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相互冲突的证言表明，要说出波西米亚群落所在的格林威治村或任何文化群体消亡的日期是不可能的。各种判断相差太大；这个研究对象——文化生命力——太难以捉摸。忙于生活和发展的人们发现，格林威治村衰败以后，他们在这里和在纽约、巴黎或芝加哥别无二致。他们怎么会知道的呢？历史学家或回忆录的撰写者们告诉他们，他们来此地已经太晚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特别是假如他们发现了他们正在寻找的东西？德尔本人表明，新来的人快乐地体验着村落里的生活，而意识不到他所作的判断。“这里都是些青年人，和我们当时一样年轻，和我们当时一样欢快、热切。他们是格林威治村的新村民。他们不介意这里的变化，因为他们从没见过我们的村落。”
旧金山的波西米亚群落证明了这样一个问题：为其商业化和消亡而哀叹的一些评价几乎回到它的起源问题，至少是涉及到了波西米亚俱乐部的发端。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波西米亚俱乐部从一个自由的记者、反叛者群体发展为期待成功者的藏身处。在最近的几十年里，旧金山的波西米亚俱乐部及其在红杉林里的夏日营地，亦即波西米亚果园，已经逐渐成了财富和权力的象征。当纽约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于1963年出现在波西米亚果园，预测他作为州长的前景时，《纽约时报》以“州长在州立波西米亚果园度周末”的标题报道了这件事。
情况不总是这样的。成立于1872年的波西米亚俱乐部和西海岸的很多作家及诗人都有联系，包括安布罗斯·比尔斯、杰克·伦敦和马克·吐温。然而，几年内，这个俱乐部遭受了波西米亚群落共同的命运：那就是缺钱。许多人因付不起房租而不能加入进来；其他人也采取了行动。一个颇为富有的成员回忆道，“很快就清楚了，只有才能而没钱是不能维持这个俱乐部的。”这个逻辑很简单：“我们作了一个决定，我们必须邀请一部分人加入俱乐部，也就是说，邀请一些既有钱又有头脑的人，但严格地说，他们不是放荡不羁的文人。俱乐部的大多数成员对此多抱以蔑视的态度。”有了这个决定，“我们如何取得永久的成功的问题便解决了。”
并非所有的人都开心。在1880年后期，一些持异议的并自称为群魔的画家和作家，抗议“商业主义”并离开了俱乐部去重新捕捉最初的波西米亚精神，但是仅仅因为资金短缺而失败。后来，一个不知名的成员指责财神在成员中的权势，结果还是徒劳无益：“开始，富人绝对是被排除在外的，除非他们具有真正的波西米亚气质……现在他们因为有钱而加人进来。”奥斯卡·王尔德对此似乎表示赞同；他在参观俱乐部时说他“从没有见过这么多衣冠楚楚、脑满肠肥、商人模样的波西米亚文化人。”
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历史学家说：“1926年11月，当人们在波西米亚俱乐部的房间里发现了乔治·斯特灵的尸体时，旧金山的波西米亚已经确定无疑地以悲惨的结局告终了。”斯特灵，一个二流的诗人，一度是安布罗斯·比尔斯的追随者，自从19世纪90年代后期就一直深处海湾区域文化的中心。”在为H·L．门肯设晚宴的那个晚上，如果说他的自杀结束了这个黄金时代，那么它只是结束了一个章节，而不是整个一本书；旧金山的波西米亚精神向外渗透，某个时候正好迅猛地发展成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波西米亚俱乐部可能已经变得富裕和保守了，但其他中心，例如连接着30年代的波西米亚文化和60年代的同性恋文化的“黑猫咖啡屋”，或者像作为50年代落拓不羁的文化人和诗人的家园的城市之光书店，都还保持着波西米亚原来的风格。
结论就是波西米亚从没有消亡也几乎没有变化吗？1910年和1980年之间，在纽约或旧金山的波西米亚群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这可能吗？肯定有证据表明这点。波西米亚——所有的文化——绝对地相似，历史上的一切都不改变，这种聪明的说法是给人以安慰的。在我们得到安慰之前，必须做出重要的区分：一些个体和整个一代人的经历是不同的。一些人可能宣称、相信或发现他们正住在波西米亚；这可能是恒定不变的，在今天和过去都一样是正确的。然而，对于要形成一代知识分子的波西米亚来说，这是不同的情形。为此，波西米亚需要更多深入的和在场的了解。
个人的经历和一代人的经历之间的区别不是挖空心思找出来的，这种区别常常出现在文化生活中。特殊的社群——种族的、宗教的、民族的——很少在一刹那间消失。甚至在他们衰败的时候，他们中间还可能产生一些经历和特征都与早期居民相去不远的人。例如，争论早期纽约市东部或布朗斯维尔对一代美国犹太人的重要性将是困难的；要强调这些社群已经为后人保留了它们的重要性也同样是困难的。然而，它们的衰败并不意味着旧日的中心已经完全消失了，也不意味着所有的居民都离开了。波西米亚社群的演变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并需要划出同样的界限——在个人与一代人之间。我们的任务是对一代知识分子是如何经历波西米亚的，或对他们是否经历了波西米亚做出鉴定；而不是确定波西米亚从地球上消失的具体日期。问题是何时、为何波西米亚不再吸引年轻的一代知识分子了。
美国作家马尔科姆·考利（1898—）已经毋庸置疑地提供了有关波西米亚和几代人的最有影响的说明；他的思考对象是他自身那一代人，也就是出生于世纪之交的知识分子。据考利说，“作家不是偶然地在一个时间的间歇中挺身而出的，他们是在贫乏的岁月里成群结队地出现的。”他引用了P．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话，“真正的一代人”有“他们自己的领袖和发言人”，并“把刚好在他们之前和之后出生的人的引入了他们的轨道。”
在考利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从外在方面毁灭”了他那一代人，并且使他们“染上”了不负责任的“病毒”、危险以及“使我们过去的生活似乎变得无法容忍”的兴奋。战后，“我们大多数漂流到曼哈顿，到第14大街的南部弯弯曲曲的街道上，在那里你只要每周花二三美元就可以租一间装修、布置好的廊底小卧室……我们来到这个村落……因为这里的消费水平不高，因为我们的朋友已经来到这里……因为纽约似乎是年轻作家可以发表作品的惟一的城市。”对于考利那代人来说，这个村落不仅是“一个场所、一种心境、一种生活方式：像所有的波西米亚群落一样，这里也是一种教义”。
然而，当他那一代人到达的时候，成功正威胁着这个村落。考利修正了马克斯·韦伯的经典论点，即清教伦理——自我克制、禁欲主义、罪恶感——给资本主义的机器添加了润滑剂。正如考利指出的——而且很多学者也都同意的——鼓吹“努力工作、深谋远虑、勤俭节约”的“生产伦理”，属于较早时期的机器时代。新近的资本主义不需要工作和节俭，而需要休闲与花销，不需要生产伦理，而需要消费伦理。
在这种旧的“生产伦理”和新的“消费伦理”的冲突中，格林威治村起到了出人意料的作用；它本身对娱乐和自我表现的热衷与时代的消费精神正好吻合。波西米亚证明是市场的前卫。“为此时此刻活着，”这曾经是一个激进的观念，激发人们购物的愉悦；价格和实用性就不再成为一种约束了。甚至可以说，如果“女性平等”只在波西米亚群落中而不在现实中出现的话，那么，它将有助于使香烟的消费增加一倍。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严肃的学说以宽松的方式服务于美国以增强消费，这体现了新型伦理的活力。美国烟草公司聘用了弗洛伊德的侄儿，爱德华·伯奈斯策划了一次运动，鼓励女性吸烟。伯奈斯向早期美国精神分析学家A．A．布里尔请教，并了解到吸烟再现了通过口腔满足性欲的升华，这象征了妇女的解放，甚至是“自由的火炬”的象征。利用这一发现的伯奈斯招收女性于1929年在第五大街举行的复活节游行中吸烟。他通过喇叭高喊，“我们10个年轻女性组织起来的游行队伍于复活节在第五大街上点燃了‘自由的火炬’，以示对女性不平等的抗议，这一行为引起了全国轰动。”
广告商叫嚷着传播一种曾只是少数人采用的波西米亚式抗议；美国人排成了一个列队。考利观察到，“格林威治村的典范在商业的帮助下，已经传遍了全国。”那些吸烟者在各州搞种种庆典或集会。如果说这个村落行将就木，那么，正如新闻界不断宣称的那样，“它正死于成功。”最近对这个村落的一项研究总结道，“事实上，反叛已经作为美国社会的探索和发展的一派发生作用了，而且在20世纪20年代，一种中产阶级的文化，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吸取了它的对抗文化。”在全国范围内，中产阶级把一个简单的“自制”准则，或“通过自我否定来获得拯救的新教徒精神”，转换成一种消费生活方式。
哈林顿以及其他的评论家把考利的论争向前推进了30年；对于他们来说，“60年代的那一代人”的性、颠覆以及疯狂已经商业化和大众化了，最终毁灭了波西米亚的伦理。格林威治村放弃了它存在的理由。哈林顿相信，“在60年代早期的某个地方，美国对它自身实用主义的正当性失去了信念，波西米亚也就开始死灭了。”小说家及批评家罗纳德·苏肯尼克表示赞同；60年代，当一个地下的村落文化公开时，这种文化便死灭了。“阿伦·金斯堡戴着山姆大叔的大礼帽出现在为《常青评论》所作的广告中，广告词是‘加入地下活动’，这个时候，整个60年代的美国人都在这么做。”
没有必要在考利和哈林顿之间做出抉择，他们可能都对。考利目睹了波西米亚民主化的较早阶段，而哈林顿则目睹了较晚阶段，或许是最后的阶段。终于，商业化和大众化的波西米亚除了保留在纽约和旧金山的一些纪念物以外放弃了一切。到20世纪60年代，知识分子不再对波西米亚的吸引力做出反应了，因为被重新命名为反文化的波西米亚已经进入了主流。而且，使波西米亚赖以存在的城市肌理，到20世纪50年代就垮掉了。波西米亚已经失去了它的城市家园和身份。对于出生在20世纪40年代及以后的几代人来说，波西米亚既不是一种理念，也不是一个场所。
三
城市波西米亚的衰亡和郊区的扩张有着难以割断的联系。波西米亚和郊区之间并没有什么因果关系；相反，它们体现了同一个星座的不同方面，也就是汽车统治之下的城市的不同方面。在20世纪50年代，城市变得让人讨厌，无法居住了，而且，新建的高速公路给人们提供了便利的交通工具，使得中心街区和相邻地区失去了生命力。《从商业区到乡村》，这是有关城市美国的一本书的副标题。
1950年夏季的《时代》杂志的封面是威廉·J·赖维特的照片，此人率先在郊区大量建造家园，在一排整齐、相同的房屋前面有这样一个标题“房屋建造者赖维特，出售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就是那时的一种生活；赖维特建造的房屋不仅有洗衣机和电视机，而且契约还详细说明了每周（适时）给草坪除草，禁止盖围墙，禁止户外洗衣。美国人大量涌人赖维特售房的办公室。
20世纪50年代还没有出现郊区，像别墅、花园和城镇外的人行道一样，郊区也几乎是和城市同时兴起的。4520世纪50年代也没有为郊区创造出什么理论根据。1925年的一项研究把非中心化的郊区称为对拥挤的城市所产生的弊病的应答。“一个拥挤的社会必定要么是褊狭的，要么是野蛮的。”在1900年，阿德纳·韦伯就已经写过，“‘郊区的兴起’使得城市生活的弊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根治的某种希望有了坚实的基础。”甚至对健康的城市街道生活的关注也有很长的历史。“街道的问题是第一个、最后一个，也是城市的物质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戴勒斯。P。韦尔柯克斯于1904年这样写道，“正是街道使得城市有可能产生。”48
至少这一点是清楚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15年里，城市化的进程要远远超出二战以前——或二战以来的任何事物。汽车、新高速公路，还有联邦政策的鼓励、或许是命令人们向郊区迁移。在这过程中，城市被抽空了。单身家庭从1944年的约十万上升到1950年的近一百七十万，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增长。郊区在以几乎超出中心城市10倍的速度发展。研究郊区的历史学家肯尼斯·T·杰克逊这样写道，“因为由联邦政府支持的家园建设的高涨占有如此大的比例，郊区的新房屋是中心城市衰落的主要原因。”
由《1956年州际高速公路法》所体现的联邦政府对高速公路的大量投资强化了人口分散。高速公路承担了战后政府运输费用的75％；1％用于市区大量的传送。杰克逊写道，“州际系统有助于使得公共运输继续螺旋下降，并从根本上保证未来的城市发展，将永远保持无中心地向四面八方伸展。”公共交通已经被“向远方突进的、没有便利公共设施”的城市的发展所阻碍，公共交通正在瓦解。路易斯·芒福德在1958年指出，“当时对大规模交通系统的反对主要来自它已经被允许衰败这一事实。”它衰败时，更多的人造访了汽车销售商。1950年，纽约的地铁每天都要运载200万名乘客。当车费上涨而公共设施下降时，一半人都放弃了大型交通系统，而进人曼哈顿的小汽车的数量成倍增加。“有这样一个对照：1946年生产了200万辆小汽车，而1953年则生产了600万辆。
郊区的急剧扩张产生了大量的文学、虚构小说和非虚构小说，从赫曼·沃克1955年的畅销小说《玛乔李晨星》，到威廉姆。H。怀特1956年的研究成果《组织人》。足足500页的讽刺、漫骂之后，沃克笔下的波西米亚式人物嘴上咬着月票。“我准备放弃了，玛乔李，”艺术家诺埃尔说道。“那对于你将是一个好消息。我所希望的一切就是做一个愚钝的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