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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安全问题上，人民日报社陕西分社社长杜峻晓在《铁路工程师为何不愿坐高铁》的文章中披露，有位铁路工程师去年退休离开工作岗位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这辈子出门坚决不坐高铁。工程师出于对“中国高铁发展很快”的担心，因为，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快，是那种大干快上’的快”。
今天，高铁的安全问题和投资浪费问题正在逐步显现之中。下一个要警惕的，是投资总额数万亿元的保障房。大干快上之下，其质量和债务隐患又将如何？《中国青年报》和《人民日报》几乎同时剑指保障房建设水分。一些地方政府将之前在建的教师宿舍、企业员工宿舍等，一并计入保障性安居工程，企事业单位用自有土地集资建房，低价卖给职工，拆迁户获得的补偿住房列入保障房名目等变相丛生。少数地方在申报数据时，将去年未开工的项目结转到今年开工项目中。为了加快进度，在审批手续不全的情况下就开工建设，边施工边审批的情况则更为普遍。还有一些地方，将奠基仪式作为开工的标志，“铲点土就算开工”。
“开工量”陡增不要紧，数字造假纸上文章不产生实际危害，要紧的是工程质量问题会不会陡增？毕竟资金不足仍是最大障碍，钱少、时间紧迫都有可能成为垃圾建筑的催化剂和安全隐患的定时炸弹。
良好的愿望只有在尊重事实、尊重科学和规律前提下，才有可能结下甜美的果实。主导公共工程的政府和官员，和市场主体相比，也并不天然地具备道德、智力和能力优越性。相反，从上到下的短期任期政绩追求、各式各样的献礼工程需要、“花别人钱办自己事”的内在腐败寻租逻辑等，都有可能导致公共工程质量普遍低于私人工程或者造价高于私人工程。
未来中国的安全与稳定发展，两大指标可以一目了然：公共工程迅速减少，发展权利还给市场和民众；政府收入逐步乃至迅速减少，社会财富还给民间。
中国啊，请你慢些走，停下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不要让列车脱轨，不要让桥梁坍塌，不要让道路成陷阱，不要让房屋成危楼。慢点走，让每一个生命都有自由和尊严，每一个人都不被“时代”抛下，每一个人都顺利平安地抵达终点！
注：最后一段文字，最早于24日凌晨1：33发于新浪微博，一天多时间28万次转载、3万余评论。今早（北京时间25日、美国时间24日）据悉上了《纽约时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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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里》为何唱哭千万网民？ 2010…11…12 22：00：15 浏览 133624 次 ｜ 评论 180 条
《春天里》为何唱哭千万网民？
秦建中
今天（12日）各大网络都关注了这样一个消息，作为一个开放的平台，网上一直不乏有各种草根阶层去展示各种各样的才艺，最近有一名普通的流浪歌手和一位农民工在非常简易的出租房内翻唱了一首汪峰的《春天里》，这段视频在网上被曝光以后迅速走红，不仅赢得了近千万的点击率，还在微博上被迅速转载，有的网友表示，两人质朴的歌声让自己都哭了。（11月12日中国广播网）
其实被农民工唱哭的不仅有千万网友，而且还有湖南省委书记周强。他多次公开推荐这个视频还亲自很动情的朗诵歌词，勉励年轻人为实现梦想努力打拼。
《春天里》这首再普通不过的歌曲之所能唱哭千万网民，让一位省部级高官为之动容，不仅仅在于演唱者的流浪歌手和农民工身份，同时还有还有歌词里折射出的令人心酸的社会现实。
一面是富二代和官二代的春风得意，一面却是贫二代们的生活困惑，以及生活在大都市里农民工们的无助眼神。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大凡有恻隐之心的人，无不为《春天里》凄婉的歌词而潸然泪下。
近段以来，阶层固化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今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提出一个疑问：穷会成为穷的原因，富会成为富的原因吗？文章感叹，贫富差距加大的趋势日趋严重，“阶层固化”所导致的严峻社会现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再不可漠视。
特权思想以及产生特权思想的僵化的社会体制导致了社会底层人才向上流动的通道，让“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的千年谚语不幸而成为今天的社会现实。
“我爸是李刚”之所以风靡网络，不在于这句话有多少文化含量，更多的在于这句话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是多么的严峻。年少的李启铭凭什么能够有本事开豪车到大学校园兜风，又凭什么不费吹灰之力找到一份很多少向往的工作，这些事实所暴露的社会问题自然是不言自明。
“大学生找工作就是拚爹”，这句虽然看似通俗易懂，但它带给公众却是大山般的沉重。过去被人们称之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尚且如此，又何况刚刚从农村走进大都市的农民工们。他们只有在田间面朝黄土背朝天劳作的老爹老娘，自然拚不过资本，拚不过权力，他们只有永远被固化在社会最底层。
人保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在作客央视时说，美国有所谓的“美国梦”，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我们完全应该有自己的中国梦，让每个中国公民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都有可能从一个比较低的层次上升到社会的高层次，我想我们要构建这么一个梦。当然现在这个梦离实现还有很远的距离。但是我想这应该是我们奋斗的方向。
这番话说得很好。因为历史早已证明，一个社会之所以拥有生机和活力，并不在于它的社会财富积累有多少，更不在于它所产生豪门贵族的能力有多强，而在于底层民众能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奋斗，有机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梦想。
向上涌动的社会底层被僵化的机制无情的扼杀，这不单是社会底层民众的不幸，同时更是一个民族的悲哀，这也正是一首《春天里》唱哭千万网友的根源之所在。一方面是同病相怜，一方面是对阶层固化之后社会一潭死水的无奈，更重要的是，是公众对希望能够改变自身命运的期盼，也是对社会变革以祛除阶层固化顽疾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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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相册报栏左邻右舍留言
“中国制造”何以比国外贵？ 2010…12…12 22：35：13 浏览 204528 次 ｜ 评论 139 条
“中国制造”何以比国外贵？
时寒冰
出国购物，最大的感慨是，标注“MADE IN CHINA”的商品，不仅质量有保障，而且，价格比国内便宜好多。到美国时，我曾经对十几种商品的价格与国内进行比较，发现价差最大的超过了50％。也难怪，国人为何在国外一掷千金，大包小包往回拎了。
问题是，“MADE IN CHINA”的商品，漂洋过海，何以比国内还便宜呢？
这是一个奇怪但并不有趣的现象。畸形的现象，必有畸形的根源。
商品在出厂以前，并没有明显区别。区别在出厂后。
国内的商品虽然没有远渡重洋，但是，历经重重运输关卡，运输成本外加各种乱罚款、乱收费，累加起来，比国际运输路线更昂贵。据报道，全世界收费公路14万公里，其中有10万公里在中国，占了全世界70％。交通部规定40公里设一收费站，而有些地方政府规定，高等级公路每20公里甚至更短路程就可设1个收费站。收费站的密集发展挤压了原本作为公共产品存在的免费公路的空间，提高了商品的运输成本。更有甚者，一些职能部门滥用权力，动辄对运输车辆敲诈勒索，所有这些成本，都被转嫁给了消费者。
过了公路关卡，面临着高昂的进场费。商品无论进入商场还是超市，就面临着上架费、月返费、广告费、促销费、年节费、毛利补差、条码费、端头费等等，另外还有促销活动中的条幅、花篮、空飘、地贴、墙贴、灯箱、DM特别广告、人员管理等费用。除此，还有各种暗箱操作的费用，否则，自己的商品就可能被摆放在极偏僻的位置。无孔不入的腐败，加大了中国整个经济体的运行成本。
由于商场、超市收取了远高于国外同业者的费用，获取了更高的利润，根据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原理，这些都被纳入到价格当中，转嫁给了消费者。
再一个是由诚信缺失增加的成本。国外的商家与生产厂家打交道，诚信度一般都比较高，合同一旦签订，大都会认真执行。这大大减少了交易成本。而生产厂家与国内的商家打交道，经常面临着账款拖欠，迟迟追讨不回的风险。为了避免这种损失，厂家大都会提高价格，而这些成本也基本上都转嫁给了消费者。
除了这些原因，货币是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或者说，是一个最根本性的因素。不妨以中美两国的货币量做比较。2010年6月末，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余额为67。39万亿元（折合9。9万亿美元），2010年6月末，美国M2是8。6万亿美元。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比美国多出1。3万亿美元。截至今年11月，中国的M2已经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71。03万亿，比美国已高出20％多。成为自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货币总量最多的国家。
这意味着，同样的商品在中国所对应的货币量，远远大于在美国所对应的货币量！或者说，目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其实是被严重高估的，当高估的人民币兑换成相对低估的美元等外币去购物，就会感觉到物价极其便宜（人民币超发的严重性数倍于美元）。正是汇率的扭曲，使得出国后，以人民币兑换成美元后购买的商品价格反而更便宜。由此可见，人民币并无任何升值的空间。或者说，人民币升值，只是一个虚幻的假象而已。
“中国制造”在国内比国外贵的现象，折射出来的其实是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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闾丘露薇 我的新年愿望
2001年的时候，江西万载的芳林小学发生了爆炸，造成41人死亡，当中4名教师，其余的都是正在上课的小学生，还有29名师生受伤。
当时这个新闻，在中国媒体报道之后，海外媒体大量转载，至于爆炸的原因，版本也有不少，根据一些报道，这次爆炸，是因为当时的学生们，正在做烟花的信管，而这种说法，成为海外舆论引用最多的一种。结果，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一个接待外宾的场合，主动告诉在场的记者，他接到报告，爆炸是因为一个精神病男子，帶著煙火炸藥進入學校的教室，引爆炸藥，把自己也炸死了。他否认芳林小学，被当成了烟花工厂。
不过，海外媒体并不买账，认为中国政府隐瞒事实，因为在事件发生之后，尝试到现在进行采访的海外媒体，都被堵截在了现场之外的地方，于是即便是采访，也只能够是其他村子的村民，各自有各自的版本。
我被通知去芳林小学采访非常的匆忙，我都没有时间回家收拾行装。当时我有些迷茫，因为我知道，所有的访问都会在官方的陪同下进行，虽然事实证明，他们没有做任何人为的干扰，我可以随意采访，从村民，到被指控为凶手的家人，还有幸存的孩子，我特别要求在采访孩子的时候，陪同人员呆在外面。所有的采访都证实了政府的说法，一个生活不如意，在人们眼中行为怪异的男子，自己制作了炸药，冲入了当地的学校。也证实，当时学校并没有生产烟花，学生们正常上课。但是，一直以来，我的心里面，总是有一种说不出的疑虑，因为谁知道，那些偶遇的村民，那些随意挑选的学生，说的是不是真心话。
直到两年前，我到澳门大学演讲，和在场的学生分享这一段的采访经历，一名学生举起手来告诉我，他就是来自那个村庄，他可以证明，确实是当地的这个村民炸了学校，而学校当时，确实没有生产烟花。其实，要解释心中的疑惑，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用科学的方法鉴定爆炸后的留下的痕迹，比如，烟花爆炸和炸药爆炸最大的不同，就是前者会出现连续性的爆炸，而所有的报道，以及目击者都认定，爆炸声只有一下。而这一点，在我进行报道的时候，因为自己当时采访经验有限，并没有想到从这个角度，寻找第三方的论证。
不过，这并不是我说这段往事的重点，我想说的是，这件事情，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出现了错误的地方，那就是对媒体封锁现场。当所有的信息，都是来自一个信源，也就是政府的时候，如果政府本身缺乏应有的公信力的时候，人们总是会怀疑里面是否隐瞒了什麽。即便之后政府希望做一些纠正的动作，比如那一次，公安部派出工作小组微服私访，也允许部分媒体到现场采访，但是，因为一开始的错，使得之后的这些都变了味道。
其实不单单是乐清的事情，如果我们好好回想一下的话，太多的事情，都是因为一开始的错，使得之后的事实，总是让人相信的有点点不情不愿，而人们对于政府的信任度，也就在这样的一次次中，一点点的流失。
怎麽办？看到一位叫做@芦垚的网友在新浪微博上这样写：政府信用破产不值得幸灾乐祸，因为受到伤害的是整个社会。要知道政府信用是社会公器，而不是官员的私人把戏。就算官员们不需要，民众还需要呢。除非另辟蹊径产生另一种公共信用，显然在当下不可能。所以我还是想，如果能修复，自然比进一步摧毁他好。他们在破坏，修复的希望在我们，不要破罐破摔。
但是修复的过程，如果没有政府官员的配合，在我看来，是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的任务。也因为这样，来自民间社会的质疑造成的压力，如果无法让政府官员醒悟，哪怕明白一点点，那真的让人看不到修复的希望。
新的一年，如果有怎样的愿望，我想，虽然很多人说，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但是一起去创造一个无法装睡的环境还是有可能的。周边的声音大而不断，还有行动，比如一个个的观光团的到访，那末装睡是不可能的，除非真的死了。
最后，祝大家又是新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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