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压力，以促使它们把驻直隶的淮军的军费拨给李鸿章，并使拨款至少保持在削减之后的水平。但是，北京也想法监督淮军的某些具体的支出。淮军要服从户部“造册报销”的规定，而且户部在很长时期以来拒不承认每个营长夫的搬运、燃料和饷项等费用为合法的开支。⑤尽管李鸿章负责清帝国最精锐的军队，他显然仍须指望北京给他的军队以财政支持，因此他必须做出各种妥协。就是在这种局面下，以及在勇营制度本身的基础上，李鸿章努力建设了一支现代化的海军。
建设一支海军
李鸿章关于海军防御的概念是在1874年的政策辩论中具体化的。虽然他仍然觉得海军不象陆军那么重要，但他的建议反映了一种日益关注的心情，即迫切需要保证沿海的安全，包括紧邻满洲和华北的朝鲜的安全在内。一个明显的需要是迅速获得现代化的军舰。李鸿章认识到，中国的上海和福州两个主要造船厂甚至付出高得不敢问津的代价也建造不出合用的船只。他得到清帝的支持，着手从国外买船。在最初，赫德是他的居间人。1875年4月李鸿章通过赫德向英国订购了四艘炮艇，1877年他又订购了四艘。但是，他开始把赫德看做是想控制中国海军计划的竞争者（见上卷第十章）。于是，李鸿章通过别人来买船，而赫德也撇开李鸿章向其他督抚供应定货。他们两人各自出于种种原因，试图总揽武器的购买事宜，但都没有成功。①李鸿章从不认为，整个中国海岸只由一支水师负责在政治上是可行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他反对总理衙门关于设置一位统帅负责沿海和长江诸省防务的建议，尽管他可能是这一职位最有希望的候选人。在尽力解决一个互不协调的陆海军制度的时候，他命里注定要肩负主要的责任。
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期，驻节天津的李鸿章、驻节南京的南洋通商大臣以及福建和广东两省的官员们相继而起，买船成风。可以预计，结果是造成了一场混乱。建立起来了四支互不统属的舰队：北洋通商大臣和南洋通商大臣各领一支，福州船政局统带一支，驻节广州的总督也统带一支。还有一些旧式水上部队，包括长江水师在内。这些部队的武器、船只和训练，不仅在地区与地区之间迥然不同，甚至在一个号令系统内也各吹各的号。而且，由于缺少中央政府的指导方针（尽管赫德有过这样的建议），各省官员经常被狡诈的军火商所愚弄。甚至李鸿章也未能免遭他们的摆布，欧洲和美国来的军火商人们川流不息地在他的衙门、他的统领们和他的外国顾问们那里进进出出。①李鸿章的财政资源不象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多。在1875年清帝许诺的每年四百万两“海防经费”中，到1877年后期李鸿章只收到总数不足二百万两，因为各省受到另外更大的压力，要它们给左宗棠远征新疆之役提供经费。可是，李鸿章得到了南洋通商大臣——特别是沈葆桢——的合作，还是能够扩充他的舰队。沈葆桢把原来南洋水师订购的四艘英制炮艇让给了李鸿章。在日本于1879年吞并琉球以及伊犁危机期间俄国的海军威胁发生之后，李鸿章在1880—1881年奉旨向德国定造两艘斯特汀式铁甲舰和一艘钢甲巡洋舰。它们的财政来源有下列几个方面：“海防经费”项下的各种拨款；轮船招商局为偿付政府过去债款转来的一百万两；皖南盐商捐赠的六十万两；以及向专用于外交用途的海关收入所借的“借款”。②1881年订购的德国船只直到中法战争以后才运到。与此同时，李鸿章还计划在满洲南端的旅顺口搞一个大型船舶修造厂。旅顺和山东的威海卫将成为他的海军基地。
1882年，清帝国可以号称它拥有约五十艘战舰，其中约半数为中国自造。李鸿章直接经管着十二艘船——八艘小炮艇，两艘1，350吨的巡洋舰（通过赫德向英国阿摩士庄厂定造），以及两艘福州船政局的产品。美国海军准将舒斐尔特（1881年李鸿章显然曾考虑要让他暂管北洋舰队）赞扬了他所视察的英制船只，他说：“每一项现代海战工艺器械都装备到了这些新舰艇上：用水力操纵的具有大口径和高速度的炮，以及机关枪、电灯、鱼雷和鱼雷艇，双螺旋桨引擎，钢制金属撞角，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的确，这个舰队的材料是完美的，但是很显然，若要使它确实发挥效益，它还需要有一支有文化水平的队伍和一个完善的组织。”①李鸿章不是没有觉察到人事方面的问题。他支持1872年派遣留学生使团去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一部分原因便是寄希望于它可能提供受过西洋训练的陆海军人才。总理衙门在1881年想撤回留美学生，李鸿章对这一意见作了妥协，这部分地是因为，与1868年的蒲安臣条约相反，安纳波利斯军校和西点军校不接受中国学生受训。1876年，李鸿章又在天津制造局添建了一个电动鱼雷厂。也就在这一年，他派了七名淮军军官去德国学习战争技术。但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为中国的海军提供军官的最好的来源是福州船政局训练的士官生。虽然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有一个小规模的船上训练计划，但在福州举办的船上和岸上的训练被认为更加完备。②到了1873年秋天，四名从福州船政局修船科毕业的士官生已取得舰长或大副的资格，另外四名出航服役者也将获得同样的军阶，其他六名可能在次年春天取得资格。一年以后，十四名轮机舱科的毕业生被委派到福州造的船上，其他七名合格的工程师则等待分配。李鸿章急于想利用这批由在华洋人训练出来的专业人才。1877年，第一批三十名福州学生经李鸿章和沈葆桢的荐举被派到欧洲去深造（见上卷第十章）。1879和1880年回国后，他们都在舰只上或福州船政局获得了重要的职位。有几个人为李鸿章效劳。
1875年以后，福州船政局日趋衰落，这部分是因为现在已没有什么洋员留任。头两任船政大臣沈葆桢和丁日昌卸任后，福州船政局的行政落入了能力较差的人员的手中。不久，它就被批评为软、懒、贪的摊子。行政经费被削减，这表明北京和省级官员都对它减少了兴趣。1881年年中的一道上谕曾引用一份奏折中的大意说，在多年的代价高昂的训练之后，中国海军学生仍然不知道怎样驾驶船只。虽然这些指控往往是保守派或派系斗争所挑唆出来的，但从欧洲留学回来的某些福州士官生的才能确未博得信任。李鸿章本人也把他们形容为“文秀有余，威武不足”。①李鸿章现在想法寻找一个更可靠的来源，以便得到用西式方法训练的中国海军军官。1880—1881年，他在天津开办了自己的水师学堂。它的第一任学监是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严复，他在格林威治深造过，后因翻译西洋政治思想著作而享有大翻译家的盛名。水师学堂的外国教官包括海关派来的三位官员和一名年青的美国人阿灵敦。1882年，李鸿章通过赫德招来了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此人曾帮助把李鸿章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定购的几艘阿摩士庄船只弄回中国。琅威理给李鸿章当了约两年北洋水师总查，但他不直接在天津水师学堂的编制内。作为海军提督丁汝昌（曾任淮军骑兵军官）的副手，琅威理的主要工作是训练李鸿章舰艇上的现役人员。②天津水师学堂在主要课程和学制方面（见上卷第十章）类似于福州船政学堂的英语班。它开设两个科：一为1881年开设的驾驶科，一为1882年开设的轮机科。为了想吸引那些不进学堂就会受科举制度引诱的才智之士，李鸿章在水师学堂的告示中强调指出，中国的新式舰只将给上层家庭出身的青年人提供进入仕途的新机会。在说到福州毕业生的时候，他指出：“那些受人尊敬的家庭出身的子弟……已经学有所成……而且当上了舰长。有些人现已官至二、三品，并且被授过了勋章。”①这水师学堂的第一批学生只经过三年学习就毕了业。他们在中法战争中处于戒备状态的舰艇上继续接受训练。虽然北洋舰队几乎没有参加这次冲突，但是由于英国是中立国家，琅威理仍被迫退出中国海军的现役。他的一位临时的继任者德国人式百龄，完全是一个无能之辈。琅威理直到1886年初才又在中国海军中工作。
① 关于李鸿章主办的重大事业项目，其清单见K。H。金：《日本人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观察》，第4—12页。
② 刘广京：《对清末地方权限的再估价》，第199页注35。
① 刘广京：《对清末地方权限的再估价》，第201—202页注49。王尔敏：《淮军志》，第356—361页。
② 斯佩克脱：《李鸿章和淮军》，第169—170页。刘广京：《对清末地方权限的再估价》，第203页注52。《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第52页；卷26第38—41页。
① 周盛传：《周武壮公遗书·卷首》第34—35、38、40、49页；卷4第3—4、10页；《外记》，卷1第7页。
② 《周武壮公遗书》，卷1·2第24页；卷2·2第1—2、13页；卷4第19—24、26—27、32—33、37页；《外记》，卷1第11—23、44页。关于派学生去德国接受军事训练的材料，见王尔敏：《淮军志》，第203页。
③ 《周武壮公遗书》，卷1·2第2、14—18、34—47页；卷4第26—34页。关于戈登的战术思想，见《北华捷报》，1880年9月11日。
① 福岛安正：《邻邦兵备略》，卷3第45—46页。贝耳：《关于直隶省等地的军事报告》，第2册第4、57—59页。特洛特：《记李鸿章的军队》，英国陆军部档案，33/4（1880年）第127—130页。
② 《周武壮公遗书》，卷1·1第19页；卷1·2第41—42页；卷2·2第22页；卷4第36—37页；《外记》，卷1第14、18—21、23、36—37页。贝耳：《关于直隶省等地的军事报告》，第2册第57、197页。特洛特：《记李鸿章的军队》，第129页。
③ 《周武壮公遗书》，卷2·2第16—17页；卷4第32—47页。
① 《周武壮公遗书·卷首》，第33、49、56页；卷2·2第1—8、13页；《外记》，卷1第50页。王尔敏：《淮军志》，第146—147页。
② 见周盛传的军歌，载《周武壮公遗书·外记》，卷1第50—52页。关于一些具体问题，见同上，第37、39、41页。
③ 《周武壮公遗书·卷首》，第31—56页。
④ 斯佩克脱：《李鸿章和淮军》，第7章。王尔敏：《淮军志》，第275—290页。
⑤ 王尔敏：《淮军志》，第284—289页。《周武壮公遗书》，卷2·2第15页。《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5第46页。
① 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年》，第68—81页。斯坦利·赖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467—478页。
① 何天爵：《中国的过去与将来》，第79—81页。威廉·曼切斯特：《克虏伯的武器，1587—1968年》，第150—151页。
② 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年》，第71页、73—77页。《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7第32—34页：卷40第52—56页。
① 舒斐尔特给参议员萨坚特的信（1882年1月1日），具载于克莱德：《美国对中国的政策：1839—1939年的外交档案和公共档案》，第163页。
② 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年》，第85页。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46—49、177—178页。
①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9第41页。
① 引自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年》，第92页。
中法战争及其后果
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是对中国过去二十年间所执行的新式陆海军计划的第一次外部考验。中国的日子并不好过。在两年之内的陆上和海上的零星战斗中，中国人在经费、人力、物力和威望上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中国丢失了对安南（中国人对越南的称呼）传统的宗主权，而且必须让法国人在商业上侵入华南内地诸省（见第二章）。
可是，法国的胜利也远远不是决定性的胜利。②在中国于1884年“非正式”宣战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刘永福的黑旗军有效地在东京困扰法国人，有时设壕作战，有时巧设埋伏以伺机狙击。1884年6月后期，原左宗棠所部的军官王德榜统率勇营参加作战，在北黎附近经过三天苦战之后打败了法国人。8月初，著名的淮军将领刘铭传率领的军队打退了法国舰队司令礼士卑士对台湾基隆要塞的进攻；10月份，法国人又在淡水遭到严重的挫折。1885年3月23日，中国人在中国安南边境的镇南关击败了法军，并且在往后的两个星期中接连收复了重镇谅山和安南的其他据点。在某些人看来，当和平谈判迫使双方在1885年4月4日停止了敌对行动时，中国人正在胜利的边沿。
然而，中国的外交和战略形势实际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中俄关系和中日关系因中国在朝鲜的地位问题而闹得很紧张，而且谣传法国人正想在北面帮助日本人与中国交战。①此外，中国也因行政和后勤方面的严重困难而大伤脑筋。正当北京的决策人继续举棋不定时，省一级督抚官员却完全陷于思想混乱之中。这种混乱特别明显地表现在福州地方上，因为1884年8月23日这里的十一艘舰只组成的中国建造的“现代”舰队，不到一小时就被法国人摧毁。随着福州这次创巨痛深的惨败之后，以江苏为基地的南洋舰队也由于领导无方、训练糟糕和纪律松弛，在试图打破孤拔将军对台湾的封锁时大败亏输。
甚至中国在陆战中的胜利也被吹得有些玄而又玄。比如刘永福在东京取得的有限的胜利，部分是由于黑旗军在非正规战争中东奔西突的勇气，但是这些遭遇战也表明了法国人的弱点：犹疑不定，后勤困难，战术措置失宜，完全缺乏准备。当1883年12月13—16日法国人在山西发动一次协同一致的攻势时，黑旗军便受到了“一次可怕的——即使不是致命的——打击”。法军在四个月后占领北宁的时候，刘永福据说是不战而退的。①甚至经常被吹嘘为中国大捷的谅山之战，法军之战败似乎不是由于清军的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