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宗已有很多谋士，但他接着又去找受人尊敬的原宰相李泌（722—789年）。李泌或许是晚唐高官中一位使人瞩目和最不落俗套的人物。他在文学上是个神童，七岁时唐玄宗曾面试他作博学的赋的能力。后来他多年隐居山中修道和求长生。他的政治生涯颇富传奇性。当肃宗当太子的时候李泌被召入朝为翰林学士和顾问，他立即以诗见迕于杨国忠和安禄山两人。由于这样失于检点，他又被放归田里。肃宗后来在灵武召见他求助时，他就更加小心谨慎了，但是如上所述，他只暂时做了战时宰相。后来他又一次退隐，因为他畏惧有权势的宦官李辅国。后来，代宗第二次把他弄进翰林院，但他与元载相抵牾，并且被降级使用。
尽管有强烈的理性主义癖好，德宗在做太子时就已经在长安西郊李泌著名的道教静修胜地做李泌的学生，因此新皇帝甚至比他的前辈更易受享有圣人盛誉的李泌的影响。附带地说一下，德宗早年对道教和炼丹术的兴趣终其身仍然是十分强烈的。事实上，道教的学问和原始科学，特别是求得它的长寿仙药，都是皇室全家的业余爱好，但这事却是正史费尽心机加以掩饰或惋惜的。①没有疑问，李泌的入世态度在许多方面都很像不空和尚，也是他那个时代的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李泌历事四位皇帝而又备三朝顾问，能夸这种海口的政治家当然是少而又少的了。
李泌强烈地信奉道教，这就使人看不清他也是一位真正能干和富有想象力的官员。从785到787年，他做了京师以东陕州地区的观察使，他在这里开辟了三门峡周围的道路，并且平定了一起戍军叛乱。李泌当宰相的时候力促进一步加强汴渠的安全措施，包括新设置一个武宁镇作为防备山东闹独立的平卢的第一道防线。他是与回纥突厥人重新结盟的主要负责人，这在下面的对外事务中将予以论述。他又是极力主张大建营田的人，想以此节约边防军的用费。这个思想在当时曾有广泛的讨论，但李泌巧妙地提出营田制是旧府兵制的产物，使这个新制度有了必要的历史根据。
李泌还进一步致力于皇帝所迫切关心的财政问题。他在税收上作了些技术调整便节省了大量的钱。由于甘肃被吐蕃人侵占，有四千多外国人——主要是波斯人和粟特人——流落在长安，他停发了国家对这些人的赡养费用；仅这一项就为政府每年节省了50万缗的开支。他倡议推行给政府官吏增加薪俸的措施，因为二十多年来官员们的薪俸都很微薄。可是，尽管李泌智虑甚周，但对财政形势日益恶化的某些方面他却无能为力。8世纪80年代之末正当通货膨胀的战时经济之后开始通货急剧紧缩的时期，唐帝国的财政面临着严重的拮据和混乱。①但是正在这时，德宗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央政务的短期成败上，而在出现困难的经济问题时，他这样做根本不对头。例如，尽管李泌在787年曾劝说皇帝拒绝接受地方大臣的“贡献”，他指出，这会随之损害皇帝的威信，可是德宗在半年以后又偷偷地恢复了这个陋规。财政的急需迫使他接受这些贡品，但它们有时是邀求特殊恩宠的赤裸裸的贿赂。德宗因此得了贪污和玩两面派的坏名声。②德宗朝廷更主要的缺陷是它只倚靠一个人，即只倚靠李泌本人。李泌总是做一个单干的哲学式顾问，很显然从来没有培植一大批政治党羽。他也无法对别人施加自己独特的政治影响。所以他的政策的连续性就受到了损害。战后第三位重要的宰相窦参（733—792年）的宦途造成的麻烦，便是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李泌在临终前的几个月内请求德宗任命窦参为宰相以兼领财务，那时他已生病，不再能够单独履行他身上的重任了。史料上没有交代清楚李泌和窦参之间有什么关系（如果他们真有关系的话）。但重要的是，德宗只是很勉强地同意了李泌的请求，因为他心中已另有宰相人选，所以窦参久于相位的机会从一开始就是微乎其微的。何况李泌和窦参两人的作风又判然不同，这一点更加使窦参不大可能取代李泌的职位。窦参虽然也出身名门，但他是通过在法律界的一连串职位驰名于官场的，而且他又似乎从未获得什么文学上的漂亮头衔，这种文学荣誉是同通往高级官职的体面而吸引人的途径相联系的。他之能够爬到卿相高位，是因为他是一个精明刚狠的政治人物；他无疑地曾在他的司法调查中搜集了许多关于宫廷政治的内幕消息。而且他也不是长安的一般官僚。他不止一次地向中国东南部那些有势力的节度使们发起挑战，因此，他之被任命为宰相在那些藩镇中间是会引起不安的。
窦参和德宗曾经在一个时期内相处了下来。窦参常常在宰相们同皇帝议完事后单独留下来，以便同德宗谈机要问题。①几乎可以肯定，在积聚由皇帝本人控制下的税收储备的活动中他是皇帝的很默契的合作者。在他当政府首脑的三年任期内，关于其他方面我们所知者甚少，只是知道他是因什么问题倒台的。窦参犯了一个大错误，那就是他公然把他的亲朋故旧提为高官，而且他的生活也极度奢侈浪费。这使德宗多心起来，因为他肯定地记得，另一个贪得无厌的元载也是因了这种问题而引起他父亲的疑虑的。窦参的敌人控告他结成了一个掠夺成性的朋党，此后不久，他的几个死党就被卷进了贿赂案件和诋毁陆贽的阴谋案件中去。窦参被罢免了宰相职务，并在792年被贬谪。他在去南方的路上竟愚不可及地沿途接受地方大员的财货，这种行为被德宗称为煽惑滋事。只是由于不久之后本人也做了宰相的陆贽费了好大的劲，才说服了皇帝不要玉石不分地将窦参的党羽一概处死。①可是，窦参的命运是决定了的，他在长安的大批财产也在他死后被役收；存进了皇帝私人的库藏中。
窦参事件促使德宗比以往更加下定决心，要亲自对政府进行控制。他的反应完全是合乎情理的。在窦参执政时期，政治上的勾心斗角使得有秩序的行政工作实际上无法进行。为了应付这个困难，唐帝国在792年再一次把财权分成两片。但是这两片的财政官衙首脑也继续闹对立，而且闹得不可开交，致使事务不得不停了下来。与此同时，供应和通货不足的问题迄未解决。华中的水旱之灾、地方卫戍军队的几次叛变和吐蕃人进攻西南边境的压力：这些问题都需要更多的钱来应付，还需要有妥善谋画的恢复政策。
因此，对于任何想承担政府职责的官员来说，这不是称心如意的时代，甚至对有才能的陆贽来说也是如此。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作为德宗的一个年轻的私人亲信，陆贽曾经出谋划策，从政治上解决了公元8世纪80年代的战争。但是，在792年当他被任命为宰相的时候，他过去和皇帝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再也不足以使他能理顺政务和重建他官场的良好的名声。原因在于他从前的职位同现在做了宰相以后所负的新责任之间有了差别。
从7世纪开始以后的不多几年起，翰林院就变成了一个兼容并包的掌握各种学术和实际才能专家的集团，以备皇帝对各种专门问题的谘询。①在唐玄宗时代，翰林院（从前称为翰林学士院）改变了它的性质，它摒弃了纯技术人员，而宠遇有卓越文才的人。在这同时，翰林学士则参与了起草国家重要文件的工作。根据约定俗成的办法，一般文件由中书舍人起草，或者由六部适当的秘书人选起草。但是从8世纪中叶起，翰林学士起草的东西就多了，其中有很多是皇帝的诏敕、高级官员的晋升令、对申诉的裁答，以及对外邦统治者的往来信件等等。翰林学士无定额，虽然通常在一个时期内平均约为六人。
在代宗和德宗时代，某些翰林学士开始成了皇帝在决策时的顾问。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可以接触机要政治情报和国家机密，当顾问是很自然的结果。有几位翰林学士有时竟能与宰相的权势相抗衡。例如，陆贽就被人称为“内相”。在德宗的孙子宪宗（805—820年在位）时代，被选入翰林院的青年人是出类拔萃的人，可能有一个锦绣的仕宦前程在望。中年的翰林学士可能有直接被任命为宰相的最佳机会。
但是，在翰林院和最高层正式官僚之间虽然在阶级和文化见解上有明显的互相联系，但也有重要的差别。一位翰林学士只对皇帝一人负责，而宰相则公开地互相负责，也公开地对整个行政官僚阶层负责，因为他们经常得代表这个阶层的利益对抗皇帝的利益。对于任何要从翰林学士调为宰相，或从宰相转成翰林学士的人来说，在礼仪和处事方式等问题上都要遇到许多困难。在翰林学士向皇帝进言的时候可以很坦诚，甚至可以直言不讳，或者反之，他可以采取古代的儒家王者之师那种充满信心的态度和训戒的口吻畅所欲言，因为这种活动方式是秘密进行的。相反的，宰相在朝堂直言无隐就会冒逆龙鳞的危险，使皇帝公开受到压力，甚至使他处于遭受讥议的地位。
陆贽就是一位愿为翰林学士而不能、或不愿改变他的行为的一个例子。①作为宰相，他和在翰林院中长期工作时（779—791年）一样地自恃和严格。他对皇帝的目光短浅所作的规劝可能有理有据，但他进言的方式方法却不太策略。说到底，官僚眼中看到的皇帝的贪得无厌，对德宗来说却是无可非议的。这种使对方感到困扰的言论，就一位随和一些的宰相来说是可以避免的，但这时它却使德宗和陆贽的值得回忆的友谊化为乌有。陆贽不肯改变他的习性，结果弄丢了官，并且随之带来了给官僚政制的权势真正蒙上阴影的时期。
但是，陆贽的最不适于担任宰相的方面恰恰表现在他与皇帝的关系上。他流传至今的文集中包含许多奏疏，它们虽然常常是长篇大论，立论纷繁，却都是讨论他当时的基本问题的，又以议论的功力和警辟见长。其中最著名的是794年就财政问题上奏的关于两税法现状的六条长疏。②陆贽在理论上是反对这个税法的，认为它不是以健全的重农原则为基础，但尽管如此，他也不想入非非地要求把它统统加以厘革。反之，他认为它是一个既成事实，只要求加以改进，因此提了许多具体建议来消灭税收中的各种技术上的弊端。他更进一步地申论说，唐王朝当前经济困难的真正原因是8世纪80年代的战争时期和战争以后政治形势积弱，因此，不振兴政治就不可能改进现状。这当然是个很担风险的意见，因为它直接反映了德宗的行事。直率地提出问题而又注意在事势上有所克制，这二者的互相结合便是陆贽的特点。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虽然他生前在政治上没有完全取得成功，但他的许多建议在下一个世纪却被各种各样的人物采择施行，而且他的声誉也在往后的朝代中有增无已。
陆贽感到自己在朝中很受限制。我们现就下面一例进行讨论：在财政事务上他被迫承认792年的行政分工办法，虽然这样做会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力。后来不过几个月之后判度支的位置忽然出了缺，德宗没让陆贽的门人李巽接管这个差使。尽管陆贽提出强烈抗议，皇帝却任命了另一个人裴延龄（728—796年）来担任。裴延龄年岁较大，是一个更有经验的官吏；他也以非正式的、私人的方式做过皇帝的助手，但是他的身份是集贤院的成员，而不是翰林学士。他们两人背景不同，自然要引起对立，但是无论如何，任命裴延龄来判度支一事证明了是对陆贽行动自由的真正限制，因为他阻遏了陆贽所想做的一切事情。裴延龄一心一意为德宗聚敛钱财，或者在帐面上搞鬼，或者公然籍没平民百姓的钱财。他甚至敦促皇帝更广泛地利用单独的皇室内库。不用说，裴延龄在活着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最后在历史的案犯类目内占有了一个大骗子的席位。因此，陆贽是处于恶性循环之中：他被令人绝望的财政形势捆住了手脚，同时又因政治形势而被剥夺了他所需要的全权；裴延龄的起用妨碍了他应用已有的权力来卓有成效地工作，而这种权力现在又是他要取得财政和政治成功的关键。陆贽的学识渊博而有些冗长的建议未能引起一个急于求得钱财而又憎恶百官的皇帝的同情。到了最后，陆贽摊了牌，他在一份冗长和逐条开列的长篇控告中攻击了裴延龄。皇帝仍然愿意留用裴延龄为宰相，而在795年，陆贽被贬逐到南荒之地。他幸免于处死，但是对这样一位卓著勋劳的官员竟然考虑要处之以死，这件事本身就说明，德宗皇帝已对全体官员不抱任何幻想了。
德宗最后十年的统治（795—805年）
如上所述，在8世纪80年代的叛乱时期，德宗已发现，神策军在官僚的管理下已变得衰败。他的解决办法是在786年命窦文场和霍仙鸣来监管神策军的两支军队。10年以后，即在796年，他采取了一个决定性的步骤，命令他们统监这两支神策军，冠之以护军中尉称号。①这在实际上意味着，窦文场和霍仙鸣把宦官的权力扩及全部禁军的十支部队，因为神策军是禁军中势力最大的队伍。他们控制了这样机动和强大的部队，而又密迩京师，这就成了宦官在后来一百年中掌握实权的基础。
德宗和宦官的利益都在于不惜用一切手段确保神策军的忠诚。因此，神策军薪饷优厚，定期发给，所以它与许多远征军和边防军的苛刻服役条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且他们享有司法和财政上宽厚的豁免权，以致长安的富户争相贿赂宦官，使自己成为挂名的神策兵。因此，禁军的全部数目剧增至数以万计，其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合法的兵士。不久以后，士兵们在不值勤时的纪律变得松松垮垮，少数几支驻扎在远离京城而不受其诱惑的精锐部队则是例外。在8世纪的90年代，神策军经常抢掠平民的财产。在此同时，在皇室当差的宦官又用所谓宫市制度来坑骗商人。这些肇事者受到保护而不会遭受报复，甚至最臭名昭著的敲诈勒索者也无不如此。所以几百年来历史学家都用这些事件来证明晚唐宦官欺压人民，作恶多端。②有