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一书中第 267—269页。
①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卷，第257—258页。英文原注为：《社会主义高潮》第460页；《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3—274页。
② 《1981年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4页。英文原注为：《1981年决议·注释本》第323—324页。这里所说的毛在成都会议上突然支持大社，在中国之外可以看到的有关他在会上三次演讲的原文中都没有出现。（参见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 96—124页。）
① 戴维·S。G。古德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与省：四川和贵州（1955—1965）》，第144— 145页。
② 参见李锐：《论三峡工程》，第8—10、94—99、171、245页和其他各处。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5年版，第249页。英文原注为：《红旗》，1958年6月1日，第1期，第3—4页；《北京周报》，1958年6月10日，第15期，第6页。
① 《剑桥中国史》第13卷，第868—869页。
② 1958年8月21日上午和1958年8月30日上午的讲话。《学习文选》第304、306—307页。
③ 1958年8月30日的讲话。出处同上，第318页（也参见8月21日的演讲第306页）。
① 1958年8月17日、8月21日（上午）和8月30日（上午）的演讲，出处同上，第302、305—307页各处，第318页。
② S。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353页。
③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44—146页。
④ 廖盖隆：“历史的经验和我们的发展道路”，《中共研究》1981年9月号，第123页。这份报告最早是提交给1980年10月25日由中央党校主持召开的中共党史学术讨论会的，后来在中国正式出版的只是修改后的文本。完全有理由相信台北复制的原件是真实的。它被翻译在《问题和研究》（1981年10月号、11月号和12月号上。这里所引的部分出自10月号第84页。至于新的文本，参见廖盖隆：《党史探索》第308—365页。在正式出版的文本中，有关五、六十年代的历史全貌作了极大的压缩，并且没有包括周在劝说毛放弃“自由供给制”中所起的作用的有关细节。
⑤ 参见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22页，其中特别是1958年3月22日的谈话部分。
① 《万岁》（1969年），第247页；《万岁》（1967年）第12、17、49页等。
② 《万岁》（附录），第32—33页；译自S。施拉姆：“毛泽东和他1958—1969年的永远革命理论”，载《中国季刊》第46期（1971年4—6月），第226—227页。
① 《万岁》（1969年）第245页和《万岁》（1967年）第15页。
② 《万岁》（1969年），第204页。
① 参见S。施拉姆：“毛泽东和永远革命理论”，其中特别是第232—236页。
② 见吴江在《哲学研究》1958年第8期第25—28页上的文章。S。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99、135—136页。
③ 《万岁》（1969年），第228页。
① 《万岁》（1969年），第262—263、264—265页；《杂录》第141—142、144—145页。
②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与毛泽东的三次会见”，载《中国季刊》第103期，1985年9月号。
③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43页。
④ 同上，第142页。
⑤ 《万岁》（1967年），第106—107页。（1959年3月15日的信）。
① 斯特朗：“同毛泽东的三次会见”，第496—497页。
② 实际上，张闻天三小时的中间发言比彭德怀的“意见书”要更系统，用了更精确的理论术语。参见李锐（当时曾出席了庐山会议）在“重读张闻天同志的‘庐山发言’”一文中所作的分析，载《读书》1985年第8期，第28—38页。张闻天演讲的原文已收录在《张闻天选集》中正式出版，第480—506页。
③ 用英文对庐山事件及其意义作了最全面最精确的描述的是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见《文化大革命的起源：2，大跃进（1958—1960）》，第187—251页。
④ 《万岁》（1969年），第222页；《杂录》，第121页。
① 《万岁》（1967年），第48页。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25、239页。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10页。英文原注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45页。亦请参见S。施拉姆在《剑桥中国史》第13卷中关于1949年以前毛的思想一章。在“论辩证唯物主义”一文中，毛明确地肯定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它包括三大法则（参见《毛泽东集》第6卷第300页）。
②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卷，第345页。英文原注为：《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6页（1957年1月27日的讲话）。
①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7—121页。英文原注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06—110页。
② 在英文原文里，此段与下段合为一段，没有分开。这里按《毛泽东选集》第5卷中文版原文处理，将其分为两段。——译者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47—349页。英文原注为《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7—369页。
② 《学习文选》，第212—213、220页。
③ 《万岁》（1969年），第104页；杂录》第66页。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和永远革命理论》，第228页。
② 见迪克·威尔逊编：《在历史天平上的毛泽东：一个初步评价》一书中的“马克思主义者施拉姆”这一部分，第63页。早在1976年，史蒂夫·秦就领会了这一论述中包含着一个新的巨大的背离，但不幸的是后来他又退回到原处，把这一论述当成是指“肯定之否定”。参见秦：《毛泽东的思想：形式与内容》，第60、66—67页，等。
③ 参见1960年出版的两本重要的毛的著作选编（仅供内部使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摘录）》，第195—220页；《毛泽东同志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摘录）》，第150页及以后各页。两本书都有冠之以“否定之肯定规律”标题的扩充章节，尽管其资料都选自延安时期和50年代中期，内容是关于新与旧、中国与外国思想的结合问题，等等。（或许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本书的各章节是根据主题进行编排的，书中有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讲稿的笔记。对此，毛在1963年与埃德加·斯诺的会谈中否认他是原作者）。
① 杨超：《唯物辩证法的几个理论问题》（以下称《辩证法问题》），第211页。这本书起初是专门直接研究毛的思想的，书名为《论毛主席哲学体系》（内部讨论稿），共2册（以下称《毛的哲学体系》），后经修改而得今名。关于杨超在1939年参加毛的哲学研究小组一事，参见温济泽在《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论文选》一书第69页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是怎样教我们学哲学的”一文。除毛之外，该小组的其他成员有：艾思奇、何思敬、和培元、陈伯达。
② 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人民日报》1983年3月16日第4版。这篇文章是根据周扬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际的演讲写成的。由于它提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异化问题，因而在1983—1984年冬的“反精神污染”运动中受到了批评。但迄今为止还从未有人认为周扬对毛的辩证法的分析是错误的。要想了解有关这一演讲的发表及其受到的批评的情况，请参见S。施拉姆的《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策（1978—1984）》一书，第41—56页。
① 《辩证法问题》，第199—217页，其中特别是第212—213页；《毛的哲学体系》，第247—263页。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26页。
② 同上，第240页。
③ 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历史与意愿》，第323—326页；S。施拉姆：“马克思主义者”，第63—64页。
① “人民群众的大联合”， S。施拉姆译自《中国季刊》第49期（1972年1—3月）第80—81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1页。英文原注为：《毛著选读》，第34页。（《文选》第7卷，第2页。莱格：《中国古典名著》，第1卷，第195页。）
③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331页。英文原注是：《毛选》第4卷，第378页，（《文选》第5卷，第14页；莱格：《中国古典名著》第1卷，第195页。）
④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82页。（《孟子》第6卷，第2册，第34页；D。C。罗：《孟子》第201页。）
⑤ 同上，第208页。
⑥ 同上，第215页。
① 《万岁》（附录），第37页。（“六十条”中的第四十七条）
② 《万岁》（1969年），第210—211页；《杂录》，第110—111页。
③ S。施拉姆译自《毛泽东和他的永远革命理论》，第227页。
① 8月21日的讲演，《学习文选》第310页。
② 《万岁》（1969年），第493页；《杂录》，第347页。
① 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见S。施拉姆为《国家权力的范围》和《国家权力的基础》所写的前言，以及第二本书中所收的各篇文章，其中特别是雅克·格内特和许华茨的文章。
② 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01页。
③ 《万岁》（1969年），第195页。
④ 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06—107页。
① 安格斯·格拉姆：《列子一书》，第10页。
② 《庄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73页。英文原往为：安格斯·格拉姆：《庄子：〈庄子〉一书中主要的七章和其它著作》，第261页。
③ 关于这一问题更进一步的讨论，可参见S。施拉姆：“党的领袖还是真正的统治者？”
中苏分裂的原因与后果
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伊始，苏联对其发展的影响当然就是广泛而深刻的。从19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以至以后的时期内，莫斯科曾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中心和精神源泉。毛对于苏联在这两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明显地持有不同态度。毛逐渐地，而且是比较晚地对苏联模式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相反，对于中国不仅是共产主义事业中的一个小伙伴，而且应该使中国完全从属于一个世界革命组织，在革命过程中丧失个性的观念，毛在任何时候都是不会接受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毛1936年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对这个问题已作了总体概述。当斯诺问，共产主义胜利后，在苏维埃中国与苏维埃俄国之间，是不是会出现“某种实际上合并的政府”时，毛回答说：“我们解放中国不是为了把这个国家转让给莫斯科！”毛泽东否定了斯诺的猜测后又补充说：“中国共产党不能为俄国人说话，或者为第三国际而执政，而只能代表中国人民大众的利益。”①延安时期苏共和中共、毛与斯大林之间关系的演变，不属本章讨论的范围。然而为了说明1949年以后发生的情况，注意一下毛对斯大林在1945年内战爆发后的艰苦时期的所作所为的评价，看来是合适的。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毛回顾了1960年以来中国因“反赫鲁晓夫”被迫将注意力离开国内事务的情形，他批评道：“你看，社会主义国家，马列主义中出现这样问题”，接着，他追述了以前的一切事情，继续说：其实根子很远，事情很早就发生了。就是不许中国革命。那是一九四五年，斯大林就阻止中国革命，说不能打内战，要与蒋介石合作，否则中华民族就要灭亡。当时我们没有执行，革命胜利了。革命胜利后，又怀疑中国是南斯拉夫，我就变成铁托。以后到莫斯科，签订中苏同盟互助条约，也是经过一场斗争的。他不愿意签，经过两个月的谈判最后签了。斯大林相信我们是什么时候起呢？是从抗美援朝起，1950年冬季，相信我们不是铁托，不是南斯拉夫了。②1949年6月，在内战胜利前夕，毛仍然宣布，与苏联的联合将作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对此，他作了如下总结：“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
“你们一边倒”。在回答一个虚构的对话者的这一指责时，毛对其之所以采取这一政策作了详细的说明：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①虽然这是1949年就已经明确宣布了的外交路线，但是斯大林的态度使毛执行起来并非总是那么轻松、愉快。像毛后来回忆的那样，他于1949年12月出访莫斯科，为了获得斯大林对中国提供在毛看来是必要的、甚至是最低限度的帮助和支持，耗费了他两个月的谈判时间，“等于一场斗争”，当然，问题的一个方面是中国和苏联之间的民族利益冲突，以及这两个大国在50年代以“社会主义阵营”著称的大统一体中的地位冲突。毛在1958年3月的一次讲话中解释了他自己在1950年莫斯科谈判中的态度：1950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对于互助同盟条约，中长路，合股公司，国境问题，我们的态度：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要坚持，我接受。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利益。②当然，在这些冲突的背后隐藏着的不仅仅是斯大林对另一个最终可能成为苏联竞争对手的强大的共产主义势力的崛起缺乏热情，或者至少对于世界舞台上如何维护“社会主义的利益”这个问题上要求享有发言权，而且还有毛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应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个问题上长达20年的冲突。对于20年代和30年代的事情，毛在1962年1月30日的一次重要讲话中说：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