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以前没有这样的学问。在几个领域里，新左派知识分子取得的成就是不可抹杀的。
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种学问也同样是奇特的：它带着强烈的学究气，除了专家无人能懂，因而也无人愿意读。当新左派、知识分子在一些重要的机构中获得了稳定的职位时，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便成了一种最深刻的讽刺。他们的学术看上去越来越像他们过去试图颠覆的那一套。最近25年，人们感到极大惊讶的事不仅是新左派教授的出现，而且是他们德行的丧失。最终入侵大学的不是一般新左派知识分子，而是那些满脑子装着学术话语、观念，并全神贯注于这些话语、观念的青年左派知识分子。
“伍兹、佩里和霍金教授是才气平平但功名心重的青年，对于他们来说，哲学仅仅是步人社会的跳板，”E．B．霍特在谈到他系里的几个年轻教师时这样声明，“我不尊重他们，我也不愿意与他们合作。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帮我洗刷了是他们（哪怕是名义上）的‘同事’的污名，为此，我感到十分高兴。”说了这番话以后，霍特于1918年从哈佛大学辞职，来到远离缅因海岸的一个小岛上。
然而，长期以来的学术生涯造就出来的充满敌意和尖酸刻薄的评论家不能轻率地被当作失败的或遭拒斥的学者而免职。马克斯·韦伯，非常成功的一个教授，曾经提议所有未来的大学教授都要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你真的相信你能忍受一个又一个的庸才，年复一年地盘踞在你的上面，而毫不气愤、毫不痛心吗？”他又补充道，“我发现只有几个人能忍受这种局面。”
对美国大学生活的两次最猛烈的攻击来自于20世纪初对名人丑闻的披露和报道。索尔斯坦·凡勃伦的《美国的高等教育》（1918）和阿普顿·辛克莱的《正步》（1923）都谴责操控大学的商业所产生的巨大压力。辛克莱著作的内容主要是以“标准石油大学”（芝加哥大学）和“钢铁托拉斯大学”（匹兹堡大学）为标题的几段文章。然而，他们的努力并不止于列举出哪些压力联合起来对大学进行着错误的操控，辛克莱尔和凡勃伦都还谈到了对教师和科研的影响。
辛克莱尔回想起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时的经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注意到这样一件奇特的事——每一个人，只要他有点什么值得教给我的东西，都被迫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离开了哥伦比亚大学。留下来的都是一些愚钝、世俗及狡诈的人。”
自己就有点神经质的批评家凡勃伦评论说，神经兮兮的批评家们认为，社会科学家由于保守势力的操控而在研究中受到压制。其实不然。教授们有充分的科研自由，并得到允许“可以充分表达他们经过调查研究得出的任何结论和信念”。没有外部障碍限制教授。然而，与他们保守的督学一样，“他们的认识视野被常识和偏见限定了。”对于学术上的成功来说，“一大群有攻击性的平庸之辈是最有资格的。”
就在这同一时期，H。L。门肯对大学教授也进行了严厉的挞伐。他首先表明了自己的倾向性：“我所有的本能都让我站在教授的一边。我尊重勤奋地致力于一门学科的人……我天生是一个苦行僧。”然而，对教授们的调查并没有得出一个使他高兴的结果。从上到下都受到威胁的教授“几乎一律都在一种甜蜜的空虚愚妄中寻求自身的安全和稳定——也就是说，他们决不是有勇气的思想观念的代言人，也不是思想观念自由传播的倡导者……他们是所有人中最谨慎、最胆小的”。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教授们的行为就是他的证明。
他们自成一体，不是对暴民起到约束的作用，而成了他们最愚蠢的言行的最响亮的代言人。他们向民众灌输伪历史、伪哲学、伪理想主义、伪英雄主义……在那些伟大的日子里，为了教育后代，以及出于对子孙的担忧，我收集了一大堆学界的争论、说明和宣言……内容从对政府的装腔作势的赞歌到幼稚的长篇大论都有。
在凡勃伦和门肯以后，对学术界有力度的批评减少了——直到C。怀特·米尔斯。米尔斯珍视知识分子，他怀疑大学没有能保护或培养知识分子中的持异议者。在大学扩充的前夕，米尔斯把它的特征描述为“仍然是工作领域最自由的天地”。然而，“教授毕竟是合法的雇员，因此他们也受制于这个事实所包含的意味。”社会机构“自然地选择”顺从的人，他们被“如何写、何时写以及写什么”所左右着。威胁着学术界知识分子的不是黑名单、秘密警察，也不是逮捕，而是不安全感。
教师自由的最深刻的问题不是有时发生的免除教授职位的事，而是一种莫名的日常的担忧——有时被婉转地称为“谨慎”、“有品位”或“权衡能力”。“这是导致自我恐吓的担忧……真正的限制并不是像著名学者的一致观点对叛逆者的控制那样的外部禁忌。”
近来，对校园生活所作的分析更多的是着眼于社会学和统计学的角度，缺乏凡勃伦或米尔斯那样的活力。然而，它们所显示的情景也同样引人注目。它们并未对某个教授的偶尔被解职或者大企业所起的作用加以考虑，而只是评估学术界就职与晋升的规律。这些分析研究表明，要想成功，聪慧与贡献都不重要，因为两者都值得怀疑，都代表非职业性的能力；重要的是从众和“关系”，就是说要与著名机构或著名人物有交情。
对美国教授的一次调查清楚地说明：开始时，“一个人最终学位的高低和毕业时的导师是谁比其学术成就更重要，更易获得学校里的好职位。”而后来，专业上的成就也不能改变而只会加剧这一不平衡。起初的成功保证了后来的成功。“一旦开始时就获得了好职位，而这只是靠名望起作用，并不是靠表现出来的能力……后来的职位就由最初职位的名望高低所决定。”马丁·芬克尔斯坦总结了对大学生涯的调查研究后得出结论说：在大学里的成功取决于“任职学校的声望和知名度”，或者是“关系人的地位和权力”，或者是“取得博士学位的学校的名望”，而不是取决于“发表的学术著作的质量和数量”。
莱昂内尔·S·路易斯的研究证实，博士学位体制即攻读研究生，构成了学术成就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对那些希望单纯靠教学能力或科研成果来获得职位的人来说，要想不被挤到最边缘的系科去，希望十分渺茫。”
路易斯设法收集到反映学习成绩的秘密文件——一些想在大学中获得职位的求职者们提交的推荐信。从这些信中他得知，人际交往的技巧和魅力胜过了学识，甚至才智。“在仔细阅读过一些学科的三千多份推荐信后，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体上，大学教师都希望周围的人有魅力、性格随和并善于交际。对教授们来说，诚实、有天分或科研成果丰富都是次要的，有无合作能力和适应工作的能力往往更加重要。”路易斯最后说，在一个受合作心理支配的社会中，大学似乎应该成为发挥个人主动性的最后的圣殿，现在却变成了“赞助、委员会决定、相互吃吃喝喝、漠不关心和狭隘的地方主义的深渊”。
用简单的话来说，这些调查研究说明上什么学校、认识什么人才至关重要，而不是干得如何。不是工作的质量而是社会关系对学术成就有普遍的影响。当然，这可能有些夸大。一个不用功的哈佛大学毕业生不见得比一个中田纳西州州立大学的毕业生更有出息。没有绝对的保障和自然而然的奖赏。然而，对大学生涯的调查表明：天平肯定向有良好关系者倾斜。南达科他州斯比尔费什的黑山州立学院的教授，尽管在南达科他州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由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好书，在专业上可能仍然没有知名度。而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一篇学位论文就会被社会尊为专家。他的文章常被引用，本人常受邀请，并获得资助。
甚至科研方向的最新发明——引文、脚注、索引，鼓励的也是谦和与软弱无力的学术著作。一本出版三次的大部头《社会科学引用索引》从成千上万本期刊中抽出对一些文章书籍引文的脚注。查阅某个作家，例如，C·怀特·米尔斯或丹尼尔·贝尔，常常可以看到米尔斯或贝尔被引用的报刊文章的清单。大体上，这可以让科研人员找到探讨米尔斯或贝尔和有关问题的材料——或者至少是脚注。
然而，这一索引越来越被兜售为了解某个领域内有影响力的一些学者的科学方法。它也被用作职务晋升或获取奖赏的指南。总的来说，对某个教授引用得越多，则其地位就越高。对某个人引用得多，则表明他或者她很重要。相反，引用得少，或者根本无人引用则说明某人无知名度，毫不重要。约翰·韦纳评论说：“如果引用的索引变成了晋升或占有职位和获得补贴或资助的基础，那么，有人引用自己的脚注的意义就很清楚了。在思想市场上，脚注就是通货单位……人们肯定该给朋友们作脚注……并竭尽可能让他们也给你作脚注以为回报……”
像任何对名声的量化的研究一样，这一索引是流通的。它衡量的不是成果的质量，而是影响力和关系。然而，如果用它来衡量人的成就，那些努力奋斗的教授们所应吸取的教训就很清楚了：布一张大网，尽可能多地建立相互关系，不要让自己孤立于主流之外。不仅仅是作脚注，紧密结合别人的贡献来设计自己的科研都会很有好处。你引用别人，别人也会引用你。大家都从相互奉承的关系中得到好处。
二
研究职业本身也是一项职业。但是，对学术专业化的研究，包括薪金、阶级背景、民族和性别构成、地位等等，却不能测量出其根本的文化向度。这种研究常常会测不准或打了折扣：专业化会导致私人化或非政治化，使智能退出宽广的领域而局限于狭小的学科。进了大学的左派分子并未创造这一过程，但他们接受、甚至加速了这一过程。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未幸免。近年来它已经变成了一块被专家们耕耘的专业“田地”。
这里只可能大致地说明一些学科是如何屈从于专业化的。米尔斯的话很有见地，因为他最初的研究勾画出了美国的哲学是如何退居校园领地之内的。他的博士论文研究了内战以来的“哲学的专业化”，即哲学进入大学的进程。在20世纪，有自己的组织和刊物的专职哲学教授取代了一度曾构成美国哲学界主流的律师、图书馆员和科学家这些“相对自由的知识分子”。米尔斯甚至提供了有关哲学“衰退”，在公共舞台上出现次数减少的一些数字。他统计了登在一般杂志上有关哲学文章的数量，发现在专业刊物增多的同时，在一般传媒上对哲学的“注意力”减少了。哲学家们越来越宁愿相互对话。
尽管米尔斯对杜威的成就表示某种怀疑，但他仍将实用主义者看成是最后的公共哲学家，一种献身于人民大众和传播“开明及自由”的知识、反对专业化倾向的思想家。这种评价也许依然标志着杜威在哲学上的地位。杜威当然未被遗忘。然而，他在哲学系里的地位会像弗洛伊德在心理学上的地位一样，在一堂讲课的开场白中被说成是尽管享有名望却是不科学的先驱者。
杜威在其漫长而卓有成就的一生中经常批判经院哲学。他公开向公众阐述他的思想。他是一位宣传家。他痛恨哲学的经院化。他在最早的一篇论文中写道：“修道院的小室变成了专业的讲堂；一大堆‘权威’取代了亚里士多德，无穷无尽的专题讨论和刊物填补了时光的空白……如果说老一辈的经院哲学家吃力地把时间用来从古旧的稿纸上把字迹抹去的话，那么，新一代的经院哲学家……则批评某些别的批评家用来批评别人的批评……”
他的《哲学重建》一书谴责了“哲学退出现实舞台”这一状况。在杜威看来，“哲学的独特功能、问题和题材产生于社会生活的压力。”哲学必须回归这种社会生活“以重新获得正在失去的活力”。这些话引自杜威1948年为他的1920年文本所作的新的序言。这表明了一个始终如一的观点。这也说明20世纪哲学丝毫也不注意杜威。
杜威从他生涯的一开始就在寻找听众。作为一个青年教师，他力图创办《思想新闻》，一种介于传单和刊物之间的读物，计划把哲学注入日常的天地中。这一“报纸”保证不讨论“哲学思想本身而是……将科学、文学、国家、学校和社会各方面的问题当作是人的一种生动的生活，因而是共同的兴趣，而不是将它们归于仅属专门兴趣的、与生活割裂的文件”。作为一位有声望的教授，他经常为《新共和》撰稿并参加许多活动和委员会，唤起公众对这种或那种弊病的警觉。例如，在78岁时，杜威成了调查苏联指控托洛茨基的墨西哥城的调查委员会主席。
但是，杜威并不是一个特例；他几乎代表了一代哲学家。布鲁斯·库克里克在其关于哈佛大学哲学的《美国哲学的兴起》一书中（该书并未提及在芝加哥和纽约任教的杜威）得出结论说：自从威廉·詹姆斯和乔治·桑塔亚那以来，哈佛大学的教授们已经抛弃了公众。库克里克在论说的最后思考了“专业主义的胜利”这一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哲学教授“不知道美国哲学一度在大学以外显得很重要。即使他们知道的话，他们也会对前辈的观念模糊、思路不清和头脑糊涂表示轻蔑……19世纪哈佛大学的哲学还起着生活的向导的卓越作用，而20世纪中期的它却反映了认为生活毫无意义的观点”。新的哲学家“把时间用在行政管理、评定毕业生的委员会工作、组织会议和经营刊物等方面。当这些狭隘的专家只注意学识时，他们就将工作看成了游戏，一种不是面对生活问题而是逃避这一问题的方式”。
这就是库克里克，一位历史学家、哲学的门外汉得出的结论。但是，最近几年，一些专家本身也对自己的学科发出了警报。他们怀疑专业化或私人化是否已走得太远；是否应该重新再建公共文化。哲学、文学、经济学、政治学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