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的着重消费品生产对照，新的战时工业约有50％（根据资本衡量）制造军用品和生产资料。另一个与战前工业的对照是，在战时工业化中，国有企业起着主导作用。尽管在登记的工厂中只有656家（17％）是“公营”的，却相当于69％的总资本，与私营工厂比较，它们更大，利用的机械动力更多，并控制了生产资料部门（特别是化学制品、金属制品和机器）。①国民党统治区战时工业化的模式，特别是把重点放在与军事有关的生产资料如化学制品上，这从表5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1942年以后，内地的工业活动开始放慢，新公司的数目急剧下降，产量不仅停止上升，在一些生产资料行业还有下降。所以这样，除原料短缺和运输设施不足外，主要原因是这些内地企业（每一家都做好了回上海的准备）对战后的命运心中无数，尤其是通货膨胀。商品的囤积和投机变得比生产它们更有利可图。
在1937—1945年期间，沦陷区的工业产量很可能停滞或下降。但没有确凿证据。在1937—1939年间，生产明显地普遍下降。在华北，从1939或1940到1943或1944年，煤、铁和钢、水泥、电力和化学制品的产量有增长，但有些消费品工业如棉、毛织品和面粉，实际上仍低于战前水平。华北的工厂产品总值的指数（按1939年物价）在一个急剧的下降之后，到1942年已经恢复到1933年的水平。①不过，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企业上海的纱厂在战争时期很不好过。华资纱厂的棉纱和棉布产量从1937年起都急剧下降，在1939—1941年间略有回升，那以后就奄奄一息了。②现在仍然不清楚日本人控制的公司是否好一点。
与此同时，日本人控制下的满洲工业从1936年起迅速增长，至少到1941年为止。在30年代中期以前，满洲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农业开垦地的扩展。华资小型工厂固然引人注意，但主要的现代工业是日本人控制下的生产资料企业网，它为日本经济提供原料和半成品。鞍山、本溪钢铁厂和抚顺煤矿，这些垂直统一管理的大型企业，是其中最突出的单位。满洲傀儡国巩固后，日本权益集团支持建立一个生产资料联合部门的重大计划。固定资本主要由日本进口资本提供，总投资率1924年为9％，1934年达到17％，1939年达到23％。（中国全国1933年的相应投资率为5％，这个数字在1949年之前很可能没有被超过。）广义的工业（矿业、制造业、公用事业、小型工业和建筑业）在1936—1941年之间每年以9。9％的比率扩大，与此相比，在1924—1936年间为4。4％。工厂工业的增长甚至更快，结果是，占中国总人口8—9％的满洲，工厂生产额几乎占1949年以前全国总生产额的1/3。制造业的迅速发展，显然是以牺牲小型工业为代价，也就是说，伴随这种发展的是工业部门的“现代化”，这个部门的扩大速度与满洲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扩大速度相同，因而没有提高相对的重要性。这看来和中国本土形成一个重要的对比。1941年后，由于从日本来的设备、资金和某些关键性原料的流入减少，满洲工业的增长和多种经营都停止了。1945至1946年严重的战争破坏和苏军搬走最现代化的工厂和设备（损失合计10亿美元或更多），大大地降低了对战后中国有用的满洲的工业能力。①1946—1949年是混乱的年代，很快就被扩大的内战和失去约束的通货膨胀所笼罩。到1947年，消费品的产量可能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但是，满洲的重工业和矿业生产能力被削弱，国民政府回到南京后实际上抛弃了战时内地“温室”式的生产资料工厂（它们一直依靠军事和其他政府订货），两者合起来导致这个部门的产量和相对重要性实际下降。换句话说，又回到战前着重消费品生产的工业结构模式。
日本投降在中国到处引起工业生产的部分破坏。在从前的沦陷区，日本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撤走后，生产暂时停顿。对接管日本的产业和恢复工业生产没有适当的计划。收回的工厂被当成战利品，派系不论文武，都抢着要分一杯羹。在内地，战争时期建立的工厂任其毁坏。从前日本人控制的工厂和矿场，为一个正在扩大的国有工业部门提供了基础。在资源委员会的主持下，生产资料生产的重要部分，电力和矿业划归政府控制。②1947年底，资源委员会监督291家工厂和矿场，总就业人数223770人。在消费品部门，1945年有69家日本和敌伪纺织厂（38家纱厂、6家毛纺厂和25家有关企业）被没收，转入新建立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一家由政府投资控制的股份公司，在经济部的指导下经营。1947年，中纺公司控制中国纱锭的36。1％和织布机的59。4％。它所属的工厂生产43。7％的纱和72。6％的棉布。中纺公司的纱厂由中国政府提供充分的营运资金，并为购买原棉在外汇的分配上受到优待，它们与私营纱厂相比，占有明显的优势——地位与日本在中国的纱厂相似，它们是这些纱厂的继承者；不同的是日本人更有效率。中纺公司的经营方针主要是为它们自己和国民党政府寻求短期利益。①从1948年年底起，政府和私营的工厂和矿场都受到失去控制的通货膨胀、共产党对运输和原料供应的破坏、劳动力短缺、工人骚动和人的过失的损害。
对工业发展的精密衡量是看一段时间内生产的增长。约翰·K。张最近编制的1912—194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生产（不包括手工业）指数，替代了所有以前的产量估计，提供了一条数量线索，把上述分散的观察联系起来并加以证实。张的指数根据15种制造业和矿业产品，涉及约50％的工业产量，用1933年的物价为衡量单位，见表6。这个估计把华资和外资公司，中国本土和满洲都包括进去了。工业生产从一个很低的起点开始，持续地一直增长到1936年。制造业和矿业就全体而论，显然没有受到世界性不景气的不利影响，尽管有许多个别工厂经历了暂时的实际困难。由于把中国本土和满洲合在一起，提出了不景气年代的某种上升的趋势。上海工业所受不景气年代的影响比满洲的工业企业严重。战争爆发带来1937—1938年的急剧下降，随后中国未被占领地区和满洲的产量都有回升，到1942年达到顶点。从1942年起，情况就不怎么清楚：1946年全年产量下降，接着在1947—1948年略有恢复，但不到1936年的水平。
中国大陆工业生产指数，（1912—1949年）
表6 （15种商品； 1933年100）
续表
资料来源：约翰·K。张：《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工业发展：计量分析》，第60—61页。
在挑选出的几个阶段中，平均年增长率（用净增值表示）反映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工业明显扩大（1912—1920年，13。4％），随后是1921—1922年的战后衰退。从1923到1936年，平均增长率为8。7％；1912—1942年为8。4％；而1912—1949年整个时期——因为1949年是一个低年份——为5。6％。因此，在战前的典型年份，中国现代工业和矿业产量如果用1933年的物价计算，以给人深刻印象的8—9％的增长率在增长。①然而，正如表2中刘叶的国民收入估计所表明的，工业，包括传统工业，在中国经济中只占一个小位置，而在广义的工业部门里，现代的工厂生产因手工业而显得不重要。在1933年，中国的工厂、手工业、矿业和公用事业的联合产量，仅构成国内净产值的10。5％。手工业产量占工业部分的67。8％；工厂占20。9％；矿业占7。0％；公用事业占4。3％。在估计为4691万的全部非农业工作人口中，有1213万（25。9％）受雇于手工业，113万（2。4％）受雇于工厂，77万（1。6％）受雇于矿场，4万（0。09％）受雇于公用事业。尽管张的估计有8—9％的年增长率，但这个增长的起点是很低的，结果，在民国时期的40年中，整个部门在国内生产中所占比例基本上没有变化。不过，说中国30年代的现代工业部门小，只是与当时的发达经济比较而言。例如，若与1895年时的日本相比，它既不是不足道，也不是没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整个看来，手工业在工业部门所占的相对份额，在20世纪30年代无疑比在1850或1912年少（见表3）。当然，在19世纪中叶，中国根本没有现代工业，甚至在1912年，它也只是一棵嫩芽。表7概括了刘叶关于1933年手工业在各种工业的总产值中所占份额的估计。考虑到与工厂产品比较，在可以得到的资料中对手工业生产的概括不完全，这样，对所有的工业来说，64。5％的平均数确实是太低了。①刘和叶根据就业和每个手工业工人的增值作出的补充估计，实际上表明1933年手工业在总增值中所占份额接近75％。
到这里，比较确实的数据资料就结束了。经常有人断言，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一个世纪中，由于进口外国货和国内华资及外资现代工业的产品的竞争，传统的手工制造业一直在下降。②在满洲，如前面指出的，可能是这种情况，即工厂工业的增长以牺牲“小型的”（即手工业的）工业为代价。但就整个中国来说也是这样吗？有关这个问题的片断资料更适合这样的结论：在绝对数字上，手工业产量总体上不变，比起刚提到的悲观看法来甚至还有增长。
在14类产品中手工业生产
表7 占总增值的百分数，1933
资料来源：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经济》，第142—143页，表38—；和第512—513页，表G1。
问题变得复杂，在于用什么样的定义去界说“手工业”和各种手工业之间实质上不同的经历，以及大多数解说者据以谈他们的看法的几次实地调查的时间选择。与家庭单位无关的城市或半城市手工业作坊或手工业工场，至少从唐代起就出现在中国的经济中了。不过，用就业和产量来衡量的它们的重要性，至少在1912年以前，并在较小但未确知的程度上，在随后的40年中被农村和城市的单个家庭的手工业生产所掩盖了。①例如，这是可以想象的，曾经基本上是一种农家手工业的手工纺纱的绝对产量在20世纪下降了，而全部或部分与此对应的，是在许多手工业作坊中有了新的就业机会，这些手工业作坊是在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和工厂生产的刺激下出现的。这些小型工厂，特点是雇用很少的工人，没有机械动力，为出口的农产品加工（如轧棉和缫丝），或作为分包者向现代工厂供应零配件，或冒险仿制比较粗糙和便宜的工厂制品（如纺织品、卷烟、火柴和面粉）。①所以，中国初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跟日本一样，采取的形式不是完全照搬外国的模式，而是适应中国具备的生产要素，其特点是高劳资比。
有些手工业没有经受住竞争。进口的煤油几乎代替了点灯用的植物油。在20世纪头25年中曾经是繁荣的丝织业，从20年代末开始衰落，原因很多：日本人的竞争，1931年后失去像满洲这样的市场，人造丝的出现，以及国际市场普遍不景气。②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茶叶出口下降，也许说明茶叶工业遇到了困难，尽管我们不大知道国内需求的变化。不过，无论是丝或是茶的情况，都不是说从19世纪起有一个简单的直线下降，原因是手工业产品被工厂产品所取代。
至于棉纺手工业，我们可以谈得更具体些。布鲁斯·雷诺兹发现，手工纱的绝对产量及其在纱的总供应量中所占份额，在1875—1905年间急剧下降，然后下降放慢，直到1919年，随后又急剧下降，直到1931年（表8）。③表8 棉布供应的来源，1875—1931年（百万平方码）
资料来源：布鲁斯·劳埃德·雷诺兹：《贸易和外资对工业化的影响：中国的纺织品，1875—1931年》，第31页，表2。4。
对照之下，手工编织在1875—1931年间所占的相应份额虽然下降，但在这半个世纪中，以平方码计算的总产量实际上增加了。在需求方面，这种坚挺的现象是由于存在手工织的布和机器织的质量更优良的布的部分地分立的市场；典型的手工织的布是用进口的和国内机器纺的经线和手工纺的纬线，直到20年代国内纱厂大大发展起来才不用手工纺的纬线。在供应方面，手工织布的幸存和增长，可归因于它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家庭农场生产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作用。关键是有可用的“剩余”劳动力。特别是家庭劳动力，他们要在任何情况下生存下去；跟工厂劳动力不同，即使他们的边际产品在生存费用以下，也照样从事手工业活动。就是说，家庭手工业几乎能在任何价格上与工厂工业竞争，只要现代公司必须付给它的工人仅够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而手工业工人在挣得收入上没有选择的余地。农村家庭争取最大限度的收入，根据他们对各种各样农村副业的相对利益的估计而决定进入或离开某一副业，这也部分地说明了个别手工业变化无常的命运。在20世纪，随着经过改进的木织机、铁齿轮织机和提花机的传播，手工织布技术有了很大的改进，与手工纺纱相比，劳动生产率可能高出许多。廉价的进口纱和国产的精纺纱使得手工纺纱与其他有关副业相比，愈来愈无利可图。机器精纺纱的近便和廉价、机器产品的榜样、织布比纺纱有利，这些因素加起来导致农村家庭转入织布。在一些手工织布中心如河北的定县、宝坻和高阳，山东的潍县，在20年代和30年代的不同时期都曾经“繁荣”过，天津、青岛和上海的纱厂向数量很大的农民家庭供应棉纱，有时候，纺织商人向他们提供织布机，并承购他们的产品，将它们分销到整个华北和满洲。①许多始于30年代，即始于战前学术成就短暂全盛时期的质量比较好的中国农村现场调查，对于我们得知手工业在20世纪的命运的情况是很重要的。在将近20年的政治分裂之后，这被看成是一个有希望的时期，当时的中国终于开始走上曾给西方和日本带来财富和力量的现代经济发展的征途。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农村社会学家，甚至大多数持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以给人深刻印象的一致程度，像分析经济制度的相互关系、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