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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大战前，胡克仅有一次提出了纳粹反犹太人的问题，这使他在反共方面赢得了喝彩。“让我们记住，”他于1938年写道，“正是从斯大林那里，希特勒学到了对全体无辜人民进行斩草除根的艺术。我们不能抱着善心去抗击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暴行，却同时对600万……苏联集中营的难民保持沉默。”在对纽约知识分子的研究中，亚历山大·布罗姆评论道，“他（胡克）是如此地固执于反斯大林主义的斗争，以至于他不可能“以某种方式来讨论纳粹反犹太人问题”。
六
直到最近，有关“知识分子”的论争才从19世纪90年代的“德雷福斯事件”中得到启示。当时的艺术家、作家和教师，包括向政府对德雷福斯的迫害提出异议的左拉，都变成了知名的“知识分子”。对于反德雷福斯人士来说，他们是一个新的和持有异议的群体。正如一个反德雷福斯分子所写道的，
在我看来，这位小说家＇左拉＇对军事审判的干涉是鲁莽的，恰如一个警长干涉造句或诗律的问题一样……至于这个正在知识分子中展开的请愿，有人最近创造了知识分子这个词，用来指那些生活在实验室和图书馆里的个体，纵使他们是贵族，这件事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荒唐的怪事之一。
此外，俄语中“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这个术语，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有了，后来渐渐地传人了英语，或至少成为英语中“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这个词意义的一部分，深化了其反派的色彩。为俄国革命铺路的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例外地被界定为“与政府疏离并和政府敌对”。
这一段历史给随后的一些讨论增添了色彩。一些思想家想越过这一段过去的历史；其他的则想重申这段历史。“当H·斯图尔特·休斯展望知识分子的未来的时候，他也回顾了他们在19世纪90年代的历史。（也许他的最重要的著作是纵观了世纪之交的知识分子。）然而，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则有所不同，它把原先的许多色彩消褪了。有关知识分子的讨论没有停止，但说法却变味了。过去人们曾把知识分子说成是批判者和波西米亚式的文化人，现在却把知识分子当作社会学意义上的一个阶层来谈论了。说法的变化表明了生活的转变。
一些老问题似乎不那么迫切了，因为这些问题并没有一致答案或结论性的看法，而是由各种事件来加以解答。就有关郊区的争论而言，与其说解决了“进步”问题，不如说忽略了这个问题；重要的问题悄悄溜走了，因为它们只反映了一个不再延伸到现在的过去。在20世纪80年代，几乎没有人问及独立的或波西米亚的知识分子之未来。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因为不存在什么未来。事实上，评论家和学者们提出的问题是知识分子是否能构成一个“新阶级”。
当然，这个问题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是，重新陈述这个问题却揭示了生活的重构。知识分子越来越不作为独立的作家或诗人而生活了，他们更多的是作为专业集团、利益联盟，或许是一些阶级而存在。对于一些像艾尔文·古德纳这样的人来说，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的“新阶级”组成了“现代社会最进步的力量”。欧文·克里斯托尔却不同意这个观点；新阶级是一个“雄心勃勃而又遭受挫折的阶级”。《华尔街杂志》的一个编辑发现——或是产生了这样的幻觉——“由商业帝国创建的许多巨大财富现在都已经被知识分子占有了，而且，正被用来……攻击商业并提升这个新阶级”。
对丹尼尔·贝尔来说，“新阶级”是一个“搞不清的”范畴。实际上，他主张根据知识分子通常依附的社会机构对他们进行分类，他列举了五种社会机构：商业、政府、大学、医学和军事机构。贝尔列举的这五种机构表明距离已经拉开。阶级和机构这样的社会学术语代替了对怀有一个好奇心的独立知识分子的这类说法。
今天的知识分子带着履历表和名片旅行，他们靠社会机构的支持而生存。在大学教师中，常见的首要或次要问题不是“谁？”而是“在哪里？”，意思是问某人加人了哪个机构；它把人们区分开来。1964年，路易斯。科塞尔把埃德蒙·威尔逊称为来自“被遗忘了一半的历史”的“纪念碑”。20年以后，历史已被遗忘得一干二净。说得尖锐些，在20世纪50年代，不属于任何社会机构的知识分子的前途引发了一场讨论；在20世纪80年代，讨论的问题是一个知识分子阶级的前途。阶级代替了知识分子，这隐含了某种变化。
“新阶级”，这个事实或术语的新颖还不是一个问题。当牛顿·阿尔文把一种新的学者类型定为管理专家时，他提到了詹姆斯·伯恩海姆的《管理的革命》（1914）。这本书提到了一个新的“管理者”社会，它超越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伯恩海姆这个前托派人物，借用了老托派就谁统治苏维埃国家的争论中的说法，亦即是新资本家还是新官僚统治苏维埃？不过，这个术语早已有之，它被用于政治论争中至少有一个世纪了。
这里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好古问题；因为如果很多知识分子从左派转向右派，他们也保留或修改了他们的旧词汇。主要由保守派编写的文集《新阶级？》就是献给马克斯。诺麦（1881—1973）的，他在一战以前与波兰革命家简·麦克耶斯基（1866—1926）合作拟订了几次革命方案。麦克耶斯基有力地提出了知识分子作为新统治阶级的理论。在一系列著作中，诺麦也如法炮制。他把麦克耶斯基的观点呈献于美国文化。正如诺麦的著作充分表现的那样，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级，无论词汇还是概念都算不得新东西。今天，这些边缘的关注——诺麦的写作从没有得到人们的注意——渐渐地向中心移动，而有关独立知识分子的论争却悄然隐退了。
不仅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级的问题预示着时代的变迁；几乎到处都已经开始了对教授形象的重新设计。整个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小说中，教授都是游荡于社会中的无害的环境不适者；他就是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普宁》（1957）中的普宁教授，完全忘了周五演讲的路；或是玛丽·麦卡锡的《学术丛林》中的马里海教授，他的车——“车顶漏了；前窗的玻璃没有了；雨刮器断了”——体现了他的生活。
也许这样的人物仍然存在，但是他们对于虚构的小说来说也已稀少得不能再少了，以至于不再被写进小说，甚至不再被取笑了。当代小说需要有点时代味儿的素材。把教授写成一个头脑不够用的书呆子，将会使这部小说被贬斥为过时之作；确切地说，现在的教授充满古怪的情欲或专业抱负。在唐·狄里罗《白色噪音》中，默里为了得到一些忠告，拜访了他的同事杰克。默里对他大加称赞并表示了自己的敬佩。杰克开创了希特勒研究，这在学界成了一个小小的产业。每个人都敬重他、服从他甚至奉承他；他被邀请出席无数次会议。“围绕这个人物＇希特勒＇，你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形成了有无数分支的宏大的结构……我叹服于你的努力。这是大师的、锐利的、了不起的创新。这是我想用猫王（普莱斯利）作研究的东西。”
近期学界讽刺小说的一个批评家对这种境况作了如下总结：
过去，如果你想让人们嘲笑教授，你得把他们描写成凸眼的知识分子，如此地偏离现实世界，穿着不合脚的鞋子，并说着一些让人听不懂的废话。今天……心不在焉的教授形象已经被一群举止文雅的人所代替……新一代带有喜剧色彩的教授，不再从纷繁的现实世界隐退，而是过多地投身于这个世界。他渴望得到一大笔钱，开着赛车，贪求授予各种职位，并为得到爱、奢华和名誉而奔赴一个又一个的会议。
1965年，哈罗德·罗森伯格回顾了过去的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讨论。罗森伯格（1906—1978）受过律师培训，在他成为《纽约人》的艺术批评家以前，他已有一个多样化的生涯，既是诗人又是政府和广告公司的顾问。在20世纪60年代，他成为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在这方面，他反映了最后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活。
他的论文《正在消失的知识分子》重新考察了一些著述，包括霍夫斯塔特的《反智主义》和科塞尔的《观念的人》。罗森伯格并不担忧知识分子会失踪；他相信知识分子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姿态和假象，并且他们常常在被当作历史的垃圾后又重新亮相。知识分子躲避着各种分类，他们避开了对他们即将死亡的各种预测。罗森伯格相信知识分子将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罗森伯格在他的文章结尾提到科塞尔参与编辑的杂志《异议》，最近报道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次学生运动。报道把伯克利称为“校园知识分子、唯美主义者和政客们的熔炉”；它描述了在校园餐厅和在电信大街上咖啡屋里的人群：“这里……学生的比例大得惊人，他们都是校园里思想上最严肃、道德上最警觉的学生。”对罗森伯格来说，寓意是很清楚的：“关于20年代‘波西米亚的衰亡’，以及不依附任何组织的独立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就此为止。””’对罗森伯格和许多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人来说，60年代的种种辩驳已使所有对妥协的或消逝的知识分子的怀疑都结束了。然而，当灰尘——泥土、岩石，还有卵石——都已经平息堆积后，这种怀疑又死灰复燃。
第五章 校园新左派I：自由的学人
在《预言的少数》（1966）中，杰克·纽菲尔德（1938—）考查了新左派的起源及其影响。这本书也许是早期研究中最好的一部，它提出新左派——“预言的少数”——注定会越来越重要。他预测在15年内，“学院课堂上将会讲授鲍勃·狄伦的诗”，艺术剧院里将会放映披头士的电影。他还大胆地猜测新左派理论家将作为社会的下一批杰出的知识分子出现。到20世纪80年代，“汤姆·海登、诺曼·弗鲁西尔、罗布·伯莱奇、马里罗·萨维欧、里查德·弗莱克斯、鲍勃·帕里斯以及卡尔·奥格莱斯比将成为主要的社会批评家。”
作为一个文化观察家，纽菲尔德的表现不错。披头土的电影有时被艺术剧院订购，鲍勃·狄伦，虽然他的诗也许没有被研究，但他在诗坛仍很活跃。然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预言家，纽菲尔德只能得零分。明确地说，“主要的社会批评家”是一个不准确的分类。在他列举了这份名单的20年后，名单上的人物没有一个有哪怕极小的可能被视为主要的社会批评家和著名的知识分子。当然，汤姆·海登（1939），加利福尼亚的一个改革派的民主党人（简·芳达的丈夫）名声不小，但是他还不能算一个显赫的知识分子。剩下的人中有几个已经从公共生活中消失了（马里罗·萨维欧＇1942＇，鲍勃·帕里斯＇1935＇）；一个成了社会学教授（里查德·弗莱克斯＇1938＇）”；其他的都活跃在城市里、地方上或和平政治领域（诺曼·弗鲁西尔＇1937＇，罗布·伯莱奇＇1937＇，卡尔·奥格莱斯比＇1935＇）。我们要讨论的不是他们所作的贡献有多少价值，而是他们作为知识分子和一个更大的公众群的关系。
错误可能是难免的，纽菲尔德这位《乡村之声》的高级编辑和专栏作家，有可能作了完全错误的预测。事后聪明要比先见之明更可靠，回顾历史并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应该不是困难的：谁是20世纪60年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后来又怎么样了？
当然，第一个问题并不简单，许多人甚至争议其合法性。保守派和激进派很少取得一致的观点，但他们有时却一致认为60年代和知识分子并没有什么关系。对于保守分子来说，60年代代表了一个反文化的非理性的性开放和政治爆炸的时代。约瑟夫·爱泼斯坦这样写道：“60年代就像一次席卷过美国的浪潮，浪头开始向后翻转了，但接踵而来的是海岸到处可见的乱扔的碎玻璃、死动物和各种各样的垃圾。”根据《新标准》杂志的说法，
我们仍然生活在对思想进行阴险攻击的余殃中，这种精神曾是60年代的激进运动最让人不快的特征之一……对文化生活的影响仍在延续，并出现了悲惨的结局……要讲述这段低劣的完整故事，需要把吉本和托克维尔的才智结合起来……但是，不一定非得是一个天才才能认识到这种逃离理智的某种恶果……
对文化生活并没有产生延续的、更谈不上灾难性的影响，这一点，一些激进分子也许大致会同意但又为此表示遗憾。这两种不同的态度给予同样的剧情以不同的评价：60年代的“直接行动”、毒品、性行为以及摇滚乐取代了知识分子或向他们发起了挑战。
就一点而言确乎如此。仅仅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观察60年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然而，轻视作家、哲学家以及政论家的影响也同样是错误的。在60年代的每一个阶段，学生抗议组织——学生和平协会（SPU），追求民主社会的学生会（SDS），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北方学运（NSM）——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学术讨论会激发了对越南战争的抗议；60年代的最后几章是在肯特州立大学和杰克逊州立学院发生的，在那里，1970年5月国民警卫队员和警察枪杀了抗议的学生。当然，学生和知识分子不同；但是，60年代的校园政治不能脱离书本、观念或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广泛渗透在学生之中。
谁是60年代的知识分子？也许他们大多数不是美国人：让—保罗·萨特、阿尔伯特·加缪、弗朗兹·法侬、赫伯特·马尔库斯、艾萨克·多伊彻、威尔海姆·赖希。学生们不必领会，甚至不必阅读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或马尔库斯的《单面人》，但是，这些人和他们的著作洋溢着和美国自由主义决裂的抗议、革命精神和道德热情。当艾萨克·多伊彻于1965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