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的法学教授；在凯恩斯或金融学方面的两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文学领域里的一群左翼文学批评家——这些孤立的，有时也不那么孤立的个人导致保守派宣告大学和文明的衰退。政治接手了。
然而，要证明活跃的、重任在身的保守派的人数超出五花八门的激进分子和左派分子并不困难。左翼文学理论家的出现常常引起保守派刊物对他们的抨击。但为什么不抨击更重要得多的俄国研究或国际事务学学院呢？甚至不抨击商业和管理学校呢？除了少数人以外，保守分子不仅操纵着这些团体，还比一般的受围攻的左派教授发挥更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方面的作用。哈佛商业学校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IA）管理学校是非政治的吗？政治学和经济学系没有说出向美国政府提出忠告的学者的人数。这也是“政治化”的学术。为什么要虚构大学已经被左派学者政治化了呢？
一次保守派的有关“学术政治化”的研讨会论争了“美国大学由激进的意识形态造成的学术和教学畸形发展”的问题。鲍尔奇教授告诉我们“从根本上讲，所有这一切的根源是在左派”。这种形势是严峻的，也许快要结束了。“主要的担忧是许多教育院校从开放的论坛……逐渐转变为具有现成的意识形态方针的组织……”未来显得暗淡凄凉。“占据一个职位，稳稳地控制着许多系科、学派、刊物和专业学会……由左派造成的学术政治化”几乎势不可挡了。
其他发言人也提出了警告：马克思主义已经操控了“许多系科，甚至一些领域”。学术已经被“意识形态”所取代，“传统学科”被“对西方文化的激进的抨击”所取代。斯坦利·罗斯曼被视为史密斯学院的政府的投机教授，据他说，激进分子获得了职位和权力并随后“催逼聘用和他们观点一致的学者”。传统的学者是“道德沦丧的”。一些话题是禁忌的；要讨论下列可能性已变得十分困难：“在智力测验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区别也许有一种遗传上的因素，”或者贫困是“个体局限所导致的，而不仅仅是制度的错误”。根据罗斯曼的观点，“美国的学院和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是比在20世纪50年代更为不同的两个领地。”
保守派对大学的批评沦为保守的意识形态。我们将会相信，被政治化了的学者和大学在幸福快乐的20世纪50年代是闻所未闻的——那是政府挑起从学院和学校中清洗左派分子的年代。对于政府的玛丽·哈金斯投机教授来说，这为什么是一个新闻呢？从模糊不清的暗示中我们将得出结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操控”了系科和领地，但对控制着大多数经济学、哲学、政治学或心理学系科的保守分子却没有任何评论。据说，激进分子试图雇用激进分子——好像几年、几十年，或几个世纪以来保守分子就没有在大学里雇用保守分子一样。我们假定保守派的观点是很难让人们听取的——似乎从美国总统到大多数学院院长的整个政府结构都没有特别明显地倾向右派。
保守分子将批判性观点看作是一种个人的失败，或是外来思想的影响。比如，路易斯·芒福德可能是一个保守派英雄，一个真正的文学家，他一直回避高级政府和名牌大学。问题是芒福德已经进而对美国社会进行摧毁性的批判。爱德华·席尔斯，一个保守分子，对此又能作何解释呢？很简单。当席尔斯承认芒福德的独立和睿智的时候，他总结说他已经“不够强大，因而无力抵抗把人们引向歧途的传统的力量”。那么，这些“把人们引向歧途的传统”又是什么呢？“对当代美国社会和文化的反感一直是许多美国知识分子的态度……他们的观点受到了欧洲的影响……路易斯·芒福德……没有成功地使自己摆脱这个传统灌输于他的根本的唯信仰论的偏见。”
这种对批判思想的厌恶，甚至蔑视——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外来的——一旦和保守派破坏言论自由的强烈倾向相比就变得无可厚非了。他们反对学术自由并不是因为学术自由太薄弱、太狭窄，而是因为它太强大、太宽广。威廉·巴克利的论耶鲁大学的著作为他的事业奠定了基础，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俨学术自由”的迷信》。和许多保守分子一样，巴克利也相信对学术自由的威胁就是学术自由本身。巴克利写道，由于对“学术自由”的限制，大量有影响的教授被允许——事实上是被鼓励——按照自己的意愿教书，并在宽松的范围内行事，按照他们选择的任何一种价值观行事。”这是一个惊人的，但又毋庸置疑的事实。在他那里，那些本应该被撤职的学术骗子的名单太长了。一位耶鲁大学的教授在美国公共卫生协会的一次会议上，抨击对婚前性生活给予伦理道德和宗教制裁是“非现实主义的”，是“陈腐的”。巴克利含糊其词地指出，“作为一个教授，默多克先生有广泛的影响，我们不可能期望他说的话和他的态度对他的学生没有任何影响。”
拉塞尔·柯克曾明确地肯定了他对学术自由的信念——随后又收回了自己的话：“但是，当学院的一些人滥用职权，继而蔑视人的尊严、蔑视整个秩序结构、蔑视正义及蔑视自由的时候，那些人的任职资格就可以正当地被剥夺。”他提醒在把那些已经“失去了受益于学术自由的权利的教授们”驱逐出去的时候，不要损害了“学科本身”；他还细心周到地给予大学官员“某种决定权”。“如果他们认定一个教授，尽管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对学院是真诚的，那么他们就应该有权聘用这个教授。”无论如何，对于柯克来说，对学术自由的“大量的抱怨”由厌倦而生；这种厌倦只为特定的少数人所需要。
几十年来，像锡德尼·胡克这样的保守分子力求在教育学府中废除共产主义者和颠覆分子。胡克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使他受到自由主义者的喜爱。然而，威廉·奥奈尔却认为国内的意志自由论者“误读”了胡克，他是自由最好的朋友。不仅如此。”胡克在他的著作《是左道邪说，不是反叛》（1953）中辩论说要把共产主义者逐出校园是合乎情理，也是众望所归的。而且，他的语言和方法都便于最大限度地增强对异端分子的严惩。他估计仅在纽约市教书的共产主义者就有1000个。
作一个保守的估算，即使每个教师在一年的时间里只教100个学生，这也意味着每年仅在纽约市就有10万名学生将屈从于教育上的毒害至深的思想灌输。而这些学生中……成百的人将受他们老师的影响去加入共产主义青年组织，从中共产主义运动吸引了大多数狂热的信徒。
他总结说，一切都不能证明使“正在成长的心灵”面对共产主义的“黑暗标志”是有道理的。这是保守派的一个主要哲学家在呼吁——肃清仅在纽约市的1000名共产主义教师——这要比实际发生的情况可怕得多、广泛得多。
胡克要界定学术自由范围的热望并没有随50年代的逝去而冷却。学生运动鼓舞了他坚持不懈地在学术自由和“无政府主义””之间做出区分。受到维护的首次修正草案权（“这些权力是最早的，并不是因为它们在第一次草案修正这样一个历史事件中被确立……”）是“战略性的”。“有时为了维护我们渴望的自由的完整结构，我们可能被迫剥夺一两个人在战略上的自由。”
保守派对名牌大学和纨绔子弟的批判因为他们皈依大学和纨绔子弟而作了相当的让步。很少有人像拉塞尔·柯克那样放弃职位。他们抨击来自冰冷的公司的美元对道德所产生的毒害影响。假如左翼大学教师汗流满面地为职位和任用吵吵嚷嚷，那也许是因为他们在传统上是被列入黑名单并流浪街头的。从保守派哀叹学术衰退时所在的高层次来看，这是很不体面的。没有一个学界左派能最大限度地筹集可供保守派知识分子使用的资金。没有一种陈腐而又昂贵的左派刊物曾像《新标准》那样受到保守基金会的慷慨资助，这个保守基金会是原先为克雷默的刊物提供公园大街办公室空间的奥林公司的一个下属部门。“左派也不包括像里查德·麦伦·斯凯夫这样的人，他是麦伦银行财产的创建者的伟大的子孙，这份财产里有数百万美元是用于保守派的项目计划和刊物的资金。
美国的公司通过支持或付给保守派知识分子报酬，不断地传播、扩大他们的政治观点。比如，史密斯·克莱因公司，一个药品大公司
把它的国民媒体预算的相当一部分既不分配给提高康泰克药片也不分配给SineOff…相反，它收购版面允许有特点的知识分子就时事发表自己的看法。刊登在《新闻周刊》和其他地方的一个广告（两页）的标题是有象征意义的：“一位杰出的社会学家阿米泰·埃兹奥尼总结说，为了满足不断提高的生活质量，我们必须复兴美国趋于老化的工业基础。”
这样的公司为一个激进教授所做的两页纸的宣传付酬，这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
也很少有左派教授被分配到名牌大学的固定职位上。保守派刊物《公共利益》的其中一期就让我们认识了它的一些投稿人，像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亨利·福特二世（丹尼尔·贝尔）；纽约大学社会思想教授约翰·M·奥林（欧文·克里斯托尔）；哥伦比亚大学古典文学名誉教授阿尔伯特·施维泽（罗伯特·奈斯比）；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沙特克（詹姆斯·Q．威尔逊）。这些人在为金钱对学术的冲击而痛惜哀叹吗？
他们未必这么做。事实甚至几乎完全相反，他们常常力图反对蔑视或抵制金钱的奴役。这就是巴克利的观点：大学应当为幕后的金钱服务。任何自由都不会被剥夺；消费者的自由，投资于耶鲁大学的富人的自由得到了加强。
让我们仔细考察一下约翰·史密斯先生，耶鲁大学经济学的一个社会主义教授，根据我的计划考察一下他的命运。首先，让我们禁止他教学，因为他正在给学生灌输耶鲁大学校务委员会所认为的有碍社会繁荣的价值观……就史密斯教授来说，他的任何自由都没有被剥夺。而消费者的自由却已经增强了。
巴克利的“计划”预测了所有的偶发事件。被耶鲁大学解聘后，史密斯先生自由地在一所“对宣传社会主义感兴趣”的学院找到了职业。要是没有如此好运，或没有如此的学院呢？那么，史密斯先生就得响应市场的需要试着做点别的，比如木匠活。
这里，时代思潮是显而易见的，谁有钱谁就是主子。文化和学术都要称颂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是它们的后台。许多保守分子被那些违背这一时代潮流的个人搞得心绪不宁。没有什么比左派知识分子饱食终日更能激怒他们了；在他们看来，社会批评家应该是穷困潦倒，食不果腹，或者是没精打采的。谴责社会或逃避社会在他们看来是不能容忍的冲突。
这一主题贯穿于爱泼斯坦的《野心》，也贯穿于肯尼斯·S·林恩的《西雅图航线》。左派知识分子胆敢批判使他们得以存在的社会体制，有时还说得很漂亮，似乎只有孤寂的农夫才能成为社会批评家，这使得两位作者感到非常愤怒。“革命派律师住在耗资25万美元的曼哈顿独立公寓，这个美国物质主义的批评家在索桑普顿拥有一套夏日避暑住宅，这个激进著作的出版商一日三餐都在三星级的饭店用膳。”爱泼斯坦为此愤愤不平。
没有必要为这样的一些个人庆贺，但是，认为富裕的知识分子必须颂扬社会却是缺乏思考的观点。林恩重新审视了爱默森的一生，并认为他是为了金钱而结婚的，准确地说，他结婚是为了继承遗产。如果这是真的，这可能是值得我们了解的，但是，林恩总结说爱默森对商业文明进行温和的攻击，在这方面他是一个超级伪君子；他不应该只对粗俗的繁荣提出质疑，而应该号召所有的人都和他一起这么做。当爱默森忠告学生蔑视、拒绝商业并献身于精神生活的时候，他忽视了补充这样一点：他自己就是“一个靠津贴为生的美国学者，而津贴又来源于一个波士顿商人的商业财产”。
在以下的论争中潜藏着一个极大的讽刺：保守派宣称对经济决定主义毫无所爱，以示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抗议精神屈从于物质，思想屈从于经济权力。然而，他们比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是决定主义的。对保守派来说，文化的商业化不仅仅是一个事实，它还是一种在伦理道德方面对人的统治；因为美国知识分子来源于并生活于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他们应该为这个社会唱赞歌。许多保守分子只想拉紧这根绳索而不想割断它。
保守派对专业人士的批评——及对教授的批评——开始是大胆的，而结果却半途而废。当然，没有对学术自由或文化只持有单一观点的顽固不化的保守主义。最后还要提提H·L．门肯，他因其对教授和那些说蠢话的人狂轰滥炸而深受保守派的喜爱。门肯所持的是一种更为复杂、更为异端的观点。他不是左派的朋友，但保守派和左派都是他射击的目标。从社会主义者斯科特·尼尔林的观点来看，我们发现他对门肯没有什么好感。“在我看来，他们似乎空洞虚伪而徒劳无益……他们主要已经被那些我所认为的蠢货接受并称赞了。”门肯强有力地声明了这样一则信条：“在所有的人类事业中，我崇尚自由竞争……我敬佩那些成功的恶棍，我像远离死板的墨守成规者那样远离社会主义者。”
然而，当宾夕法尼亚大学对尼尔林提出指控时，门肯搞清楚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尼尔林并不是因为“单纯地犯错误”而被解聘的。“他被赶出去是因为他寻求真理的努力干预了那些碰巧掌管大学的有钱的蠢蛋的安全和平静。……用简单的三个词来说，他被逐出校门是因为他的威胁、睿智和正统。假如他的离经叛道是朝着另一个方向，假如他用斥责雇用童工的热情来维护雇用童工……那么，他本已经很安全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了……”门肯在结束对尼尔林的思考时又重申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反感。
但是，如果我确信博学的教授们真的能充分地、绝对地享有学术自由——如果我能想象出他们时不时地逆风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