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公元前三千年，大量的豚草花粉出现在泥炭层中，说明这里曾经连续发生过旱灾，或是一大群野牛在此践踏过，或是发生过严重的草原大火。然而，即使反复发生这些灾难，此地的三百五十种鸟类、九十种哺乳动物、一百五十种鱼类和七十种爬行动物，还有数千种昆虫和植物并没有因此而消失。所有这些生物在内部平衡的生物体系内生生不息，这体现出原始生物体系惊人的稳定性。科学至今还无法解释生物群系维持内部稳定的机制是怎样的，但是我们能明白它的两种作用：（1）土壤的肥力在其精密恒定的食物链中循环，使肥力积累与流失的速度相同或者比流失的速度更快；（2）土壤肥力的地质积累与动植物的多样性并存，稳定和多样性显然互为依赖。
令人担心的是，美国的自然资源保护更多的只是注重形式。我们至今尚未学会从小齿轮（大自然的某个组成部分）的角度思考问题。看一看爱荷华州和南威斯康星州的草原吧，这是我们自己的后院。草原最珍贵的是什么？是肥沃的黑土地，即黑钙土。是谁培植了黑钙土？是草原植物，是上百种的草类、草本植物和灌木；是草原上的真菌、细菌和昆虫；是草原上的哺乳动物和鸟类。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一个竞争、合作、共存、和谐的，生机勃勃的生物群落。它们经过上万年的生存与死亡，燃烧与生长，追捕与奔逃，冰封与雪融，这个生物群缔造了被我们称为大草原的、黑暗而血腥的大地。
大草原起源于何处，我们的祖辈并不知晓，也无从得知。他们肆意虐杀草原上的动物，把大片的植物驱赶到铁路路基和公路两旁最后的避难所。工程师视植物群为乱木杂草，用压路机和割草机将它们清除。任何一个植物学家都可以预测，在此后的植物演化过程中，草原大花园会沦为偃麦草的温床。在天然花园消失后，公路局雇用庭院设计师，在偃麦草当中种植榆树以及一丛丛具有艺术造型的欧洲赤松、日本小蘖和绣线菊。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成员前去参加某个重要会议时，会路过此地并赞赏人们美化公路的热情。
总会有一天，对草原植物群的需求将不仅是为了观赏，也是为了重构草原农场曾经被破坏的土壤。到了那时，许多物种大概已经踪迹全无。虽然我们这种重构自然的想法没错，可目前我们还不能认清自然界各个组织内部的功能。
我们对自然界中那些宏观体系投入更多的关注，说明我们仍然极其幼稚。一个物种濒临灭绝时，稍加忏悔就足以让我们心安理得。等到这个物种最终绝迹之后，我们痛哭一场就又重蹈覆辙。
一个恰当的例子就是，灰熊最近已在西部大多数饲养家畜的州绝迹。的确，黄石公园里还有灰熊，但是外来的寄生虫经常骚扰它们，枪手埋伏在每个庇护所的外围等待着它们，它们的活动范围被新建的度假牧场和道路一点点地侵蚀。每年，有灰熊的州都在减少，灰熊的数量越来越少，活动范围越来越小。我们自嘲地说，在博物馆里陈列一只灰熊就够了，但这只是我们力求心安的谬论罢了。我们忽视了自然历史的训导：一个物种必须在许多地区得到保护，才有可能被保存下来。
我们需要了解大自然各个组成部分的相关知识，需要大众对此有所觉醒。但有时我也会这样想，是不是还有一种东西是我们更加需要的。《森林和溪流》杂志曾在刊头将它称为“对自然百态的优雅品味”。那么我们在培养这种“品味”上取得了哪些进展呢？
在湖区的北部地区还有一定数量的狼，每个州都制定了鼓励捕狼的奖励条款。此外，为了控制狼的数量，每个州都在向美国渔业与野生动物署的专家寻求帮助。然而，这个机构和一些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都在抱怨，越来越多的地方无法给逐年增多的鹿群提供足够的食物。林务官也在抱怨周期性出现的兔灾。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推行灭狼政策呢？我们不妨从经济学和生物学的角度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哺乳动物学者说，狼是控制鹿群过快增长的天然力量；狩猎爱好者则回答说，他们会处理掉多余的鹿。如果再这样争论，十年之后，可供争论的狼也就都不存在了。在我们的理念中，难道保护一种自然资源的同时非要去除另一种资源不可？
在湖区，我们培植了林场苗圃，重新种树，希望能以此重现昔日的北方森林。植树造林的进展让我们倍感欣慰，然而在这些树林中找不到北美崖柏和美加落叶松。为什么没有崖柏呢？因为它生长得太慢，不是被鹿吃掉了，就是被赤杨挡住了光照，剥夺了养分。崖柏从北方森林中消失并不会给林务官带来麻烦。实际上，由于这种林木的经济效益不佳，崖柏在过去就曾遭人摒弃。出于同样的原因，今后在东南部森林中也不会再有山毛榉了。除了这种人为因素使得一些树木从我们未来的植物群中被剔除之外，还有一些物种的消失是源于外来疾病的侵害，栗树、柿树和乔松就是例子。把任何一种植物都视为独立的实体，以个体表现的优劣来决定这种植物的生长是否值得推广，这难道是合理的经济学吗？这样的做法会对动物、土壤以及森林作为有机整体的健康产生什么影响？如果我们对自然万物有着“优雅品味”的话，你会明白经济问题需要另一种考量。
作为保罗·班扬的接班人和继承人，我们既不知道自己在对河流做些什么，也不知道河流在对我们做些什么。我们在这个州消除原木上的树节，靠的只是力量而非技巧。
我们已经完全改变了生态链“河流”的走向。现在的食物链是从玉米和苜蓿开始的，而不是橡树和须芒草；流经的是牛、猪和家禽，而不再是赤鹿、鹿和松鸡；进入了农夫、摩登女郎和大学新生体内，而不是印第安人体内。只要查一下电话簿或政府部门的名册就能知道，这一生物之流的流量巨大，可能远远超出了班扬之前的流量。不过奇怪的是，这一流量的数据一直没被科学地测量过。
人工饲养和栽培技术在新的食物链中不具有链接纽带所应有的韧性。这些链条的维系是靠农民的劳作和拖拉机的使用。此外，起帮助作用的还有一种新的动物物种——“农学博士”。班杨削除树节的技术是自学的，如今有个站在河岸上的农学博士为我们提供免费指导。
我们每次用一种人工培育的动植物替代野生动植物，或者用人工开凿的水渠替代自然水路，都会造成土地循环系统的重新调整。我们不了解这些调整，也无法预知它们发生的时间。除非结局是糟糕的生态失调，否则我们甚至意识不到发生过调整。不论是美国总统为了一条运河航线重建佛罗里达，还是农夫张三或李四为了牧场重建威斯康星的一片草原，人们都在忙于新的修补工作，无心顾及最后的效果。而如此多的修补工作对这片土地却并不吃力，这充分证明了土地有机体的活力和适应性。
生态教育的惩罚之一就是让人类意识到，自己孤身活在满是疮痍的世界中。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说，人类加之土地的伤害都是隐形的，难以观察到的。生态学家如果要保全自己，就要自欺欺人地认为科学进步造成的后果与他并无干系。否则他必须充当一名医生，在一个自认为很健康、不愿听到反对声音的社群中，看出死亡的征兆。
政府对我们说需要控制水患，所以我们把流经牧场的弯曲小溪改直；工程师对我们说小溪现在已经可以容纳大量的洪水。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失去了古老的柳树。冬天的夜里，再也不会听到猫头鹰在柳树上啼叫；午后的夕阳下，再也看不到牛在柳树下甩着尾巴赶苍蝇。同时我们也失去了盛开着裂龙胆的那一小片沼泽。
水文学家已经论证过，小溪的蜿蜒是其水文功能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生态学者们都很清楚，人们可以与环河和谐相处，而不必过多地去改变河道。
重新评估生态的新秩序可以采用下面两个标准：（1）它是否能保持肥力？（2）它是否能保持动植物的多样性？土壤在开发的初期，与之相关的生物群完全是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众所周知，感恩节就是拓荒者为庆祝农作物丰收而创设的节日，当时的野生动植物也出现了繁茂的景象。数十种可提供食物的外来杂草加入了本地的植物群，土壤是肥沃的，纵横交错的耕地和牧场使土地呈现出多样化的地貌。拓荒者所记载的大量野生动物，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多样性的反映。
新拓垦土地的鲜明特点是高强度的新陈代谢。这或许反映了正常的生态循环，也可能说明一直储存的肥力开始发酵，这种情况被称为“生物热”。我们无法让生物群咬住温度计看一看它是在发烧还是体温正常，我们只能通过土壤所受的影响进行事后评估。影响是怎样的呢？答案就写在上千块土地的沟渠上。灌溉技术的提高并没有带来农作物的高产，农业技术的进步只是在弥补土壤的损耗。在一些地区，例如干旱沙尘地区＇4＇，“生态之河”已经退化到无法通航的地步，班扬的继承人已经搬到加利福尼亚州，到那里去酝酿愤怒的“葡萄”＇5＇。
剩下的本地动植物之所以还存在，只是因为农业的发展还尚未殃及此地，否则它们也将面临灭顶之灾。当前农业的理想目标是发展“纯净农牧业”，这意味着食物链纯粹追求经济利益，并除掉所有不符合经济目标的环节，这是以强凌弱带来的短暂而不平等的和谐。而与此相反，多样化意味着有这样一条食物链，它能够让野生动植物与养殖的动物或栽培的植物和谐共存，从而追求共同利益——稳定、多产与隽美。
发展“纯净农牧业”也得改造土壤，但它在达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只采用了引进的植物、动物和肥料。实际上，最初构成这片土地的原始动植物才是改造本地土壤的最佳选择。外来的动植物能为本地带来稳定吗？麻袋里装的化肥就足够使土壤肥沃了吗？这些都是引起争议的问题。
没有一个活着的人知道真正的答案。真正证明发展“纯粹农牧业”是否可行的是东北欧人，尽管那里的地景地貌都呈现出人工改造的痕迹，但仍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生物稳定性（除了人类）。
证明“纯粹农牧业”不可行的是包括我们在内的其他所有做过尝试的地方，以及进化所给出的不言而喻的证明。在进化过程中，多样性和稳定性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同一个事物的两个名字。
我曾经有一只捕鸟犬，名叫“古斯”。古斯无法找到雉鸡时，就会对黑脸田鸡和草地鹨产生兴趣。这种替代品不会带来满足感，但是它激发出的热情掩盖了找不到真正猎物的失败，多少也减轻了内心挫败感。
我们这些环保主义者也是如此。二三十年前，我们试着说服美国土地所有者控制烟火，种植森林，管理野生动物，但结果却无法令人满意。实际上我们并不懂得森林学，土地私有者几乎不会主动地采取措施管理牧场、猎物和野生花卉，控制污染并减少土壤侵蚀。许多实例证明，私有土地的滥用情况比我们进行说服之前还要严重。如果你不相信，可以去看看在加拿大草原上燃烧的秸秆草堆，看看格兰德河如何冲走肥沃的土壤，看看帕卢斯和奥扎克山上，以及爱荷华州南部和威斯康星州西部碎石区纵横的沟渠。
为了减轻这一失败带给我们的挫败感，我们也给自己找了一只可作为慰藉的草地鹨。我不知道哪只狗会最先嗅到它的味道，但我知道田野上的每只狗都对找到它抱有极大的热情。我们的想法是，既然土地私有者不愿采取自然资源保护措施，我们就自己成立一个自然资源保护部门，替他们做这些事。
和草地鹨一样，作为替代品的“草地鹨”也有其自身的优点，还有成功的希望。在资源保护部门能够买得起的土地上，情况确实令人满意。但问题在于，这无法阻止肥沃的私有土地变成贫瘠的公用土地。这样做虽然能平息我们真实的挫败感，却掩盖不了我们还没找到一只“草地鹨”的事实。
恐怕草地鹨是不会提醒我们面对问题的，它正为自己突然受宠而得意扬扬。
这种向土地谋利的动机给土地造成的破坏是惊人的，如果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不妨犹豫一下，是否该通过这样的动机来恢复土地。我倾向于相信人们夸大了利己动机的程度。为自己营建一个漂亮的家，是有利可图的吗？让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是有利可图的吗？不，这些事情并不有利可图，但我们都这样做。事实上，构成经济体系基础的正是这些伦理和美学。一旦接受了这些“前提”，经济力量就会把社会体系中的各个细节组织整合起来，使之与这些“前提”保持一致。
目前，为土地伦理而倡导的道德和美学前提尚不存在，但我们的孩子必须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们认为，孩子就是我们在历史名册上的签名，土地却只是赚钱的场所。到目前为止，只要人们分得的红利足够送孩子上大学，即便农场遭到侵害，森林遭破坏，或溪流受污染，都不会遭到社会的谴责。无论土地出了什么毛病，都有政府出面解决。
我认为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此。自然资源保护教育必须明确的，一是土地经济学的伦理基础，二是整个世界对于了解土地机制的愿望。这才是开展自然资源保护工作的前提。
大自然的历史
不久前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两个中年农场主把起床的闹钟设定在星期天凌晨。第二天，他们按时起床，那是一个狂风暴雪侵袭的冬日。他们挤好牛奶，跳上一辆小货车，向着威斯康星州中部的沙地郡县加速进发。那里出产美加落叶松、野生饲料和欠税不动产拍卖成交契据。傍晚时分，他们开着一辆装满了美加落叶松幼苗的卡车，带着一颗为了奇遇冒险而雀跃的兴奋之心回到了家。借着灯笼微弱的光，他们把最后一棵幼苗种在自家附近的沼泽地里，然后再去挤牛奶。
在威斯康星州，与“农人种植落叶松”相比，“人咬狗”这样的事已算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