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并不能说明一切。收看电视也已经使读者人数、特别是读晚报的人数大大减少。报业公司的合并减少了日报的数量，或者是消除了它们之间的差异。家族办的小报能维持多少天是屈指可数的。“美国的日报正形成报业连锁。在1982年卖出的35份日报中，有32份是被新闻团体买下的……按照目前的速度，到2000年将不会再有一份家族办的日报。”
全部买进、全部卖出以及停业，已经使得日报的数量急剧下降。“1920年有700个城市拥有相互竞争的日报，”本·H·巴格迪基恩说，“1982年，尽管这个国家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多，也仅有27个城市拥有相互竞争的日报。”不仅是停业和合并限制了工作的开展，庞大的报业公司购买小型日报也限制了工作的开展。庞大的报业连锁常常裁减专职人员，并起用加入了辛迪加组织的及被开除的人员。差不多相同的报纸可能在这个国家的广大地区生产出来。
这些经济事实向记者们敲响了丧钟。越来越少的大城市的报纸意味着倡议重大的政治、经济或文化论题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而且，甚至是大型报纸也坚持不懈地扩大“隐晦的”新闻，用大量的版块来谈家庭或休闲。不同的工作环境并没有使得新闻通讯员或主笔作者的生活有多少改善。辞职再找到另一份工作的可能性使记者们壮大了胆为争取到任务或新闻材料而战斗。但是，如果那种可能性缩小了，那么他们的脊梁骨也就软了下来。为什么在一个急需听到清晰的、批判性的新闻工作者的声音的年代，却根本听不到这样的声音？或许原因就在这里。
一个业余作家和自由写作者的更大的群体使得专职作家的人数相形见绌；这里，“新闻工作”这个术语可能会产生误导，因为自由写作者包括任何一个能写专业作品的人——儿童作品、烹饪指南以及减肥健身秘诀。然而，实际上很少有作家是靠写作谋生的；他们从事自由写作一方面是他们必须这么做——他们一定有其他工作——另一方面是他们的选择。这意味着自由写作者的队伍是永远流动着的，不断地会有人进来，也有人出去。对于那些成功人士来说，自由写作通常需要精通某个流派或风格，这样才会有无限广阔的市场——烹饪、旅游、运动、电影。
少有的详细调查中有一个发现：1979年，美国作家中的一半人数靠写作挣的钱不到5000美元。“现有的数据传达了这样一个最重要的信息：作家写作挣不到多少钱。如果作家不得不以写作为生，那么大多数人将处于极度的财政困境。甚至对于许多大奖，像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的获得者来说也是如此。”这都是些一般的作家，而被研究员冠以“承担责任的专职”作家却挣得多一些，特别是如果他们从事“流派小说”的创作，这是最赚钱的活。然而，一生从事写作的专职作家仅仅占作家人数的5％。大多数的作家随着经济形势在专职与兼职之间穿行。
所有这一切表明写作是一种有难度的职业。作为惟一的经济来源，自由写作很容易使作家才思枯竭。计划、研究并完成能带来经济利益的项目——为此编辑将付酬劳——使作家们不可能去做那些不能带来多少经济利益的项目。自由作家完全听任市场的摆布，正如芒福德所指出的，这使得严肃的和一般的文章越来越少了。写一篇有关名人嗜好或现状的文章可能会激发编辑的兴趣；而写一篇有关城市危机的文章却是枉费心机。
为《纽约人》写稿的自由作家的偏激的兴趣反映了这一形势。对于那些没有成名的作家来说，《纽约人》几乎是可能为持久的、也是严肃的非小说（和小说）的写作提供生活工资的惟一的刊物。《纽约人》对于自由作家不仅是可靠的生活来源，也是惟一的；被《纽约人》拒绝以后——这是常有的事——接下来的选择便是为20个编辑提出100个项目计划。《纽约人》收益减少，最近已经被一个大的媒介公司收买，这一事实表明一种刊物是不可能持久畅销的。”
要战胜自由作家这种通常的命运并致力于一般的文化需要巨大的才华、献身精神或显而易见的时运。这是可以做到的，并且已经做到了。然而，自由作家的文艺作品只是太丰富了而不允许我们做出明确的归类；而且，准确地说是因为他们不安定的经济状况，那些今年在写作的人明年就不写了。他们要么成了有固定工作和薪水的专职作家，要么已经改行做别的什么了。由于这些原因，在新闻编辑上，年轻作家的强有力的声音就很难鉴别出来。
20世纪60年代，“新报刊”的出现和对名人丑闻报导的复兴保证了美国写作面貌的改变。新报刊产生于传统新闻报道的边缘或产生于新的“地下新闻报道”。莫里斯·狄克斯坦写道，新报刊带有“社会气候、个人情感、阐释、主张和舆论、小说家的性格描写、论及淫秽、丑闻、关注时尚和文化的变化以及政治见解”的特点。
汤姆·沃尔夫的宣言和选集《新报刊》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辩护和一些不同的特点。新的报刊记者和地下新闻报道毫无关系，和个人的声音也不相干；他们都是正规新闻报道的年轻的成员，他们宁愿用“第三人称的观点”来报道新闻。这些新的报刊记者们发现了“详尽的现实主义给人带来的乐趣以及它奇异的力量”，这种力量使老一代的文学家感到害怕。
莫里斯·狄克斯坦和汤姆·沃尔夫的描述几乎与现实不符；它们都包含某些真相，这些真相被过分地强调以至于被当成千真万确的真理。像大多数“新的”运动，“新的”报刊也是过时的回忆和修正。詹姆斯·阿吉和沃尔克·伊凡斯合著的杰作《让我们现在就赞扬名人》代表了经典的流派和风格，这是一项有关大萧条时期南方佃户的研究，它对新报刊闪烁其词；他们的著作包含了同样程度的道地的现实和原始的激情。根据那些被《财富》杂志接受和退回的文章，这部著作于1941年出版却不受重视，直到1960年再次发行。
阿吉声明，“打算使这本记录和分析穷尽一切，不遗漏任何细节，无论它看上去多么琐碎，”这本‘记录’包括诗歌、照片、报幕、发言，对鞋子和罩衫不留情面的描写，抒情的写作，心灵的哭喊——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瓦解传统的报刊。阿吉在一次充满激情的发言的开场白中说，“这在我看来真是不可思议，”
如果不说是极其丑恶并让人感到十分恐惧的话：人类社会竟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们通过需求和机遇并为了利益被拉到一起组成一个公司、一个新闻机构，密切窥探那些不设防的并遭受了惊人的伤害的人群的生活，窥探一个无知而又无助的乡村家庭，为的是以科学的名义，以“忠实的新闻”的名义（不管这一悖论意味着什么），以人性的名义，以社会大无畏精神的名义把这些人们的残缺和耻辱赤裸裸地暴露于另一群人面前。这样，他们便可以得到金钱，得到勇于改革和公正平等的名誉。这两样东西，如果有足够娴熟的技术，在任何一个银行都是可以兑换现金的……
今天，不是作为写作而是作为一代人的体现的新报刊几乎不存在。沃尔夫选集里提到的作家通常都有自己的技艺和专长，但他们不、或许从未代表一种有凝聚力的运动。“最近的一项调查识别出了新的一类人，“文学记者”，他们是新的新闻专业的毕业生。但是，像时代本身一样，他们更沉着，更专业。“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代年轻的作家，他们未必把自己视为新记者，但他们确实发现专注、喉舌、精确和象征主义是他们工作的特点。”“文学记者”包括一些优秀的作家——在其他不属于“文学记者”的作家中有约翰·麦克菲、琼·狄迪恩、简·克雷默、特蕾西·基德、萨拉·戴维森——但这既不能构成一个新的写作类型，也不能构成一种文化风貌。
更带有政治性也更加个体化的左派对新报刊的看法也经历了自我的离散和丧失的过程。每一个小城市，每一个相当大的学院都起劲地夸耀“地下”报纸。解放新闻署，一个用作地下报刊出版社的清洁的屋子，有600名订购者不断接收到大量信息。这些报纸的编辑部是由一个小的记者团体组成的。怎么了？出版物消失了；最成功的出版物自我转变为娱乐向导。
当然，这是不公平的。总体上像60年代一样，成功是某种毁灭。传统的新闻出版是包含着地下出版的。一篇更具有个体特征的文章出现在现有的日报上；涵盖了性、毒品，还有一度左派对美国政府官员的批判的新闻内容都是允许的。丹尼尔·爱斯伯格一直计划在地下出版社出版五角大楼公报，直到《纽约时报》决定冒险为之。
地下记者群体为了奔向1000个不同的目标解散了。有献身精神和才华横溢的留了下来，但再也听不到清晰的、强有力的声音了。阿贝·佩克对“地下出版社”的陈述是以对当前它的主要人物的去向的一项调查结束的。他自己的轨迹不具有代表性，但却是常见的。“从1967年到1971年……我写作、编辑、打字、大扫除、卖报，并被芝加哥最有名的地下出版物《种子》聘用。”他后来从事自由写作，成了美联社的一名音乐栏目的专栏作家，随后又成了《芝加哥每日新闻》和《芝加哥太阳报》的专职工作人员。“1980年，我申请离开《太阳报》，这就是我的辞呈……我感到自己深陷于机械的日报新闻工作中。”今天，他是西北大学新闻系的一名教授。
佩克报道了地下出版社其他75个成员的去向。那些仍然在写作的包括大卫·哈里斯（《梦想难破灭》的作者）；戈雷尔·马库斯（坚定不移的批评家）；亚当·霍克斯恰尔德（《琼斯妈妈》的创办者／赞助者）；哈威·沃瑟曼（《哈威·沃瑟曼的美国历史》）；戴夫·马什（《摇滚之秘》）；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积极从事电视新闻（丹尼·谢克特、洛厄尔·伯格曼）。”佩克的这份完整的名单因为没有给出任何结论而实际暗含着一个结论。哪里曾经有希望并有机会听到独异的一代人的声音，哪里现在就有一些作家。
20世纪60年代使得丑闻报道东山再起，这又回到了权力结构研究，回到了对政府的谎言和遮掩谎言的手段的尖锐抨击。“一度，在水门事件期间，专门报道丑闻的记者都是文化勇士。这种复兴已经消退了，要是仅仅因为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就好了。《堡垒》，和左翼丑闻报道关系最密切的刊物，停刊了；后继者（《七天》）从未发行；另一份（《琼斯妈妈》）也颠簸不定——并且正在考虑不用这个名字是不是太轻率了，这是一个伟大的煤矿工人鼓动者的名字。
由于种种原因使得赌注加码。丑闻报道或调查性的报道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它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常常是毫无结果。要调查商业区贫民窟的房产所有权或在第三世界的美国大公司的情况是一项持久的任务，它或者需要一个极有实力的出版商预支资金，或者确实有一个读者群；前者非常少有，而后者则值得怀疑。而且，不断地提起诉讼可能阻止一个自由作家的发展。主要报纸“没有钱和律师”，一项有关“新的”丑闻报道者的研究这样评论，“自由作家可能会因为与一桩诽谤诉讼作战而耗尽心力。”确实，雇佣调查人员的主要报纸当然是不给他们自由空间的；他们只能研究那些编辑和管理部门认可了的主题。
I。F。斯通于1963年写道，“我是一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人……在那样的年代，开始了新闻工作生涯的青年必须在一些大型的报纸或杂志社为自己谋一个合适的位置，而我却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新闻记者，没有任何组织或派别的支持……”从I。F。斯通（1907）身上，我们看到了上一代报道丑闻的记者，他们似乎没有继承人。斯通始终是一个记者，他为一系列的左翼报纸工作，最后一种，《纽约每日指南》截止于50年代初期较黑暗的岁月。失业以后，斯通设计了一个方案，他按照那些已被废止的激进出版物的通信名单发出了四页纸的每周新闻信札。1953年，斯通发行了第一期《斯通周刊》，订购者有5000人。
15年来，斯通为他的《周刊》活着，也靠他的《周刊》活着，一个人运作的刊物最终达到7000册的发行量。它表面上故作严厉，孜孜不倦地披露政府和新闻界的谎言及矛盾，成为激进分子不可或缺的资源。罗伯特·斯柯拉在给《斯通文集》写的序中有这么一段话：“用‘知识分子’这个词来形容一个把半个世纪的工作生涯献给了每日和每周新闻的人，听起来有点不大对劲儿。但是，斯通过去写的文章似乎在不断增值，准确地说是因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一个哲学家、一个文学家……”
斯通于1971年退职，留下了一个难以填补的空缺；有无数个政府和新闻界的丑闻报道者和批评家，但他们谁都没有斯通的坚持不懈的精神和博大的视野。许多人是偶尔被重用的教授，他们还承担其他义务；一些人是无法对政府官员的非法行为进行专职的严格督察的记者。文化的轨迹是众所周知的：哪里曾经人迹罕至，哪里现在就人头攒动，但他们似乎更沉着、更温和了。
“我们的知识分子们在哪儿？”60年代的口号（按照革命者的说法）是：我们无处不在。当哈罗德·罗森伯格提到伯克利并用它来驳斥那些认为波西米亚群落和流浪的知识分子正在消失的报告时，他并不是完全错了。应当知道：把当前的事当作历史来理解是冒险的，甚或是不可能的；过去与未来的分界很容易混淆。保守派认为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而激进分子则兴高采烈地看到60年代几乎是毫无先兆地来到了。
然而，我们应当抵制历史循环论的观点对我们的诱惑。从长期的观点来看，知识分子的工作已改变了；这就是说知识分子的生活和作用都已改变了。在生活和思想之间画出一条直线来是再简单不过了，只要把沉迷于研究和会议论文的教授们同他们在文化方面的贡献对应起来就可以了；要否定其中的联系就太蠢了。哲学史也就是哲学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