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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6月6日，4位忠于曹锟的内阁成员突然提交辞呈，指责黎总统对内阁职责干预过多。这迫使内阁总辞职。随后几天，北京驻军的官兵在总统府示威，索要军饷；警察罢岗；“市民”有组织的示威包围了总统府；驻军及警察的指挥官提交辞呈。6月13日，正值1927年黎元洪屈服于张勋政变6周年之际。遭围困的黎元洪逃出北京，宣布他打算在天津继续行使总统职权。但他的列车在杨村被驻在那里的曹锟集团的一个将领拦截。在离京后约9小时，黎元洪于午夜签署了一份辞职声明。尽管他在抵达天津英租界得到保护后，立即否认了该声明，北京还是成立了看守内阁，在选举继任者之前接管总统职责。
然而，新的障碍又出现在曹锟面前。在政变中及政变后，国会的法定人数走散。对曹锟的野心怀有敌意的政治领袖——满洲的张作霖、浙江的卢永祥、南方的孙逸仙，以及其他的人——撤回了他们在国会的支持者，而其他议员已在惊慌中逃散。公布的一项文告称，要将国会迁往上海，黎元洪将在那里重整旗鼓，另建政府。还提供了一笔资金，以负担议员的赴沪路费及在沪的食宿开销。
为了在北京重新组织法定人数，曹锟的助手们提出针锋相对的建议。北京将支付从上海返京的路费，每周还有一笔参加国会非正式讨论会的慷慨酬金；将修改国会组织法，使在国会的任期不再是有限的一段时间，而是无限期延长，直至选举新国会为止；选举总统前先完成宪法；总统选举时每位议员将得到5000元谢礼。北京的国会人数逐步上升。
与此同时，黎元洪离开了天津。他抵达上海后发现，当地军阀不愿意冒险接待有争议的对抗的政府，他很快就去了日本。上海的替代政府就此垮台。在北京，国会的与会人数增加了。尽管“几乎完全没有公众关心的任何明显迹象”，①选举仍于10月5日进行。10月10日，曹锟就职。当天公布了中国新的永久性宪法。尽管该法拟订得很好，但颁布该法的肮脏背景损坏了它的效力。报章所揭露的每个亲曹议员收取5000元贿赂的消息，更加剧了公众对“猪仔议员”和新政权的厌恶。①据估计曹锟为居住到被拘泥礼仪的沉闷气氛笼罩的总统府，花费了1356万元。他不是一位积极行动的总统。在未选举新国会时，旧国会仍召集会议，国会辩论有时发展成为混战。但这是家庭口角。正如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爵士1924年6月在报告中写的：“过去5、6个月中，北京的政治局势异常平静，并且……没有倾向于削弱或加强曹锟总统及中央政府的特别进展。”②同时，导致北京另一次政变的军事活动日趋成熟。驻扎在北京附近的直系军事家冯玉祥接到命令，向北进军，迎战奉系。但与此相反，冯玉祥进了北京，废黜了曹总统，并要求结束敌对行动（见第6章）。
冯玉祥的政变显然使曹锟宪法失效。为拼凑一个可接受的政治框架，段祺瑞被邀再度出山。尽管段祺瑞在更大程度上是个政治实干家而不是理论家，他仍怀着国家团结和重订宪法的空想，对时代的需要做出反应。段祺瑞争辩道，又发生了一次革命，所以，他于11月24日就任“临时执政”，在拟就约法之前暂时集总统和总理职责于一身。新宪法的草拟过程空前复杂：首先，召开代表主要军事和政治势力的善后会议，为全国团结作出安排；然后，在善后会议确定的条例下召集国宪起草委员会；最后，国民代表会议开会，通过宪法。
段祺瑞的计划对厌倦的民众没有什么号召力，但有些政治家愿意参加。善后会议于1925年2月1日召开。
在历时3个月的会议上，160多位代表讨论了30多项议案，包括遣散军队、整顿政治、税制、教育经费、查禁鸦片，还有其他议题。会议通过的议案中有一项是召集国宪起草委员会（1925年8月3日成立，12月完成宪法草案）的规则和选举国民代表会议（但从未实行选举）的规则。同时，段执政又召集临时参政院，行使临时立法权。机构安排十分圆满，讨论十分严肃，国会活动十分认真，以致人们可能认为执政府的成员们没有看出在他们周围爆发的革命。
宪政抑制不了这时日益强大的野蛮势力。在革命的动乱中，北京又发生了一次政变：1926年4月9日，段祺瑞的贴身保镖被解除武装，段被免除了执政的官职。
在刚取得统治地位的军阀们争论邀请谁来就职时，北京在几个星期内不存在真正的政府。随后，建立了一系列摄政内阁，“行使执政权”。最终，张作霖解散了最后一届摄政内阁，于1927年6月18日任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他任命的内阁大部分成员是他的追随者。最后还要发表任命，分配资金，应付外交使团。但当国民政府的军队1928年6月8日进入北京时，中国的议会民主试验结束了。
变革的浪潮将富人和幸运的人冲到条约口岸外国租界的岸边。一位天津居民回忆道：“在社交上，生活……十分有趣、迷人”。以前的满族皇帝安逸地住在日租界一座大宅子中，前总统徐世昌在英租界的一所房子里欣赏文学和从事园艺。曹锟偏好独居，但在生日时也接待一些朋友。“段执政（祺瑞）相对较穷——事实上，他没有自己的房子，住在他忠诚的追随者之一提供的一所住宅里。他用一部分时间研究佛教，也喜欢打轻松的麻将……有时被问及中国内部纷争的原因，他总是给予佛教的解释，也就是说，这个国家正被派到地球上来的恶魔的古怪行为折磨，动乱将持续下去，直到恶魔被斩尽杀绝。”①宪法未能像广大中国人期望的那样控制冲突，导致团结，对此，后来的分析家同段祺瑞一样迷惑不解。为什么会这样，至今仍有争议。有些人的解释是，管理政府的都是些自私、虚伪的政客，他们破坏了法律。另一种看法是，北京政府不过是地方黩武主义制度的一件外衣罢了。本章论述的是，宪法体制由于参与的分子热衷于派系斗争而耗尽了自身的活力。
① 内森：《北京1918至1923年的政治斗争》，第189—193页。
① 内森：《北京1918至1923年的政治斗争》，第201页。
① 外交部档案371/9812，急件586，1923年10月17日，麻克类致寇松。
① 关于“猪仔议员”及公众的普遍反应，见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第218—219页。
② 外交部档案371/10243，F2665/19/10，急件400，1924年6月23日，北京，麻克类致麦克唐纳，机密，第1页。
① 颜惠庆：《1877—1944年的东西万花筒：自传》，第174—175页。
第6章 军阀时代：北京政府之下的政治斗争和黩武主义
1916和1928年之间的时期通常叫做“军阀时期”，其政治可以从两种观点予以分析。从各省的观点需要对区域性的黩武主义进行研究，而从中央的观点则要求对北京的法制和军事斗争进行考察。这两种观点将有助于我们评价军阀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地位。
从各省的观点看军阀和军阀主义
最简单地说，“军阀”是这样的人，他掌握一支私人军队，控制或谋求控制一个地区，并在一定程度上独立行事。在中文中军阀是可耻的，意指没有多少社会意识或民族精神的自私自利的指挥官；有些人认为，由于在当时的军事首脑中所看到的各式各样的人品，“地方黩武者”是更不带褒贬意义的用语。别的一些人认为，军阀这一用语就其对文官当局的强暴和侵夺方面的涵义来说是更恰当的。不管怎样，是“军阀所行使的那种权力而不是他的目标形成了他的特点”。①由于许多主要的军阀拥有一省军事统治者的地位，“督军”一词大体上便被用做军阀或地方军阀的同义语。
军阀是形形色色的一批人，对于他们的品格和政策的最一般的概括也难以避免许许多多的例外。在袁死后的头两三年，那些最突出的人物都曾是清代军事机构中的高级官员，他们的道德价值观还固着于儒家的模型。例如段祺瑞（1865—1936年），如前一章所述曾是一个分布广泛的军人派系的首领。他在袁的政府中任陆军总长，袁死时是国务总理。①冯国璋（1859—1919年）的经历在某些方面类似于段。冯也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并成为袁世凯建立一支新军的助手之一。在辛亥革命期间，冯在袁迫使宣统让位并成为总统的政治花招中，用他的军队帮助了袁。从1913年起他是江苏的都督。1916年他当选副总统，但仍留在他南京的总部。尽管冯缺乏段那种聚集追随者和激励忠诚的才能，但他有广泛的联系，并从1917年起越来越显露出是一个政治上的对手。②一个更明显的传统拥护者是张勋（1854—1923年），他忠心耿耿地为满族人服务，从皇帝那里接受过殊荣。他命令部队保留他们的辫子，作为对朝廷忠诚的标志，并干预已经垮台的皇室的命运。外国人把他叫做“辫子将军”。1917年他曾使满族皇帝短暂地复辟。③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第二代军阀开始出现，很多出身非常低下。例如冯玉祥（1882—1948年），他在19世纪90年代投军时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农家孩子。由于非常勤奋和幸运地与一个北洋军官的侄女结婚，还由于练兵的才能，冯在军事等级制度中稳步上升。他以中国传统的和近代西方的混合的学识教育自己。他于1914年接受了基督教，部分地是因为基督教和他在一定程度上的清教徒似的倾向一致，部分地是因为他懂得信奉基督教可能导致外国援助；在他一生的鼎盛时期，他以基督徒将军而闻名遐迩，他的部队因激昂地演唱基督教赞美诗以代替进行曲而出名。冯很相信儒家关于政治领导中道德力量的作用和政府对民众的责任的看法。他给他所统治的地区带来和平和秩序，并尽力以他的品德示范。①张宗昌（1881—1932年）也出身微贱，但成为军队指挥官以前，野心曾导致他犯过轻罪和抢劫。他的种种政策和改良主义者是对立的，他在20年代中期成为山东督军时，把该省他能到手的所有财富都搜刮走了。他的军队以擅长“开瓜”，也就是劈开那些莽撞地向这位“狗肉将军”挑战的人的头颅而闻名。②西式教育对陈炯明（1878—1933年）有较大影响。尽管在1898年前后的科举考试中得中最低等级的秀才，他却越来越转向西学，编辑一种维新报纸，并且在广东省的咨议局中很活跃。辛亥革命期间，陈组织一支军队，并且攻占惠州，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后来，当他统治广东时，他试图着手民主政治改革和教育改革。但和他赞同孙逸仙的事业相比，他更专注于广东的独立和他自己统治广东；1922年，他和革命家们分裂，最后被孙的伙伴们赶出了广东。①实用主义似乎曾是李宗仁（1891—1969年）的突出特点，他是广西的领袖之一。他出身于一个一度富有的家庭，进入广西陆军学堂，于1916年参加广西的军队。在20年代初期，广西因一打以上各自控制几县的独立军队之间连续不断的冲突而处于混乱之中。李和两个可靠的伙伴带领一支小部队参加了这场竞争；到1926年年底他们控制了全省。他们于1926年加入国民党，以一种开明而有实效的方式治理广西，在全国赢得了声誉。②“学者军阀”吴佩孚（1874—1939年），是一个变成了军阀的儒家学者。他受传统教育，1896年成为秀才，一直到死始终是说得头头是道的儒家制度和社会准则的倡导者。吴于1903年毕业于袁世凯的保定军官学校，两年以后被派到北洋军第三镇。第三镇从1906年起由曹锟统率，曹锟是袁世凯最初网罗来训练北洋军的那批军官之一。在袁任总统期间，曹——而吴是曹的忠诚的追随者——利用第三师（第三镇）以推行袁的政治目标。1916年曹成为一个大省直隶（河北）的督军，这是一个很有权势的职位。吴分享了这种权势，不仅因为他是曹的忠诚副手，而且因为他本人是一个很有才能而又有主见的军事指挥官。虽然他从没有否定曹的领导，但吴是实际的军事领袖则是得到广泛承认的。③在几百个军阀当中，只有少数被研究过。在我们能够有把握地对他们的价值观、策略或品格进行概括之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他们全都掌握私人的军队，并且控制或试图控制势力范围。
军阀部队
“私人的军队”是不确切的，因为军阀部队有一个有组织的自治团体，使它们有可能为其他的指挥官完整无损地继承；它们并不因“私人的忠诚”而不可解脱地对单一的个人承担义务。实际上，当受到个人的政治利益驱使时，一个指挥官的最亲密的支持者们可能抛弃他。尽管如此，“私人军队”这一用语由于两个紧密相关的理由仍然是十分合适的。第一，是指挥官本人而不是他的上级的决断决定他的军队如何使用。忠于职守地将其部队带往上司命令去的地方的大部队指挥官，通常不是一个军阀；个人决定他的部队去和不去哪里的大部队指挥官则是一个军阀。界线不总是明显的，但区别还是实际存在的。因此，由其指挥官独立使用，由他个人随意支配，甚至用于反对他的上级的军队，在这种意义上，它就成了一支“私人的军队”。
第二，一个指挥官当他和他的一些主要军官之间的感情、忠诚或义务的私人关系与他们的组织关系部分地一致时，他更可能具有那种独立的权力。权力和服从、纪律和忠顺的等级制度在大多数中国军队中都存在，就军事组织来说被认为是正常的。实际上，在中华民国早期，军队可能是分裂最少的组织。但是，面临和其他军阀冲突的普遍威胁，在脆弱的政权机构和他们自身行动的可疑合法性的情况下，军阀们都谋求依靠中国传统长期推崇的这类私人关系以增强他们对他们的军队的权力。这类私人关系包括师生间终身的忠诚和互相帮助的关系。卷入军官培训的任何人都自然而然地建立了这类关系。此外，有时通过互相同意，这人就可以成为另一人的“学生”或“老师”，而不必实际涉及给予或接受教导。在中国，所有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