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名单15年前就发黄了。
自从卡杜辛的研究开始，其他非正式的对知识分子状况的研究也已出现了。尽管它们没有为消逝的一代知识分子感到痛惜，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是，它们的研究成果已经表明了知识分子的缺席。比如，丹尼尔·贝尔成了几代纽约知识分子的代表。最近，“第二代知识分子”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惊喜，也没有新的名字（诺曼·波德霍雷茨、斯蒂文·马尔库斯、罗伯特·布鲁斯坦、米奇·得克特、杰森·爱泼斯坦、罗伯特·西尔弗斯、苏珊·桑塔格、诺曼·梅勒、菲利普·罗斯、西奥多·索拉塔罗夫）。当今一些反映重要见解的文学选集也反映出同样的文人老化；《党人评论》（1984），创刊50周年纪念的特刊——近400页——中，我们看不到年轻人的面孔。甚至为展示青年人的才华做出更大的努力，也是为时不久的事情。《乡绅》杂志定期刊登激烈而有益的年度讨论，内容是有关“新一代人中的佼佼者：正在使美国发生变化的40岁以下的女士和先生”，他们普遍撒网，刊物上随处可见朝气蓬勃的青年人的肖像。如果把计算机能手、建筑师和艺术总监放在一边，《乡绅》1984年和1985年都没有刊登显赫于他们专业以外的任何重要的作家和批评家。
当然，对这些原始资料都应给予具体分析。比如，卡杜辛的研究受到五个基金会的慷慨资助，这项让他煞费苦心的经验的和“科学的”的研究从根本上说是循环论证的：要求有影响的知识分子说出有影响的知识分子。那么如何选出第一批呢？在“有影响的”杂志的2万篇论文中努力搜寻，我们便能认出最频繁投稿的人。缺陷在这里：要被采访的群体已经被有影响的杂志抢先选中了。而且，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又还能指出谁是有影响的呢？大概只能是他们自己吧。
我浏览期刊并随意地向熟人提问题，也肯定了一代人的缺失。《纽约书评》或许被我当作一级刊物推出，它表明了年轻的知识分子的缺乏。反映美国的过去的重要期刊——《拨号盘》、《大众》、《党人评论》——与成年知识分子息息相关，从约翰·里德到马克斯·伊斯门和菲利普·莱福。然而，将近25年以后，要想说出一个和《纽约评论》有关联的年轻知识分子都很困难。当然，出类拔萃的作家也确实在刊物中出现，从玛丽·麦卡锡到拉什·克里斯托弗再到高尔·维达尔，但是他们都不是年轻人，而且都是成了名的。
接下来我要展示的是我非正式的研究结果。几年来，我已经请报刊编辑、大学教师及作家说出有广泛意义和重要性而不是什么专家的新的美国知识分子。以其读不懂的后现代主义写作而受称赞的X教授不发表看法，以其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电脑化而受称赞的Y教授也不发表看法。我的标准和哈罗德·斯特恩斯在1921年对知识分子的调查中运用的标准大体一致：“政论学家、非商业性杂志的编辑、小册子的撰写者、一般论题的作家。”
我没有得到什么让人信服的回应，而且，常常是毫无回应。以自己的智慧和悟性而骄傲的朋友们通常迅速地回答：福柯、哈贝马斯、德里达。谈话就这样开始了：不，我再强调一遍，我正在寻找在美国（或加拿大）土生土长的人。然后我听到：伯克·肯尼斯、马歇尔·麦克卢汉、诺曼·O·布朗、锡德尼·胡克。不，不是，我又重申，是新的、年轻的、有普遍重要性的活生生的知识分子。“噢，年轻的美国知识分子？……在最后的10—15年中的？……是，当然……有……呵……你是说，10—15年，不是25年吗？……呵……是……对……没……有……没有……”谈话就这样不了了之，朋友们都若有所思地走了，为那个既让人震惊又没被人注意到的缺席而困惑不已。
这是令人惊讶又不被人注意的；而且这绝非小事一桩。社会越来越依赖于那些带着30年前文化和政治斗争烙印的老一代知识分子。美国文化的未来不是“绿色的”而是“灰色的”。
考察难以捉摸的文化生活，我很难提供一种准确无误的结论来拒绝所有可能的其他答案。我关于消逝的知识分子的论点有可能受到这样一种观点的挑战，就是认为知识分子活跃在新闻报刊上。我赞同这样的观点，认为“新的”和不怎么新的报刊（个人新闻报导、丑闻报导、僵硬呆板的评论）证明——或曾经证明——充满活力的年轻的一代是存在的。而且，不说其他工作领域的知识分子，仅报刊记者就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责任。然而，一个知识分子把所有的生活都仅仅局限于出版——截稿日期、篇幅、稿费这些烦琐的日常工作上，最终肯定是冲淡而不是加强了智力劳作的意义。我在本书最后的一个章节中简要地讨论了这个问题。
我的论点也可能受到这样一种回应的攻击，即年轻的知识分子出现在电影和电视上；或者认为在老一代编辑和出版发行人操纵的公共舞台之外，新作家不但存在而且正茁壮成长。然而，新一代年轻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在主流影片或收视率很高的电视片上是看不到的；而且，不管这些编辑们是多么专横或目光短浅，他们是否能把握时代的方向也是让人怀疑的。
更为重要的是推进文化的发展、时常也使文化降温的经济风向。在数以千计的描述20世纪美国变革的统计中，有两项或许能大致解释消逝的一代知识分子：第一，受聘于大公司的人数不断增长，取代了独立的商人、工人和手工艺者；第二，二战后高等教育的“大爆炸”。这些潮流使知识分子从独立性转向了依赖性，并放弃了自由撰稿人，转向在学院里作付酬的教学工作。在19201970年间，美国的人口增加了一倍，而大学老师却增加了10倍，从1920年的5万人发展到1970年的50万人。
新创建和扩充规模的学院，如果我们不说是强迫的话，只是容许知识分子为了一个稳定的事业而放弃不安定的生活。他们以安稳的带薪和有津贴的教学工作，取代了截稿期和自由写作必不可少的压力，还有暑假可以写点东西，混混日子。当丹尼尔·贝尔在1958年为了过大学生活而离开《财富》杂志的时候，他告诉鲁西他有四个正当的理由：“六月、七月、八月和九月。””在这四个月的假期中，他可以写点东西，休息休息。诗人戴尔默·施瓦茨对他的一个同事抱怨道：“除了教学，所有的一切给我带来的烦恼就是一个人花那么多的时间为挣钱而煞费苦心……人的精神分裂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到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知识分子几乎全都从城市进入校园，从咖啡屋进入自助食堂。他们放弃了晚上迟迟不睡觉、和朋友聊天、梦想着他们自己的计划的快乐，这些似乎都不足挂齿；当然，他们也抛弃了为吃饭和付房租把自己的美好愿望断送于冷漠而平庸的编辑的烦恼。圈内的人很少把自由写作的生活浪漫化。埃德蒙·威尔逊说到他的朋友、音乐评论家保罗·罗森费尔德时这样写道：“他决不会理解写作也是一件商品，和其他商品一样，如果没有人赞助，这商品就得以火爆炒作的方式出售。”
然而，大学教师生活所获得的有利因素，诸如薪水、安稳、暑假等，似乎还没有不利因素多：有时早晨8点钟就得去开讲座，委员会辛苦而单调的工作，有时新居远离老朋友等。然而，这些得失权衡并没有包含真正的损失，它们尽管不怎么引人注意，却最终是决定性的。这就是在知识分子的生活被重新塑造的同时，知识分子的精神也被重铸了。
像大学教师这样的知识分子既不再依赖于发表一些评论和文学研究的小杂志，也不再依赖于像《纽约人》或《财富》这样规模较大的期刊作为他们表达思想的途径。专业刊物和专集维持着他们的生计。现在，他们的文章由学术编辑、“评审人”以及同行来评判，而不是一般的《新共和》或《党人评论》的编辑来审阅。他们的学术天地小得多了，这还是刚刚开始。稿件没有被《经济史杂志》采用并不会造成生活拮据。工资还是能拿到的，因为校方得履行合同。然而，大学教师要升职称，最终要获得一个职位，关键要得到同行的赞同和承认。
学院派生活的局限和堕落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对美国大学的无情而猛烈的批评最早出现于阿普顿·辛克莱的《正步》（1923），以及索尔斯坦·凡勃伦的《美国的高等教育》（1918）。凡勃伦有意用了一个副标题“关于全面堕落的研究”。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出现了这种情况，而在于这种情况出现的范围和程度。当大学教师占据了文化生活的一个扇面，他们的缺点（和优点）也就产生了一种不小的影响。当他们在文化生活以外再划出一个活动范围时，他们的规则便成了法定的规则。
这些规则并未鼓励一种坚强的独立意志。而“迎合、取媚流行趣味”，向商业卑躬屈膝——凡勃伦谴责的“全面堕落”尚未完全反映现实，即战后年代里庞大的大学体系及其要求。长期以来，在学术上知其然和多产是最关键的，而政治上胆怯倒没什么。事业的成功取决于给院长和同仁留下的印象，而他们对一个教师在学术圈内是否胜任要比对他在圈外，也就是在广大社会生活中的情况更感兴趣。这对于维持这个大学体系也是极其重要的。新一代的大学教师著书立说的时候，一只眼睛还得关注着一大堆东西——他们的发现、论点、事实和结论。
因为心浮气躁，他们对所写的东西并不精打细磨。学院派知识分子不珍视深入浅出或文笔优美的写作，这倒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此不屑一顾，而是这几乎算不了什么。大多数学术文献包含论点或成果综述；出版发表要比怎么写重要得多。这些迫切的要求不断地决定着教授们如何去阅读，如何去写作；他们注重的是本质而不是形式。那种已变得不堪卒读的公报式的学术论著，通过感谢同行和知名人土来加以粉饰。当然，晦涩的学术论文写作已经不是新鲜事了；问题是它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
欣欣向荣的大学吸纳了知识分子，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有的、而不是暂时的现象。知识分子不是突然间进人大学的，也不是突然间就唾弃那些平庸的生活。然而，当他们加速进入大学被认为打破了代际的节奏时，有关“消逝的”一代的秘密就基本上被揭开了。
在1940年左右或以后出生的一代人从这样一个社会中涌现出来：大学的身份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几乎已经完成。做一个知识分子就得成为一个教授。这一代人涌人大学，如果他们想做一个知识分子，他们就得一直呆在那儿。他们走不出学校，不是他们缺乏才能、勇气或政治态度；相反，是因为他们没有学会公共话语；结果，他们的写作就缺少对公众的影响。不管他们有多少人，对于更庞大的公众来说，他们还是看不见的。消逝的知识分子就消逝在大学里。
对于1940年以前出生的知识分子来说，大学所起的作用就不一样了。学院都很小，而且拒激进分子、犹太人和妇女于门外。做一个知识分子并不意味着在学院教书。哈罗德·斯特恩斯在1921对年轻的知识分子的回顾特别排除了教授。学院这条路因为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也就谈不上被断然拒绝：这不是一种真正的可能性。确切地说，要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就必须搬到纽约或芝加哥去，并在那里著书立说。
认识一下1900年、1920年及1940年的那几代人，便可以对于这些粗浅的分类做一些附加的限定。世纪之交出生的知识分子——路易斯·芒福德（1895），德怀特·麦克唐纳（19061982），埃德蒙·威尔逊（1895—1972）——代表着传统的美国知识分子；他们以书籍、评论和报刊为生；他们从没有，或很少在大学里教书。他们是一流的散文家和高雅的作家，从容地为公众写作。还不止于此，他们还是公众崇拜的偶像、批评家和不屈从任何人的辩论家。
在1920年左右出生的一代人——艾尔弗雷德·卡津（1915）、丹尼尔·贝尔（1919）、欧文·豪（1920）——可以被称作承前启后的一代。当大学还处在边缘的时候，他们已成长起来为小型杂志写文章了；这种体验赋予他们一种文风——优雅的、易接受的论文，面向更广大的知识界。后来，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常常接受大学的教职，当非学术界人士的习性衰微时，他们作为大学教师的优越性就越来越强。他们掌握了公共话语，仍然忠实于自己的过去；在一种确定的意义上说，他们过时了。
学院化的全部重要性打击了1940年以后出生的一代人；他们所成长的是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并不存在大学之外的知识分子。由于上一代知识分子很少留意大学里的职业，在他们身上就明显地表现出了另一种情况：这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几乎不留意大学以外的知识分子生活。在每一种情况下，“留意”意味着对真正的选择做出评定；它折射出变化了的社会现实，而不仅是变化了的个人意愿。
这些社会现实不仅要求平庸之中有变化，同时还鼓励知识分子身份和自我认同的彻底革新。1940年以后出生的知识分子几乎是从青春期开始就在大学的环境里成长；大学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也就成了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方式。比如，一篇博士学位论文从计划到完成——这通常会遭到局外人的嘲笑——占据了生活的大部分。学位论文是获得一个重要学术地位、过上知识分子生活的资格证书；即使不进行调研写作，为了获得这张证书，也得多少年紧张地耗尽心力。对于很多的年轻知识分子来说，学位论文的完成是一件文化大事，也是他们人生的较量。
当论文完成时，它便不容忽视，论文成为了他们的一部分。研究风格、专业术语、对特定“学科”的认识，以及自己在学科中的位置：这些标明了他们的心智。还有：完成的论文要由自己的博土导师和专家委员会评定，为此不知又要付出多少长期的、常常是羞辱人的努力。这就形成了一个他们不得不服从的密集的关系网——一种服从——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