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组织对满洲的军事与民事接收工作的竞赛中失利了。于是，中国政府与苏联人进行谈判，后者正式同意延长其停留期限，并允许政府军队从方便的路线进入这一地区。苏联撤军的新期限定在12月初，以后又改为1月初。这一期限又延长了两次以上，后来苏联人呆得过久，超出了期限，不再受到欢迎。实际上，直到1946年5月初以前，他们仍未完成从满洲的撤离。
与此同时，11月15日，蒋介石从南方运来了一批精锐部队，部署在长城一带，并向山海关发起了进攻。山海关是通往满洲的大门，长城就是在这里达于渤海。接着，蒋介石开始设法进入东北，凭借武力去夺取被日本人统治了14年的地区；在这之前它是由大帅张作霖的家族统治，却从未被国民党统治过。在这个地区的仍然羽翼未丰的中共军队，至此时为止尚无法与美式装备的蒋军相匹敌。蒋接管东北的战略得到美国人的支持，苏联人也不再从中作梗，从而迅速得以实施。
苏联人利用推迟撤离增加了他们的战利品，在撤军的同时，拆除并带走了成吨的满洲最现代化的日本工业设备。①随着活动日益向战场转移，对手们之间的继续谈判看来已毫无意义，周恩来于11月底返回延安。然而这些经济与政治的代价，与战略性的军事错误相比，显得黯然失色，蒋介石本人后来承认，错误在于他把部署在云南和缅甸地区最精锐的美械装备部队直接调往东北，而没能首先巩固对西南与东北之间这片地区的控制。这些军队若是在华北作战，是否比在东北更有成就，肯定永远是一个得不到解答的疑问。但是，蒋介石进入东北的几个精锐师都是一去不回。他让这些部队投入接收这一地区的决定是一个大错误，这一错误像鬼魂一样缠住这位最高统帅，因为正是在东北，随着这些军队与那里的共产党军队作战的失利，导致了他事业的最终失败。②与此同时，还有其他几幕戏尚需在外交舞台上演完。也是在1945年11月底，赫尔利辞去驻中国大使职务，他大骂美国外交机构的某些官员，据说因站在中共一边而暗中破坏他的调解努力。在麦卡锡时代的反共主张结束之前的若干年内，这些指责一直让人苦恼。③但是，1945年12月，杜鲁门总统直接任命乔治·马歇尔将军为他的特使，继续执行为赫尔利弃置一旁的调解任务。总统布置给马歇尔的任务，是实现共产党人与政府军之间的停火，同时通过召集一次毛和蒋在重庆的谈判期间已同意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使中国达成和平统一。
马歇尔使团：1946年
马歇尔于1945年12月23日抵达中国。也就在这时，美国为政府军39个师及其空军8又1/3个大队提供的装备交付完毕，实现了日本投降前达成的协议。尽管美国的军需供应行动明白无误地显示了要在中国推动内战的意图，马歇尔的和平使团还是产生了直接的效果。
对召集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迅速达成一致意见，同时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以讨论停火。这就是所谓的“军事三人小组”，由担任主席的马歇尔将军、国民政府方面的代表张群将军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组成。停战协定于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前的1946年1月10日发布。协定要求1月13日全面停战生效，停止华北一切军队的调动。政府军接收满洲和长江以南日占区的权利，在停战协定中得到确认。一个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北平成立，以监督停火并立即开始工作。它受代表国民政府、中共和美国的军事三人小组领导。该执行部内设立停战执行组，由人数相等的政府与中共人员组成，美国人只对其起协助作用。
政治协商会议于1月11日至31日召开，它公开宣布会议以寻求和平解决国共冲突为目的。对于这次会议，如果说不是两大《亚美论集》；罗斯·Y。柯恩：《美国政治中的援华院外活动集团》；和斯坦利·D。巴克拉克：《百万委员会：“援华院外活动集团”政治，1953—1971年》。又见肯尼思·W。雷亚和约翰·C。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报告，1946—1949年》。对立党派，那么至少所有其他有关党派都寄予厚望。有一段时间，会议成了公众注意的焦点，而且甚至在希望看起来要变成幻影以后，政府还援引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权威性来证明其随后的若干政治行动的合法性。
政治协商会议的参加者，尽管并非民主选举产生，但也得到所有代表中国政治舞台上各主要和次要政治团体的人士的承认。参加者包括38位代表：国民党8人，中共7人，青年党5人，民主同盟2人，民社党2人，救国会2人，职教社1人，村治派1人，第三党1人，其他无党派代表9人。
国共之间所有突出的政治与军事问题实际上都达成了协议。议案涉及如下内容：国民政府的重新改组；一项有关结束国民党训政时期和制定立宪政治的施政纲领；对1936年宪法草案的修改；计划召开国民立宪大会的代表人数问题；在这次大会上将正式通过修改的宪法；在统一军令下对政府军和中共军队进行整编。
政治协商会议规定组成一个军事三人小组，制定出方案来贯彻协商会议要求全面裁军和中共军队统编为国军的决议。这个小组，即军事三人小组会议，由代表政府的张治中将军、代表中共的周恩来以及作为顾问的马歇尔将军组成。他们在2月25日宣布了双方大规模裁减军队方案的协定。这一协定将在18个月内实施完毕，到该日期结束时，政府军计有50个师，约84万人；共产党方面则为10个师，14万人，后者将被统编为国军。关于这些军队的部署也达成了协议。共产党的大多数师应部署于华北，这反映出那是中共军队力量最强大和集中的地区。
不幸的是，并没有上级权威来强制停战，或强制作出军事的和政治的和解。既然这些协议的贯彻只能依赖相互的信任和对手本身的诚意，因此，由马歇尔将军来华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所激起的势头一过，这些协议也就很快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也许两大党派对于制定这些协议都是真诚的。事后来看，这些协议颇像两个对手所共同玩弄的玩世不恭的花招，以便安抚中国舆论和美国伙伴，同时争取时间，以尽可能有利地完成他们的军队部署。事实上，真正原因可能介于这二者之间，因为随后蒋介石和周恩来都指出，关于实现他们之间和解的得失，他们各自的党内这时都存在真正的争论。①今天来看，其言外之意，就是两党在1946年初可能都还未下决心；通过全面战争解决他们分歧的决心，只是随着那时达成的协议被逐渐破坏后才表露出来。
国民党内反对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右派，在194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能够在某些重要问题上修正党的立场。两项最重要的修正是，限制地方自治和规定继续实行总统制，这后一项修正与政治协商会议批准的内阁制是相对立的。随后，国民党还拒绝承认中共及其政治盟友民主同盟在有40名成员的行政院中行使联合否决权，行政院在建立立宪政体之前，将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
这两个政党就此声称，国民党既违反了最初的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条文，也违背了其精神，并拒绝了承担继续履行决议的义务。国民党政府没有因此而踌躇不前，单方面按照政治协商会议决议进行活动。国民立宪大会于1946年11月召开，目的是要通过1936年宪法的修改草案。1947年1月1日，新宪法正式颁布；第一届国大代表的选举在这一年晚些时候举行，选出的代表在1948年4月召开会议，选举国家总统和副总统。②与此同时，军队的裁减与统编甚至比政治上的重建进展还要缓慢。在这方面，共产党似乎更不让步，甚至拒绝按照2月25日整军方案的要求提供其军队的名单。然而双方对停战未能实现所进行的指责，似乎都同样地在减弱。例如，马歇尔将军在1月底想寻求双方同意，由执行部派停战小组去满洲的营口港，据报道那里发生了一些冲突。中共方面表示同意，而政府方面先是加以拒绝，而后又游移不定。实际上，直到4月初以前，停战小组都未能进入满洲，而在此期间敌对状态已经加深了。在马歇尔看来，政府方面不仅要对拒绝在满洲遵守停火和不让停战小组进入该地活动负责，而且要对华南和华北两地其他大量违反停战协定的事实负责。①就共产党方面说，他们已在东北地区迅速加强了实力，足以反复向占优势的政府军挑战。共产党军队在满洲的调动，从条文上说并未违反停战协定，因为禁止军队调动的条款只适用于华北，而不适用于东北。敌对行动当时已在很多方面展开。当俄国人在3月中旬开始撤军时，他们显然与中共军队协调行动，在俄国人撤出满洲的大多数大城市时，其中包括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中共军队已做好跟在他们身后进入的准备。
在沈阳，政府军能够在24小时之内将中共军队赶出去。而在长春，周保中率领的部队向政府军和地方部队发动了三天的进攻，而后于4月18日进入该城。政府军在5月19日占领四平街，但也经过了长达一个多月的战斗。在这次失利以后，共产党撤离了长春，而政府军于5月23日占领了这座城市。在华北，共产党人也公开违反停战条款，沿着津浦铁路在山东和苏北调动进攻的军队。①鉴于停战已名不副实，马歇尔暂时不再担任正式的调停人，但他仍继续作为双方的中间人进行活动。他以这种身份为满洲成功地安排了自1946年6月7日起为期两周的休战。在此期间将举行谈判，讨论如下问题：（1）终止东北地区的战斗；（2）恢复华北地区的铁路运输，在该地区，共产党军队不仅阻断了济南至青岛的铁路，而且也封锁了其他几条南北铁路大动脉，从而阻止了政府向北方的军事运输活动，也阻止了把煤炭装运到长江流域下游的工业基地；（3）贯彻实施2月25日整编军队的协定。蒋介石宣称，这将是他与中共在谈判桌上解决分歧的最后时机，国民党的报纸上也出现了同样的声明。
马歇尔恢复了正式调停人的身份，休战延期到6月底，但是并未达成协议。使休战归于破灭的最主要障碍是，共产党不想同意在中共军队按协议从苏北撤军后，让政府对苏北实行管理。共产党方面坚决主张，在他们的军队撤离的华北一些地区，所有现存的地方政府都应继续保留。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政府全面进攻共产党统治区的计划已经制定完毕，中共对此也已察觉，继续谈判已成毫无意义之举。
马歇尔使团的失败和它与美国对华政策的牵连马歇尔使团直到1947年1月6日才正式停止活动。但是，由于休战期限至1946年6月30日就告终结，在没有必须的延期协议的情况下，这个美国和平使团的失败看来已是不可避免的了。一位新的美国大使J。司徒雷登博士被任命来填补赫尔利辞职以来一直空缺的职务。司徒雷登于7月份抵达之后，分担了马歇尔的越来越徒劳无益的调停任务，直到后者在1947年初被召回美国。但是，他们继续努力的结局，已因政府对共产党统治区的相互配合的全面进攻而确定，这一进攻在6月休战告终后不几天就开始了。
进攻开始后不久，美国人显然还没有意识到其重要性，仍试图抓住最后的机会来挽救和谈。他们提议在8月1日组成一个五人谈判会议，包括两名政府代表，两名中共代表，由司徒雷登大使担任主席。蒋介石要求以共产党军队大范围撤退——实际上是从所有他作为进攻目标的地区撤退——作为先决条件。共产党拒绝同意，除非他们要撤离地区的地方政府的地位得到满意解决。在这期间，军事行动继续进行，而且在8月19日，即政府军轰炸延安后不久，共产党宣布在他们权力所控制的整个地区进行战争总动员。
当政府向共产党所控制的城市张家口进攻还在继续之际，马歇尔于10月初劝华盛顿将他召回，他认为，和平谈判现在很明显正被利用来作为政府向共产党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伪装。为了阻止马歇尔以此为理由辞职，蒋介石宣布张家口实行短期停火，中共对此加以拒绝，认为它不能解决问题。在整个1946年，共产党首席谈判代表周恩来要求政府撤回到1月13日关内停战时和7月7日东北停战时的位置。政府方面拒绝这一要求，它的军队于10月10日占领了张家口。
接着，政府单方面召开了国大。中共和民盟拒绝参加，理由是国民党并没有遵守政治协商会议关于改组政府议案的条款。周恩来于11月19日返回延安，这一姿态标志着中共正式从调处活动中退出。12月初，共产党表示，他们不愿意继续受美国的调停，并向南京提出了恢复谈判的先决条件，即解散国大，政府军撤回到1月份的位置。这些条件自然是不能接受的。双方至此都已认定，他们在战场上能比谈判桌上更有所获。
随着1946年的发展，马歇尔作为调停人的任务越来越困难了。尽管在这个时候还不能预见，但他的难题包含了所有将在未来几年中使美国对华政策遭受损伤的因素。对于美国所起的作用，国共双方都越来越感到愤慨，这种愤慨与1946年他们之间相互采取的日益生硬的态度是并行的。国民党内的主战派——由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CC系领导——把美国的调解努力视为对他们铲共计划的阻挠，在他们心目中，只有铲共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这种看法后来为美国的支持者所极力推行。
也许更具有影响的是国民党政府内的普遍愤慨情绪，这种愤慨情绪是美国要求其改革而引起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在提到这一不必要的建议时指出，在过去，“一个政府告诉另一个政府它该做这些事情，这就意味着战争”。①但是，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都知道，后者无法劝诱前者实施那种挽救正在败落的命运所必需的广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此外，国民党领导人也清楚地意识到，不论美国人可能对他们如何失望，资本主义的美国都会在任何同共产党人的生死较量中支持他们。②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