到限制的；它没有蔓延到广大的城市地区。相反，它只限制于有选择的几个地区，通常是典雅的旧式住宅，靠近商业区，在公园、河流或港湾附近。这种复兴几乎无法挽救城市的衰落。今天的富裕与过去的衰朽并存；一部分人穷困潦倒，而就在他们身边的另一部分人却飞黄腾达。贵族化随后带来了加速上涨的房租和新的同质化，这两种现象都给城市的多样性和波西米亚式文化造成威胁。
这一点都不是什么新鲜事。简·雅各布斯于1961年就城市成功的危险进行了评论，那时，这还是一件罕为人知的事情。一种称心的邻里关系诱惑着这些富裕的人们，而他们又排斥那些不如他们富裕的人。
如此多的人希望住在本地，以至于大规模地、甚至是泛滥地为那些能出最多钱的人建造房屋都将是有利可图的。这些人往往无儿无女……而且……是能够或者愿意为了最小的空间付出最多的人。为这一小部分能带来利益的人提供的膳宿及其他供给便利成倍增加，这是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的。众多的家庭，各种各样的景观，以及大批的企业……都被挤了出去。
贵族化造成的压力不仅淘汰了低租金的房屋，而且还消除了廉价的餐馆、咖啡屋和书店。从桑塔·莫妮卡到布鲁克林·海茨，新的妇女时装用品小商店、卡片商店、冰激凌柜，还有昂贵的小甜饼批发商店把那些获利微薄的商店排挤掉了。“书商发起反击，”这是《纽约时报》针对发生于布鲁克林·海茨的出售文学书籍的老社区书店和冰激凌小商店之间的一场经典的战斗的一篇报道。由于冰激凌连锁批发店出两倍的租金，房主便想把租给书店的房子收回。《纽约时报》声明，“正在争议中的是房主是否有权提高商业用房的租金，这种手段可能迫使‘夫妻’零售店从他们重新富裕起来的街坊中间被排除出去。”文章还指出“在街区南部”的一个全国连锁书店（沃尔登图书）“在出售畅销书，生意兴隆”。稍作改动，这篇文章可以应用于许多城市。
在选择街坊和加速提高房租方面，贵族化都削减了城市的波西米亚群落；作家和艺术家社群对廉价住房的依赖不能被过分地强调。但是，如果低租金取消了，那么一个社群就要散掉。莱昂内尔·阿贝尔1929年在他19岁的时候搬迁到纽约，和亲戚住在一起。他解释说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在格林威治村买了自己的房子。最后，“一个出版商……给了我一份合同，要我翻译兰波的诗歌，我接受了合同才得以在这个村子住下去。”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