旌＞耄�1866年建成）起，就认为自己是一个自强运动的倡导者。但他以后在中国西北的十五年中，虽然最后在兰州建了一个毛纺厂，但他的职务与李鸿章不同，所以他很少有机会贯彻他的思想。
郭嵩焘与冯桂芬
自强运动的发起是由于中国的某些高级官员开始认识到中国有此需要，但它的意义在地位较低的人（这些人充当高级官员的顾问，并且对后者有一定的影响）中得到更充分的讨论。在咸丰时期，翰林院的一名学者郭嵩焘（1818—1891年）已经为妥协的外交政策想出了一套哲学上的理论基础。他在二十四岁时已在浙江省东部亲眼目睹鸦片战争。战后不久他经过反省后认识到，“自古边患之兴，皆由措理失宜”。他不断广泛地阅读历史和仔细考虑边疆问题的重大事件，终于得出一个总的结论，即处理世界大事，势与理都应重视——换句话说，真理总要顺应生活的现 实。既然历史的本质是变，那么人们就应使自己适应形势的需要。1856年他来到上海；他羡慕西方富强的情感与日俱增，并且进一步弄清了他对“势”和“理”的概念。在1857年广州的战斗开始后，郭嵩焘又到了北京，并回翰林院任职（他在1847年已进入翰林院）。1858年当英法舰队迫近大沽时，北京的许多官员主战，郭嵩焘等少数人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夷务“不战易了，一战便不能了”。他在1859年被调往天津帮助沿海防御时，向僧格林沁建议：“洋人以通商为义；当讲求应付之方，不当与称兵。”1859年当僧格林沁在大沽事件中取得大捷时，京都的人们都兴高采烈，但郭嵩焘却感到忧心忡忡，称病返回了故乡湖南。①郭嵩焘表示痛惜的是，中国在与西方接触的二十余年中未得到教训。1862年李鸿章到达上海后，他就成了李氏的幕僚之一。郭嵩焘坚决主张，在处理夷务时人们应力图理解外国人的动机和考虑各种现实，而不应只考虑原则。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已在进行探索，以期超越技术的范围对西方的力量取得更深入的了解，因而他似乎已避而不谈军队和军备了。
但是，郭嵩焘对李鸿章的影响不如另一位翰林冯桂芬（1809—1874年），后者是一名对经世致用感兴趣的学者。冯桂芬在苏州的书院中从事研究和教学，一直到1860年苏州陷于太平军之手时为止。他那时发现自己厕身于上海逃难绅士界中，在那里，他目睹了西方大炮在镇压太平军中所起的作用，并且又听到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的消息。1861年他写了《校邠庐抗议》，对中国亟需国内改革这一点作了意义深远的建议。此书的最后四篇文章是就如何应付西方挑战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冯桂芬不排除把战争作为政策来运用，但他对中国的颟顸和动摇感到痛惜。在过 去，“宜战反和，宜和反战，而夷务坏；忽和忽战而夷务坏；战不一于战，和不一于和，而夷务更坏。”他注意到“夷人动辄称理，吾即以其人之法还治其人之身。理可从，从之；理不可从，据理以折之”。
冯桂芬相信，英、俄、法、美在武力方面相等，他们互相既是势均又是力敌的，所以结果至少是暂时出现僵持状态。但在将来这四个国家可能达成协议而合谋反对中国，或者是某一国可能取得独占地位；总之，不论出现哪种情况，中国都会失算。因此，中国极应及时自强。“不自强而有事，危道也……矧一自强，即可弭之使无事也。”①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自强呢？冯桂芬认为真正的自立要求有反躬自问的自我批评；此外，当人们在寻找自己的缺点时，也应毫不犹豫地向他人学习。“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②这是多么大胆的宏论！冯桂芬的心胸很开阔，所以在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利用方面，在沟通君民思想的条件方面，在名与实（即施政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统一方面，他完全认识到西方都超过了中国。但他又宣称，中国本身的经世致用的智慧足以对这些事务进行革新。冯桂芬提出了许多关于改革吏治的建议，他认为西方的思想未必更好。但中国只有在对科 举制度作了重大改革时，才能向西方学得科学和技术。①可能正是由于冯桂芬的建议，李鸿章才在1864年向恭亲王提出要在考试制度中为精于技术的考生开设新科。冯桂芬甚至走得更远。他攻击现存科举制度的考试内容贫乏，并且对文人的前程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聪明智巧之士穷老尽气，销磨于时文试帖楷书无用之事。又优劣得失无定数。而莫肯徙业者，以上之重之也。”冯桂芬主张来一次大变动。他建议对兵工厂和造船厂中的优异工匠应授与举人的功名，对那些能改进西方产品的人应授与进士的功名，并允许他们参加殿试。“今令分其半，以从事于制器尚象之途……上好下甚，风行响应，当有殊尤异敏出新意于西法之外者，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②李鸿章和冯桂芬的想法说明，至少有少数士大夫在向往西方的技术时，愿意看到对神圣不可侵犯的科举制度进行调整。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的另外一些建议则要求改革传统的军事制度。当1864—1865年李鸿章在考虑裁减他的淮军至三万人时，他建议大量削减全帝国的绿营军，以便把节省的经费用于装备和训练剩下的军队。以后几年，有几个官员也同样提出了改组绿营军的建议。1866年8月，总理衙门提出的关于从直隶省绿营军中产生一万五千名“练军”的计划，得到清帝的批准。这支新军是用西方武器装备的，并且一反原来绿营军的做法，只驻扎在少数几个中心城市，并派固定的军官来率领这些部队。在1866年更晚的时期，左宗棠提出了有关福建浙江两省绿营军的同样建议。1867年，江苏布政使丁日昌建议，为了节省经费以用于新武器和新训练计划，各省绿营军应至少裁减一半；在1869年他任江苏省巡 抚时，获准把抚标建制下的一千六百名绿营军减少三分之一，并给以严格的训练。①那么，为什么这些建议没有获准在整个帝国推行，或至少在几个开始这样实行的省中贯彻呢？这回答应与当时总的学术气氛和根深蒂固的传统制度的惰性有关。甚至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动乱的十年中，深信需要西方技术的士大夫毕竟不多；而传统的文化准则的控制力量仍象过去那样强大。象科举考试和绿营军等制度不仅有广大既得利益集团支持，而且由于传统而获得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现代化显然需要冲破文化和制度的障碍。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第18页。
② 沈兆霖：《沈文忠公集》，卷1第16—19页。参看坂野正高：《总理衙门的起源》，第215—216页。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2第11页。
① 引自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39—40页。
②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9第16页；《同治朝》，卷25第1—2页。
③ 《海防档·购买船炮》，卷1第3页；参照《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1页。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第35—36页。
② 吕实强：《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第105、117、152页。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1—3页。
② 引自吕实强：《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第47、53页。
① 引自邓嗣禹和费正清编：《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32年文献概览》，第62页。
②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第9页。
③ 引自《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69页；又刘广京：《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30（1970年），第15、32页。
④ 同上，第18—19、30、37—42页。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4—10页。邓嗣禹和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70—72页。
①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9第34页。
①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第2—4、10—13页。邓嗣禹和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81—83页。
① 郭廷以等：《郭嵩焘先生年谱》，卷1第42、114、126—127、130、181—187页。
① 邓嗣禹和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54—55页。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2第45—47页。
②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2第10页。冯桂芬在讨论荷兰和瑞典的福利制度和教育制度时作了这一论述，他说他是从《地球说略》一书中了解这些制度的。此书由宁波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祎理哲所写，1856年用中文出版。在另一段文字中，他赞誉上海海关中的洋人职员为“彼之能实征实解者”；他评论说，孔子虽言“忠信虽蛮貊可行”，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这些在中国的夷人现在表现了这种美德。同上，卷1第43—44页。
① 同前，卷2第40—42页。但吕实强认为，就连冯桂芬关于改革吏治的思想，也是因他对西方制度有了新的了解而形成的。见吕实强：《冯桂芬的政治思想》，载《中华文化复兴月刊》，卷4第2期（1971年2月），第1—8页。
②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2第42页。
① 刘广京：《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第35—36页。王尔敏：《淮军志》，第103—104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9第16—21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186—187页。
政治和财政结构
宫廷政治和总理衙门
自强运动在北京得到了总理衙门的支持，恭亲王任其领班大臣直到1884年（除了中间一段短暂的时期被名义上夺去全部职务外）。起初，总理衙门负责有关通商事务的谈判，但到后来成为整个“洋务”的主要协调机构；“洋务”是清政府的一种新型活动，它包括对外交、外贸收入以及与贸易商人和传教士有关的一切事务的处理，也包括涉及西方事物的新计划，如外语学堂、军队训练、兵工厂、造船厂、开矿、商船和海军等事宜的管理。总理衙门或者直接制定这些计划，或者在朝廷上予以提倡。因而对于自强运动努力的成败，至少是部分地取决于总理衙门的政治势力。
从1861年总理衙门创设以来的大约二十三年中，人们把它 与军机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确实可以被看作是军机处的一个机构。总署大臣的人数不断增加：1861年为七人，1869年为十人，1876年为十二人。从1861年到1868年，五名军机大臣中有三人兼领总署大臣；从1869年到1875年，五军机中有四人兼领；1876年到1881年，全部兼领（从1880年起，军机大臣的人数增至六人）；而从1882年到时局大变的1884年，其中仍有四人兼领总署大臣。①由于军机处是清帝在处理重大政策和关键性人事问题方面的主要谘询机构，所以，总理衙门对实现清帝的政策和政纲就处于一种战略地位了。
当然，所有重要的提议仍然必须由清帝亲自批准。恭亲王和文祥（他在1876年死之前一直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两处兼职）享有权势的大小取决于这时行使着君权的慈禧太后的喜怒。最迟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慈禧（她的锋芒超过了与之共同摄政的慈安太后）靠在朝廷高级官员和皇族中提拔对立派来设法削弱恭亲王的权力。
慈禧策划的1861年宫廷政变，当然应该感谢恭亲王的合作。在随后的年代里，她作为一个仍然缺乏经验的统治者，不得不在外交和军事上大大地依靠恭亲王。恭亲王的确享有相当大的权势，但在1865年，慈禧对他的地位给了一次打击。4月初的一道朱谕，是由慈禧亲笔用带有别字的汉文起草并交大学士们润饰后下颁的，②它列举了言官对恭亲王的一些指责，如目无君上，挟制圣意，以及暗使离间。其他宗室及大臣都为之辩护。不过十日，慈禧决定恢复他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职务。她担心恭亲王的去职可能会在地方以及中央政府内部引起恐慌，也许更担心列强的态度，因为它们被认为对恭亲王有着特殊的信任。慈禧 怕欧洲人会再来找麻烦，从而失去对形势的控制。
虽然恭亲王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复职了，但他的声望和权势并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他被永远地夺去了1861年所封赐的“议政王”头衔。朝廷的命官们这时也都知道他并不总能邀得太后之宠眷，而且慈禧开始提拔那些以学识高深驰名的官员，他们的清议能力可以抵销恭亲王无视祖训的倾向。在恭亲王被剥夺权力的十天期间，慈禧专与谘询的是周祖培、倭仁，这两名大学士一直在妒忌军机处的权势。1865年冬，内阁学士李鸿藻，由于担任侍讲，得以经常觐见慈禧，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兼署户部右侍郎。李鸿藻的为人在思想上骄横傲慢，在政治上圆滑狡诈，所以不久就成为宫廷中一派的领袖：这一派包括倭仁（直到他在1871年死去时为止）和后来十分出名的顽固派如徐桐和翁同龢等人在内。李鸿藻派普遍地批评恭亲王对欧洲人的怀柔政策，特别是仰仗倭仁为思想楷模的青年御史们，对采用西方技术的必要性持怀疑态度。在1870年“天津教案”的余波中，李鸿藻及其朋友们保护了在天津曾经助长暴乱的官员，并批驳了对法国采取象恭亲王和曾国藩所提倡的那种迁就态度。①在1865年以后新的宫廷联盟中，慈禧的妹夫，即恭亲王的弟弟醇亲王也站到了反对恭亲王的一方。他在情绪上是敌视西方的，据说他在煽起“天津教案”中曾起过作用；总之，他猛烈地攻击恭亲王在解决教案时所采取的态度。在1871年3月呈递慈禧的密折中，他指责恭亲王和另一总署大臣董恂“一味媚夷”。醇亲王对总署大臣又可以任军机大臣一事极为不满。“办夷之臣，即秉政之臣……常有万不可行之事，诸臣先向夷人商妥，然后请旨集议。”②慈禧认为这一密奏不宜公开，但她设法使以后的一切有 关外交和防务政策的事项都要在醇亲王和与他意见相同的官员以及宗室诸王共同参加的宫廷会议上商讨。总理衙门的决策权就这样被削弱了。
恭亲王很自负，并不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