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6月8日失陷。在此后三个月时间中，徐达在今平凉附近的许多重要城市转战不休，其中包括北面环河河畔的庆阳。几座城市已被攻下，但它们后来都变成了已“投降”明朝的原来元朝官员的叛乱策源地。因此，它们又必须重新被攻取。但是到了9月22日，当徐达降伏了庆阳的时候，陕西大部分（包括今甘肃在内）已在某种形式下全归明朝所统治。
在徐达在陕西取得上述胜利之前，常遇春将军已经奉旨北进，参加攻打开平之役；此地是元朝夏宫上都的所在地，位于蒙古。1369年7月20日常遇春攻克上都，但他不久在8月9日去世，这使皇帝极感伤痛。常遇春没有捉住元朝统治者，后者逃往更远的北方，即蒙古旧都哈尔和林。但是，常遇春一直深入蒙古内地，后来率军往东追到日后被称为满洲的地方。他的死使皇帝很伤心，以致他在8月25日闻讯后为之辍朝。当常遇春的遗体运往南京实行国葬时，皇帝出城去龙江——长江上的船坞和京师的军港——以会合送葬的行列。10月10日，皇帝召唤徐达和汤和两位将军回南京参加常遇春的备极哀荣的丧礼。
扩廓帖木儿仍然是使朝廷严重关切陕西和山西的原因，因此当徐达和其他主要将领奉召回南京参加常遇春的葬礼时，扩廓帖木儿乘机骚扰平凉和兰州。兰州顶住了1370年1月末对它的围攻，因此扩廓帖木儿未收复尺寸之地。但是，这个地区还是极其不稳定。其结果是，皇帝在1370年不惜花费大量资财去摧毁扩廓帖木儿和元朝在西北的其他捍卫者。
在皇帝关于皇权的观念中，血缘亲王可以起关键性的作用。早在1369年他就命令编订一套节制诸亲王权力的条令，并指派他们在帝国的周边担任军事要职。这些条令称为《祖训录》①，是按照1369年5月皇帝的训谕制定出来的。这样做是为了为1370年册封诸王子做准备，虽然《祖训录》本文要到1373年才予以颁行。
1369年对明王朝建都于何地的问题进行了大辩论。10月中旬，决定应以皇帝的故乡临濠县（今安徽北部的凤阳）为帝国的中都。它位于淮河南侧，据信它可以成为主要能从长江下游吸取财富的帝国的要地。南京位于它南面约100英里。大规模的建设施工在临濠进行，以使这个城市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都城，但在1375年把它定为中都的计划被放弃了，建筑工程也因而停止。从此以后直到永乐皇帝迁都北方为止，南京是明代中国唯一的真正首都。
1369年秋，皇帝想劝说云南的元朝统治者和四川夏国国君投降于他。他发出劝谕公文，特选的使节分送各该领袖。②事实证明这种努力未取得成效，对这两个政权的征讨势在必行。
1369年12月皇帝叫他的学者专家们修订皇帝祭告天地的礼仪，从而表现了他对礼仪加以革新和交通的态度。他定在那一年阴历十一月十四日行祭天之礼，这一天是月圆的前夕，即阳历12月13日。在这个仪式上，皇帝的父亲——庙号仁祖——被尊为配享者。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样尊崇皇帝的父亲，因此这个礼仪实际上把皇帝的家族抬高到了空前的地位。在这些传统的重要仪式之外，另给皇帝在坛的正南方建了一座特殊殿堂，使他在恶劣天气下能躲避风雨。礼部尚书崔亮是湖北中部的人，从前是元朝官吏，约在1360年时投降了明朝；是他援引了宋元时代的前例为证，虽然似有出典，但未必令人信服。①1370年初，皇帝草拟了最后北伐的计划，目的在清除蒙古政权。1370年1月30日，他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即讨伐部队的最高指挥官。汤和、李文忠、冯胜和邓俞（1337—1377年）——邓俞也是安徽帮的军事领袖之一②——等将领均是徐达的部将。北伐的主要目的是要清除扩廓帖木儿在陕西的军事威胁，并歼灭草原上的元朝皇帝。
皇帝的策略是兵分两路。一路大军由徐达和邓俞率领，从西安出发，经过今甘肃巩昌之北的定西，直趋扩廓帖木儿在陕西的部队。另一路大军由李文忠率领北上，通过北京附近长城上的居庸关，准备横跨戈壁沙漠，追击元朝统治者。用这种办法，很可能使元朝君主与扩廓帖木儿彼此不能相救。邓俞因此直接开向在巩昌附近扎营的扩廓帖木儿的部队，并一举击溃了他们。扩廓帖木儿未被抓获，他逃到了沙漠以北之地，但是据说邓俞军队俘获了约84000人；这次胜利大大减少了西北地区亲元部队的潜在威胁。邓俞于是更向西进，沿黄河上游地区显示明军的威力。
在这同时，李文忠也北上，直趋山西之北的蒙古境内的兴和。他然后进兵远至开平，即从前的元朝北都——元上都——的旧址；但是，元朝统治者已北遁至应昌。他于1370年5月23日就在应昌死去，马上由他的32岁的儿子爱猷识里达腊继位。③李文忠终于追上了元朝朝廷，并在6月10日拿下了应昌城。爱猷识里达腊已设法逃走，但是李文忠捕获了他的皇后、他的儿子买的里八刺、许多蒙古贵族以及元帝的玉玺。爱猷识里达腊逃往漠北，仍被李文忠的部队紧追不舍。他设法摆脱追兵，到了哈尔和林才感到比较安全，他在这里跟扩廓帖木儿的军队会合了。
皇帝是笃信道教的。1370年，他征召江西龙虎山的道教祖师张正常和道教法师周元真到南京，向他们询问鬼神之理。张正常和周元真在光禄寺受到隆重的接待。对皇帝来说，另一个重要的道教法师和占卜者为张中，此人在1363年反对陈友谅的大战中的关键时刻曾经帮助过朱元璋。皇帝的学者顾问宋濂此时在翰林院供职，1370年应皇帝之请写了一篇张中的传记，他利用了1364年以来被皇帝保存的札记。①皇帝很重视周元真的情况，我们也是从宋濂给这个道士写的传记中了解到的。②1370年5月，皇帝授予他的10个儿子中的9个儿子——太子除外——以亲王的头衔和藩国。虽然诸王子有几年没有就国，但朱元璋要使他们担负重大的国防责任的计划已是日益清楚的了。他的诸子中主要的是次子、三子和四子：即秦王朱樉（1356—1395年）、晋王朱㭎（1358—1398年）和燕王朱樉（1360—1424年）；他们的首府分别在西安、太原和北京。③当这些王子10年以后成年之后，他们奉父皇之命镇守边疆，与蒙古人相持以兵。他们都是很有能耐的人。
1370年6月，皇帝命令重开文官的科举考试。在这一年以前，主要吸收文官的途径是由政府中的个别官员加以荐举。但是，这个制度为政府举用合格人才的人数显然是太少了，因此皇帝要恢复传统的科举制度，以便为公职提供有才之士。1370年6月5日的一道诏旨宣布，是年阴历8月将开征科考。①皇帝指示，考试应该包括开始的三场：（1）经义和《四书》一道；（2）论一道；（3）策一道。考试后之第五天，中式者还要经过箭术、马术、书法、算术以及律的知识的测试。皇帝显然强烈地坚持箭术的重要性，因为他在发布诏旨的几天以后又命令国子学生和州县学生都应该对它勤加练习。②皇帝把他作为天子这一角色的精神义务看得非常严肃认真。1370年的大早使他采取了斋戒沐浴三天的非常措施求神灵降雨。1370年6月24日，他命令太子朱标及其他王子也斋戒尽礼。正好在黎明前之第四更时候，皇帝穿着素色长袍和草鞋步行去宫外的岳渎坛。他铺上一张席子坐下，然后在烈日中曝晒一整天。皇后和妃子在这一活动中准备了农民的粗粝之食，她们还亲自为此目的下厨。皇帝搞了三天的曝晒仪式，后来又回宫继续斋戒。据记载，五天以后，即6月29日，阴云密布，次日便沛然降雨了。③皇帝虽然自己表演了祈雨师的角色，但他又采取步骤限制人民的宗教活动。1370年末，他下令禁止一切非正统的宗教教门，尤其严禁白莲教和明教（摩尼教）。他甚至禁止帝国境内所有人民祭告天地，宣布人民的这种活动为“非法”；他说，只有天子本人才能奉祀天地。平民百姓只准在年终祭拜祖先和灶神；农村中的农民则只准在春秋两季拜土地神。④当前元朝统治者的孙子买的里八刺于1370年7月到达南京时，明太祖给了他祖父一个庙号，称为顺帝，这是指这样一个事实：已故中国的元朝君主已顺从天命离开了中国。在正式入宫朝见皇帝时，买的里八刺也被授予封号，并赐第于南京。1370年7月12日，皇帝在南郊郊坛把他战胜元朝之事祭告于天；次日，他又在太庙祭告此事。
1370年夏，旨在恢复受严重战祸之害的地区的经济政策正在贯彻之中。这时推行了开中法，把粮食分配到山西这个萧条和贫困的地区。这是一种颁发凭证的制度，给商人提供了利润的刺激；它诱使商人用自己的资财运粮食到西北去。为了酬报商人水运的粮食，商人们被授以盐引，从而能从政府处买回食盐，然后又在零售市场销售获利。经营积极性很高的商人们发现，他们可以雇佣农民在边境地区种植粮食，因此节省了从内地运输粮食的费用。他们照旧收取盐引：盐引是按照距离边境的远近和交纳谷物的质量来计算的。这个制度刺激了边境的农业生产，也为洪武时期提供了平稳的粮价。①1370年政府还采取了另一个措施来整顿帝国的资源。皇帝命令户部要求全国所有户口在当地政府注籍并领取官方的户帖，户帖上面开列成年男子的名字、年龄以及财产。安徽徽州祁门县在1371年的一份现存户帖就载明，该户主有耕地0。854亩，一间草屋和一头黄牛。因此，户帖制度要求提供和记录国家为制订财政计划而感兴趣的详细的资料。②为了重新搞活他的家乡——安徽凤阳——的经济，1370年7月皇帝命令长江下游地区的苏州、松江、杭州、湖州和嘉兴等县的约4000户迁移到那里去。这些户在本籍都无田地，他们在凤阳分配到了田地。凤阳在14世纪40年代曾遭受一系列时疫的打击，本已人口凋零，在其后的20年中又因红巾军的战争而使人口继续下降。
1370年秋，北伐胜利军的将领们班师回南京受封。徐达和李文忠于11月25日抵达南京，皇帝亲迎于城外的龙江地方，以示极大的尊宠。皇帝在南郊按惯例把凯旋之事告天之后，他要宋濂等文人学士详细讨论以一种新贵族制度来酬庸报功；这是皇帝所希望建立的制度。宋濂和皇帝在大本堂——这是举行礼仪和教导太子的殿堂——对这个新制度商讨了一整个夜晚。①11月29日，皇帝细心地给徐达、李善长、李文忠、冯胜、邓俞和其他许多领袖们颁授了贵族爵衔。②位列第三的李文忠负责大都督府，这个职位在南京拥有很大的权势。
或许，皇帝在1370年最重要的创举是在皇城东边的宫门内建造了奉先殿。皇帝曾经询问他的学者顾问们关于皇族奉祀的问题，同时指明已为此目的建立了太庙。但是他认为，在太庙献祭得严格遵守前人的先例，这就不可能每天作家祭活动。他询问，怎样能在阴历每月朔望之际的晨昏行祭拜之礼。他要当时在礼部供职的临海（浙江）学者陶凯找出能做这种祭祀活动的古代先例。陶凯只能找到宋代有此先例，那时曾经修建了一个钦先孝思殿。根据这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出处，皇帝就命令兴建了这个奉先殿。这个新殿里供奉着明太祖的四世祖考。除每天烧香之外，每月朔望还要给祖先的神灵换上新祭品。在祖先们的生日和忌日都要上供，一切“如家人礼”地办理。有些礼仪从太庙移到了奉先殿履行。①皇帝很有决心在祭祀之日实行斋戒，作为表率。为了推动这种努力，他命令陶凯铸造一个铜人，手执竹笏，上面刻有“斋戒”二字。他告诉臣下，这个铜像要在他斋戒之日展示在他面前，使之起到提示者的作用。②① 关于朱元璋的传记，见吴晗：《朱元璋传》＇587＇（1949年；修订版，1965年；1979年北京重印）；富路特和房兆楹编：《明人传记辞典》＇191＇（纽约与伦敦，1976年），第381—392页。
② 分别见于《明人传记辞典》＇191＇中他们各自的传记，第602—608页；见张廷玉等编：《明史》＇41＇（1736年；1974年北京重印），125，第3723—3732页；《明人传记辞典》，第115—120页；《明史》，125，第3732—3738页；以及《明人传记辞典》，第850—854页和《明史》，127，第3769—3773页。
① 关于登极仪式的详细情况，见《明实录·太祖实录》＇380＇（1418年；1961年台北重印），28上，第433—438页；29，第477—482页。
② 他们的真实名字他是并不知道的，因为他出身于一个贫寒和无文化的家庭他往后就前往社稷坛献祭。
① 王崇武：《明本纪校注》＇542＇（上海，1948年；摹印本，香港，1967年），第107—108页。这一篇更早的文告应该与《明实录》＇380＇上的文字作一参校，见《太祖实录》，29，第482—483页。
② 关于皇后和太子的传记，分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23—1026页，以及《明史》＇41＇，113，第3505—3508页；另见《明人传记辞典》，第346—348页。
③ 他们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225—1231页；《明史》＇41＇，128，第3784—3788页。
①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中的传记，第1248—1251页；《明史》＇41＇，126，第3751—3756页。
②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中的传记，第909—910页；《明史》＇41＇，129，第3804—3808页。
③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389—1392页；《明史》＇41＇，127，3773—3774页。
④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932—938页；《明史》＇41＇，128，3777—3783页。
①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53—455页；《明史》＇41＇，129，第3795—3799页。
①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881—887页；《明史》＇41＇，126，第3741—3746页。
②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4—45页；《明史》＇41＇，299，第7654—7656页。
③ 见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76年），第40—42页以下。
①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24—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